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無論是從文學創作方面來看，還是文學理論批評方面來看，2017年的文學與文壇，都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循序發展中，以一系列重要現象的不斷顯現、重大事件的連續凸顯，表現出不同以往的新異發展，這些都向人們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紀文學的發展進程中，2017年具有格外值得關注的重要內涵與特別意義。

辭別2017，迎來2018，新世紀文學就走過了它的第17個年頭。回望17年，可以說，變動不居的文學，因不斷添加新的元素，混合新的關系，凝聚新的力量，日益顯得樣態更加豐繁，關系更其復雜，格局更為繚亂，場域更顯喧囂，而這又使新世紀文學既面臨著新的挑戰，也充滿著新的契機。

無論是從文學創作方面來看，還是文學理論批評方面來看，2017年的文學與文壇都在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循序發展中，以一系列重要現象的不斷顯現、重大事件的連續凸顯，表現出不同以往的新異發展，這些都向人們清楚地表明，在新世紀文學的發展進程中，2017年具有格外值得關注的重要內涵與特別意義。

概要地看，2017年的文學發展，一如既往地緊跟著時代的腳步，切近著生活的現狀，而且較之于往年，在理論批評的能動性、文學創作的現實性等方面，都表現出前所少有的新趨向與新氣象。

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學習與研讀走向深入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就包括文藝在內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作過多次重要論述。尤其是2014年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6年的《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文藝工作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中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科學分析了文藝領域面臨的新形勢新情況新問題，正面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怎樣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等一系列根本問題，這實際上已經體現出了文藝思想的基本形態。黨的十九大報告正式提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之后，作為其基本構成的文藝思想，更加確定和明晰起來，更為人們所高度關注和充分認識，從而使習近平文藝講話精神的學習與領會，深化為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學習與研讀。

10月26日，中國作協黨組書記處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研究部署中國作協和文學界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工作。10月31日，中國作家協會召開第九屆主席團第三次會議，傳達學習了黨的十九大精神，作出關于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的決議。隨后，中國作協相繼召開機關全體人員大會，文學專門委員會分別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座談會。大家普遍認識到，習近平文藝思想中既有黨對文藝工作的要求與期望，也有對文藝規律的強調與發揮，特別是深含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底蘊，緊貼近4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社會實踐與未來中國的發展遠景，使它帶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濃郁的時代特色。進入新時代，要有新風貌。這個新風貌就是要在充分認識新時代特質的基礎上，使文學煥發出新的精神風采，使文學事業呈現出新的發展景象。

10月27日，中國文聯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召開會議，專題學習黨的十九大精神。10月31日，中國文聯召開黨員干部大會，傳達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11月3日，中國文聯主席團召開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座談會。中國文聯所屬的全國文藝家協會，相繼召開學習貫徹十九大精神座談會，暢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偉大意義，紛紛表示要緊密結合文藝工作的實際，把學習宣傳貫徹十九大精神的成效，切實體現到堅持正確文藝方向、指導文藝創作、努力推出精品力作之中，體現到堅持正確創作道路、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之中，使之成為繁榮發展文藝事業的精神指引和前進動力。

理論批評界在十九大精神的指引下，著力于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內涵與意義的學習與研讀，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于習近平文藝思想的認識與理解。

仲呈祥在《習近平文藝思想：時代的召喚 人民的需要》中談到：“習近平文藝思想，作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繁榮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的理論綱領和行動指南。”他認為，習近平文藝思想，就是21世紀中國共產黨人在繼承毛澤東文藝思想基礎上，與時倶進地把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最新成果。是從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與人民、經濟、政治、社會、生態關系的辯證闡釋與科學總結。

