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馬克思說得好，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說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構建文化自信的過程中，文藝家與群眾文化工作者既肩負著時代的使命，也擁有特殊而廣闊的創造空間，必定能夠做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

文化自信六個“更”的提出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文化問題進行了持續深入的思考，在這些思考中，“文化自信”的思想特別重要。2015年11月，在會見“讀懂中國”國際會議外方代表時，習近平同志說：“中國有堅定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質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傳承基礎上的文化自信。”這里完整提出了包括文化自信在內的四個自信，而且明確其關系是“3+1”，而不是簡單并列。2016年5月，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說：“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說到底是要堅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然后，在“七一講話”中說到，“全黨要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至此，文化自信的意義，在前面所提三個“更”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三個“更”，四個自信形成了一種系統性的關系，需要深入學習和領悟。

學習與領會文化自信思想，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如何理解文化自信的六個“更”？ 弄清了這個問題，文化自信對其他三個自信的特殊關系也就能夠理解了。所謂六個“更”，也就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表述，把這六個“更”稍微梳理一下，可以看出其意思是從時間與空間的定位，一方面是時間的長久性，另一方面則是空間的廣泛性，這是基于文化與人之關系而提出的，是對文化具有長久而廣泛影響人的特征的承認，從而確認文化自信是更重要的一種自信。在文化學研究中，這一特性是公認的，如雅各布·布克哈特就認為，“文化的許多因素并不為人所感覺到，因為它們是從某個以往民族那里傳承到人類共同血液中的。我們應當時刻意識到，這種無意識的文化成果的積累不僅發生在每個民族中，也發生在每個人身上。”這里，既有對其歷史傳承性的確認，也有對空間廣泛性的確認。

文化自信六個“更”的時間意義

首先，六個“更”中的“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揭示了文化在時間上對人的長久性影響，是由文化的代際傳承性所決定的。

文化是相對于自然而存在的一個概念，人是在改造自然的過程中進化并形成的，改造的成果及其過程就被稱為文化。從詞源學來看，西方的文化概念可溯源于古希臘羅馬。文化（Culture）一詞的語言形式是Cultura，來自拉丁語Colere，意思是耕耘、培植。因此，在德語、英語、法語中，“文化”一詞都兼有培植、栽種之意。在遠古時代，由于農耕活動受自然的限制大，人們不懂得自然現象的奧秘，只好當作神的意志來對待，為了農事的順利，通過祭祀活動向神表達自己的愿望。這樣，“文化”這個詞與巫術宗教也密切相關。而在漢字中，與文化意義最相近的是藝術，而藝字的象形字正是表示一個人跪著種莊稼，《說文》解為：“藝，種也。”

盡管耕耘、培植的結果是地面上長出了植物，與自然過程相仿，但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因為這是人的行為結果。用馬克思的話來說，正是在改造對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證明自己是特殊的類存在物即人類。馬克思將人類生產的歷史和已經產生的對象性的存在，稱為“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通過這種生產，自然界才表現為人的作品和他的現實，人能夠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即讓人意識到人之偉大、杰出。

由此，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提及，有西方學者將文化解釋為：文化是由解決問題的傳統方法構成的，所謂“解決問題的傳統方法”，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反應形式”。在一種文化中，大家都接受這些反應形式，因為它們在實際生活中行之有效，因此，文化是由學習得來的解決問題的方式構成的。顯然，對人類來說，首要和最初的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生產實踐——文化之源頭。

如果說，被改造的自然可稱為廣義的文化，那么，所謂“直觀自身”的活動就是狹義的文化了。這種最早的狹義文化活動，肯定要早于文字的形成，因為當時并沒有傳播載體，那么它是如何延續下來的呢？那就是依靠傳承，即口頭的和手把手的方式，讓下一代在被改造的對象世界（工具、開墾出來的土地）面前知道如何進行這種最早的文化活動。這樣一種傳承方式，當然能夠適應于任何人，產生近乎遺傳一樣的本能。

美國學者羅斯瑪麗·列維·朱姆沃爾特在引用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中的論斷“一種文化就像一個人，是一種幾近一貫的思想與行為模式”時，就補充說，“口頭傳承便是文化的一種手段，它反映了這種模式化的過程”。另一位學者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在《回憶》中考證了，在非洲不識字的人對低水平的“死記硬背的再現”有特殊的能力。這種社會的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內在記憶來傳播文化，來在代際之間傳遞知識和習俗。但是，他們并不以完整的形式記住每件事情,也就是說，不會一字不差地熟記它們。他說自己認識的很多人根本不能連貫地敘述葬禮或成年儀式的復雜程序。但當這些儀式真的開始時，一個活動就會引導著另一個活動，直到一切都被完成，一個人的回憶將幫助另一個人。

