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擺脫貧困》的治國要略與傳承
來源：人民日報 | 冉昊 2018年01月05日09:02
《擺脫貧困》（福建人民出版社）最早出版于1992年，它是習近平1988年到1990年擔任中共福建省寧德地委書記時29篇重要講話和文章的合集。
其時他才35歲，作為年輕的地委書記，可謂風華正茂，意氣風發，理應有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氣派，但這本書讀下來，卻是如飲甘飴的風格，而涓涓細流中仿佛暗藏著一股力量，使泉石有聲，鏗鏗然而余音無窮。這股力量究竟源于何處，能夠如此深厚而彌堅？
平實而有根據和方法
文筆實，是這本書鮮明的特點。雖然本書的核心是講寧德作為落后的少數民族地區如何擺脫貧窮，但讀起來沒有空而無物的大道理，或是高高在上般頤指氣使，只有簡單平實的大實話，全然感受不到書的作者是主政一方、年輕有為的領導，而更像是一位語重心長的大哥哥坐在身邊，與我們談心。如談到秘書工作時習近平說要努力做到“五不”，即“不自恃、不自負、不自詡、不自卑和不自以為是”，朗朗上口卻切中要害。
習近平善用比喻，他用“滴水穿石”的故事形象比喻經濟落后地區的發展，“不可能一夜之間就發生巨變，只能是漸進的，由量變到質變的，滴水穿石般的變化”，并由此聯系到為官一方不應當急功近利，“不需要新官上任三把火希圖僥幸成功的投機心理……是鍥而不舍的韌勁，而不需要‘三天打魚，兩天曬網’的散漫”。
依據牢，是本書的又一亮點。別看當時的習近平年紀輕輕，寫文章卻是有理有據。一面是用數據做支撐。當談到寧德地區的畬族貧困人口問題時，畬族貧困戶多少、占比多少、脫貧率多少，作者對這些數字了如指掌，看得出他早已將這些世情民情內化于心，而不是“趕鴨子”般地倉促羅列到文章上去的。
另一面是有歷史沉淀和理論深度。這本書既有歷史典故，又有對經典文獻恰到好處的引證。講做縣官的重要性，用海剛峰“官之至難者，令也”的名言做旁證；談做官的動機，卻舉出李白、杜甫官不過五品，說明做事留名與官階大小并無必然聯系等。在分析“為官之德”時，習近平引用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對原始氏族社會中酋長的道德傳承性的論證，指出道德的力量之于人性的普遍價值，由此引申出對共產黨領導干部道德水平要嚴格要求。
方法好，體現了這本書的實際功用。這個“好方法”并不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而是習近平當年做地委書記時的工作方法——密切聯系人民群眾和調查研究。習近平認為這是解決貧困地區發展問題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提高領導威信的必要條件——因為領導的威信“靠上級封不出來，靠權力壓不出來，靠耍小聰明騙不出來，只有全心全意、盡心竭力、堅持不懈為人民辦事，才能逐步地樹立起來”。
為此，習近平甫一上任，就花一個月跑遍寧德地區九個縣，針對閩東少數民族地區和貧困地區交雜的現實狀況，提出了“弱鳥如何先飛”的戰略發展思路。他密切聯系群眾和調查研究的這個法寶，與毛澤東的“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群眾觀以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群眾工作法則一脈相承。他將這種務實的工作方法和作風一直堅持下來，才逐步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擺脫貧困”的理念傳承
這本書雖成于將近30年前，但并不因時間久遠而過時，也不會因為它只是針對閩東這樣一個相對偏遠落后的局部地區而喪失其普遍性意義，原因在于本書所蘊含的巨大價值——“脫貧”理念的傳承與對現實扶貧的借鑒，并不會因年代的星移而衰減。
第一是“精準扶貧”的方略，也就是“扶持誰”的問題。早在1988年閩東九縣調查中，習近平就提出了“要有比較明確的脫貧手段，無論是種植、養殖還是加工業，都要推廣‘一村一品’（即每個村都要抓一種有特色的產品）”。這里實際上強調的是扶貧的針對性——當前“精準扶貧”針對每家每戶的不同情況“建檔立卡”，從而實現扶貧的因地制宜和因人而異，在某種程度上是習近平當年在寧德地區搞脫貧的總體思路的延伸。
第二是通過加強基層黨建來扶貧的思路，也就是“誰來扶”的問題。當年，習近平敏銳地洞察到，貧困地區致富難的重要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之后農村黨組織凝聚力不強了，更有甚者認為“包產到了戶，不要黨支部”——這與黨的十八大以前部分基層黨組織普遍出現寬松軟的局面何其相似。在習近平和廣大群眾的努力下，寧德地區逐步重新樹立了“要想脫貧致富，必須有個好黨支部”的理念，使農村黨組織成為“加強脫貧第一線的核心力量”。正如當年的寧德實踐，現在全國范圍內共選派了77.5萬名駐村干部和19.5萬名第一書記，通過駐村幫扶，實現對貧困村駐村幫扶的全覆蓋，讓駐村扶貧“下得去、待得住和真扶貧”。
第三是扶貧模式的創新，也就是“怎么扶”的問題。當年習近平對“閩東經濟發展的六對關系”做過深入分析，頗有點毛澤東主席“論十大關系”的格局。其中，關于正確處理開放與扶貧的關系，習近平當時就已經認識到用“開放”帶動扶貧的重要功能，通過開發資源和開放市場，實現畬族地區脫貧從“輸血”到“造血”的轉變。這與當前“精準扶貧”過程中，通過金融扶貧和產業扶貧，實現從“別人給錢”到“自己賺錢”的轉變，其內在思路是完全一致的。現在“勞務輸出脫貧”的創新模式，即通過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和農民工市民化來推動貧困戶脫貧，也可追溯到當年習近平對寧德地區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脫貧的實踐。
記得小時候，在貴州，大山里的孩子們冬天跟著牛尾巴走，眼見牛拉下一泡屎，便紛紛魚躍上去——用糞便的余溫來采暖。幾十年過去了，如是場景，早已一去不復返——即使是在現在最貧困的地方。5年來，全國有6000多萬貧困人口脫貧摘帽——這意味著每年有1200多萬人口脫貧、每個月有100萬中國人脫貧。雖然在扶貧脫貧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但這個成就與別的國家比起來，恐怕也是非常難能可貴了。
從傳承“擺脫貧困”治國要略的意義上說，習近平的《擺脫貧困》雖是舊作，卻不啻為一部新著矣。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