董學文先后以《論習近平文藝思想的時代特征》《充分認識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偉大意義》兩篇文章發表了他研讀習近平文藝思想的體會。他認為，習近平文藝思想是在社會主義文藝改革的深化過程中出現的，是在反思和直面問題中展開自己的理論畫卷的。它的各個論點，都是從現實需求和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關切與期盼中催生和提煉出來的。從習近平的大量論述中，我們幾乎可以發現文藝理論研究和文藝創作需要探索和解決的所有要素與層面。這些問題層層展開，都是有的放矢、切中肯綮、目光如炬的，不僅創造出新的話語，實現了經驗性“名稱”向規定性“概念”的升華，而且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勾畫出一種能發揮突出作用的框架結構。談到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特征，他認為，習近平文藝思想一是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創造性地落實到文藝各個層面，將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擴大到文藝工作和文藝創作的各個環節，從而使許多文藝課題有了新時代的新鮮感；二是實現了文藝理論從概念演繹到現實邏輯的研究范式轉型，實現了文藝理論從引進依賴到主體自信的認知模式轉變，將文藝理論研究從長期陷于西方學說的泥淖和迷信中擺脫出來；三是厘清了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傳統、中國智慧、中國貢獻對文藝理論的價值，從理念到規則、從路徑到方案、從頂層設計到實施辦法，全方位地提供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新范本。

還有一些文章，分別就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內涵與特點等，從不同角度予以解讀，如張知干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基本特點》、金永兵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理論品格》、丁國旗的《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兩個理論支點》都具有代表性。

強勁發展的現實題材成為創作主潮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談到文化建設與文藝工作時特別強調：“加強現實題材創作，不斷推出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的精品力作。”現實題材之所以在各類題材中顯得更為重要，既在于正在高歌猛進的社會生活需要文藝作品以藝術的方式加以表現，又在于文藝作為孕育于生活的精神產品，需要在這種近距離的藝術觀照中，把握時代的內在脈搏，保持與人民的聲息相通，從而使整體的文藝創作成為這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態的影像與寫照，具有這個時代所獨有的烙印和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現實題材具有無可替代的特殊性和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2017年，正是在直面當下的社會現實、講述最為鮮活的中國故事上，文學創作表現出強勁的勢頭，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我們的作家不僅以敏銳的目光注視著社會生活的日新月異，而且潛入生活深處、把握時代脈搏的實際行動，捕捉著最為感人的景象，尋找著最為動人的音符，使得報告文學和長篇小說的創作都涌現出不少直面新的社會現實、講述新的中國故事的文學力作。

生態文明建設、脫貧攻堅戰役、科技強國戰略，這些正在“進行時”的時代新變，都得到作家們的熱切關注與縱情書寫，并構成2017年報告文學的亮點所在。何建明的《那山，那水》，寫浙江安吉余村12年來發生的環境巨變。作品并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以余村人白茶生產、竹制品加工、農家樂、溪水漂流等項目的創意開發故事，反映出余村人民懷抱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書寫和新歷史的遠大追求。紀紅建的《鄉村國是》以實地采訪為敘述主線， 使人們看到一個個貧困鄉村的各種形態，致貧的原因與脫貧的路子也千差萬別。作者在對脫貧鄉民和扶貧干部的采訪中，抽絲剝繭、尋根問底，使得作品呈現出一種脫貧者自訴、扶貧者自述的鮮明特征，并由一個個生動事例，寫出了扶貧的不遺余力和脫貧的別開生面。扶貧與脫貧、村變與人變，如何在國家戰略的大格局中一磚一瓦地推進，一點一滴地進取，由此也得到了最真實的反映和最生動的表現。寧肯的《中關村筆記》沉潛到中關村過往的歷史之中，尋索中關村起根發苗之濫觴，探察中關村創建之初的涓涓細流，以人為經，以事為緯，勾勒出了一個伴隨著改革開放進程而長足崛起的中國硅谷——中關村發展史略。可以說，重點寫好一個數學天才——馮康，著力寫活一群科技奇才——柳傳志、王選等信息科技領域的先行者，便使得《中關村筆記》這部作品別具其異樣風采，自具其豐富內涵。毋庸置疑，當代中國在信息技術上的奮起直追，以及在一些領域里的后來居上，最能表明切實成就的是中關村，最能揭示個中秘密的也是中關村。而《中關村筆記》以非虛構文學的特有方式所作的中關村探秘，述說的就是中國科技工作者通過眾多個人科技夢實現民族中國夢的不懈追求，記錄的就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信息科技領域里突飛猛進的一個縮影。