由于早期文化起源于人的進化，并僅僅依靠口頭與手把手就能夠長久傳承，這就奠定了文化的長期積淀性質。到文字產生以后，文化傳承的方式更是有了新的載體，其延續性更是不容置疑。特別在中華文化中，漢字是惟一由遠古存活至今能夠走入數據時代的起源文字，其使用時間迄今至少已超過3300年，漢字還是惟一不需解謎的起源文字，使用人口最多，印刷書籍也最多，也就是說，漢字這一文化形式成功地長期負載了特定的文化理念。應該說，文化自信之所以具有時間上的基本性、持久性、深沉性，理由就在于此。

文化自信六個“更”的空間意義

其次，六個“更”中的“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揭示了文化在空間上對人的廣泛性影響，這是由文化的感性特征所決定的。文化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形式，凡人之創造物，均可稱文化。文化一方面展示出人的本質力量，另一方面給人以影響，使人從自然人成為社會人、文化人。

由于文化形式是多樣的，不同文化形式對人的影響程度、速度是有區別的，形成廣泛性影響的差別。具體地說，在觀念文化和器物文化中，當然是器物文化的影響更直接、簡易，這就是生產工具——標志著生產力水平的文明形式能夠不斷超越傳統觀念而產生廣泛影響的原因，工業革命的成果最終為全球任何地區所接受。而在觀念文化本身來說，感性特征突出的文化之影響力要比理論邏輯特征突出的文化更直接、簡易。比如說，藝術、宗教、民俗就比各種理論學術要容易產生影響，即廣泛性影響更大。

《呂氏春秋·古樂》載：“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闕：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顯然，這就是一種簡單而感性的帶有民俗性質的文化活動——古之先民以大眾化的歌舞形式來傳達復雜的理念，將祖先的由來與自然萬物以及歷史人物的實踐構建為一個整體，內含本體論、歷史觀與原始的宗教信仰。

顯然，民俗這種文化形式對人的影響之廣泛性，是超越于一切理論形式的。以中國人的春節而論，由于這是一個年度的輪回，中國人便賦予其隆重的禮節意義，而且需要以全家人歡聚，特別是兒女回到父母身邊的形式來實現。因此，春節的“回家”便成為這個禮節的必須形式，在春節回家這個禮節面前，一切時間和空間的障礙都不是理由，由此創造了世界上最為壯觀的人口流動奇觀，這本質上是一種樸素的民族認同，是民族凝聚力的表現。人們也許不知道其中的理論內涵，但所有的人都會服從之。

至于審美文化，魯迅當年在談到詩歌起源時就說，原始人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為了共同勞作，必須發表意見，才漸漸練出復雜的聲音來。假如那時大家抬木頭，都覺得吃力了，卻想不到發表。其中有一個叫道：“杭育杭育”，大家予以應和。這樣就成了公認的規則，而其之所以容易得到公認，因為其采取了感性的形式（韻律與節奏），對接于人人都有的節律感。

王國維在《宋元戲曲考》中分析藝術之奧妙時說，“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王國維論斷的意義在于，他提出了藝術能夠廣泛影響人的三條理由：沁人心脾之情，在人耳目之景，如其口出之事（即能夠與日常生活對接），其影響力、感染力均在于審美文化的特殊形式即感性化形式，能夠直接與大眾的感受能力相吻合。

以具體理論命題而論，在理論形態的價值體系中，愛國主義為什么是最深層、最根本、最永恒的價值觀呢？須知在人類社會進化的漫長歷史中，國家之形成以及具體國家存在的合理性，都需要在理論學術的層面去深化，這不是任何人都能夠簡單理解的。但是，惟有借助審美形式，愛國主義主題才能夠直接進入大眾的內心。德國哲學家卡西爾認為，審美體驗蘊含著人的一般感覺所不可企及的無限可能，只有在藝術作品中，這些可能性才能變成現實性，“它們顯露出來并且有了明確的形態。展示事物各個方面的這種不可窮盡性就是藝術的最大特權之一和最強魅力之一”。

習近平總書記依據文學史概括出，“愛國主義是常寫常新的主題。擁有家國情懷的作品，最能感召中華兒女團結奮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陸游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憂國’、‘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則徐的‘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岳飛的《滿江紅》，方志敏的《可愛的中國》，等等，都以全部熱情為祖國放歌抒懷。”可以說，愛國主義滲透入民族個體的血液之中，審美文化功不可沒。

可見，由于文化具有感性特征，文化更容易存活于最廣大的人群當中，更容易產生廣泛性的影響，這就決定了文化自信具有空間上的深沉性、基礎性、廣泛性。

至此，我們便可以理解，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為什么要特別地揭示出文化自信的六個“更”呢？就是因為，只有借助于這六個“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才能讓政治家、理論家的成果走進大眾的世界，讓大眾在容易感受和傳達的文化方式中，理解和接受頗有專業特征的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

馬克思說得好，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說服人的最好形式何在呢？那就是文化的形式。在構建文化自信的過程中，文藝家與群眾文化工作者既肩負著時代的使命，也擁有特殊而廣闊的創造空間，必定能夠做出無愧于時代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