在長篇小說創作中，2017年出現了一些近距離跟蹤現實、反映生活的作品。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向人們表明：我們的作家能夠敏銳感應生活的深層脈動，我們的長篇小說也能做到與時代同頻共振。如關仁山的長篇新作《金谷銀山》在范少山離城回鄉以及尋找金谷，成立經濟合作社的主干故事中，給人們揭示出來的，是新一代農民的遠大志向與高遠情懷。已經進了城的范少山，回鄉務農首先面臨的是家人的不解與反對。他在跟父親交心時說：“范家的祖先范仲淹心里頭裝著全天下，那叫大胸懷，我范少山心里頭裝著白羊峪，我想有點小胸懷中不？”由此，作品寫出了一個心系家鄉變革，志在村民致富的新型農民形象。

中短篇小說寫作向來題材多元、寫法多樣，現實題材中也多是小場景小故事、小人物小悲歡，但2017年間出現了一些令人欣喜的現象，這就是出現了以扶貧脫貧為主題，但卻充滿人性深度與人生意味的作品，這尤以四川作家馬平、李明春的作品引人關注。馬平的《高腔》以花田溝村要在兩年脫貧摘帽的脫貧工作為主線，成功塑造了第一書記、農村新型女性、幫扶干部、村支書以及貧困群眾等人物形象，作品在嚴氣正性中，滿含日常的生活情趣，又卓具四川特色的文化元素。李明春的《山盟》通過縣上下派的一名扶貧干部幫助兩名幫扶對象成功脫貧的故事，避開了同類主題作品的寫作套路，塑造了一些令人印象深刻卻不臉譜化的人物形象，從扶貧入手又超出了扶貧，充滿了歷史反思和精神追問。

新銳作家群體以扎實的進取走向成熟

這里所說的新銳作家，是指包括“70后”、“80后”和“90后”在內的三個代際的青年作家群體。這三個新代際的相繼崛起，給當代文學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提供了充足的后備軍。三個代際相比較，“70后”作家選擇嚴肅文學創作的較多，而“80后”、“90后”因成長于新世紀以來的新媒體時代，在創作上呈現出有的靠近嚴肅文學，有的選擇類型文學的分化狀態。因此，新銳作家群體尤其是“80后”、“90后”兩個代際，在文學傾向上的自我調整，在創作追求上的健康成長，就顯得十分重要。

新銳作家的進步與成長，有賴于兩個方面的協同努力。一個方面是青年作家在生活與創作歷練中的主動調整與自我進步；另一個方面是文學組織和文學前輩在文學活動中的積極引導和著力培養，使青年作家堅定了文學理想，給青年作家提供了更多契機。這兩個方面的共同努力，是新銳作家在浮躁的社會文化環境中葆有定向與定力的可靠保證。

“70后”與“80后”兩代作家，正以快速進步和健康成長給整體的創作增添新的生力與實力，使我們的文學有了可持續發展的活力與動力。

創作的情形與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作家成長與進步的最好佐證。而“70后”作家，正是在2017的小說創作中，以不約而同的突破與各有千秋的優長，表現出群體性的長足進步。如石一楓、梁鴻、任曉雯、喬葉、海飛、李宏偉、馬笑泉等人的長篇新作。這些作家之前的作品，都帶有這個群體共有的個人化敘事的特征與痕跡，但這些年都在悄然發生著某種變化，這就是越來越走出個人化敘事，或者尋求在個人化敘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內容，折射更多的社會投影，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歷史感與明顯的整體性，而且在以典型人物串結故事和揭示題旨上，或自出機杼，或別開生面，有了新的藝術氣度。如梁鴻的《梁光正的光》把鏡頭聚焦于梁光正這位普通的農民父親。作品由他盡其所能地愛著癱瘓的妻子和四個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撓地報滴水之恩、懷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個農民屢戰屢敗又永不言棄的奮斗史和愛情史。這個作品不同于人們司空見慣的鄉土小說，它以特異人物形象的著意塑造表現出作者在小說寫作上的高起點與大目標。任曉雯的《好人宋沒用》既寫了這個名叫“沒用”的女性為父母養老送終，接濟游手好閑的哥哥，拉扯大了五個兒女的繁忙而辛勞的一生，又透過她的種種經歷折射了社會生活由戰亂與饑餓到解放與運動構成的劇烈演變。一個普通女人的歷史，映襯出了一個城市的歷史，乃至一個時代的歷史。石一楓的《心靈外史》通過大姨媽這個常見又典型的人物，實現了對于社會精神現狀與流行癥候的觀察與觸摸。從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媽”，接連陷入了氣功、傳銷等邪性社會團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終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筆下的大姨媽的故事，輕松中不無沉重，戲謔中內含反諷，從一個獨特的角度揭示了當下社會精神狀態的某種現實，深含了作者對于當下社會的精神現象與某些偏向的敏銳洞察與深刻批判。

重視人物的塑造，并由人物切入社會生活深處，囊括更多的歷史內容，是一個令人可喜的現象，這使得“70后”作家越來越走出個人化敘事，或者尋求在個人化敘事里囊括更多的人生內涵，折射更多的社會投影，作品越來越具有了“意識到的歷史內容”。這種年輕作家的成長，是文學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非常重要動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預示著今后長篇小說創作的發展。

網絡文學在多維互動中不斷融合發展

網絡文學作為中國當代文學中最為特殊的部分，無論是其崛起的速度還是發展的規模，都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網絡文學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生成和發展是一種鏈條式的互動的結果，它的生長既在于網絡作者借助了網絡平臺，又在于網絡平臺的信息傳播，還在于信息傳播借助了資本運作，更在于資本運作借助了海量受眾。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8月4日在京發布第40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稱，截至2017年6月，網絡文學用戶規模達到3.53億，較去年底增加1936萬，占網民總體數量的46.9%，其中手機網絡文學用戶規模為3.27億，較去年底增加2291萬，占手機網民的45.1%。這樣一個龐大的受眾群體，正是網絡文學潛在的基本依托。

網絡文學的成分雜、受眾多、影響大，建設好網絡文學就成為當代文學與文化建設中的重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就特別談到，“加強互聯網內容建設，建立網絡綜合治理體系，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2017年間，有關網絡文學的活動頻仍繁多，這些活動透露出來的信息告訴人們，網絡文學在各方的合力推動之下，正在以融合發展的方式，走出“野蠻生長”時期，開始步入有序發展階段。

首先是政府部門的管理開始細化。繼2016年11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下發了《關于加強網絡文學作品版權管理的通知》，推行“黑白名單”制度后；2017年6月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公布了《網絡文學出版服務單位社會效益評估試行辦法》，明確了對從事網絡文學原創業務、提供網絡文學閱讀平臺的網絡文學出版單位進行社會評估和考核。這一《辦法》的出臺，將有助于網絡文學提高作品的內容質量、規范市場秩序、優化發展環境，引導網絡文學出版服務單位把出版優秀作品作為中心環節，不斷推出思想性、藝術性和可讀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

其次是傳統文學板塊與網絡文學板塊不斷形成良性互動。2017年間，除中國作協魯迅文學院連續舉辦三期網絡作家高級培訓班外，一些省市級作協或網絡作協，紛紛舉辦作家培訓班，請傳統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講課對話，這些活動有力地促進了傳統文學與網絡文學的交流，給傳統文學了解網絡文學，網絡文學借鑒傳統文學提供了互動平臺。同時，網絡文學自身也通過一些舉措和途徑，不斷加強自身的經典化進程。4月份，中國作協網絡文學研究院在杭州掛牌成立，網絡文學研究院將集聚中國網絡文學界一批權威專家，重點對中國網絡文學最前沿發展態勢和創作現象展開研究，探討并總結網絡文學創作、產業、傳播一體化的理論成果，使之成為中國網絡文學業態和產業智庫。

從創作方面看，2017年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年度推優活動收到的作品和評選的情形，都進一步表明，雖然玄幻、仙俠仍然是網絡文學的主要創作類型，但現實題材作品的數量與質量都在穩步上升，受讀者關注的程度也在上揚，網絡女性文學由于在影視改編和圖書出版方面成績突出，成長較快，社會關注度也空前高漲。通過培養優質IP，出售版權進行影視、游戲等一系列改編來尋求獲取更大的商業價值，已成當前網絡文學產業的主要發展方向。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網絡文學在“走出去”方面，也獲得重要突破。我國已有為數不少的網絡文學作品走出國門，暢銷海外市場。網絡文學網站也紛紛開展海外市場布局，中文在線已在美國舊金山和歐洲設立了分公司，閱文集團在2017年5月上線起點國際站英文版，隨后還將啟動法語等多個語種的翻譯上線工作。海外讀者對于中國網絡文學越來越產生興趣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國產網絡文學為海外讀者提供了低成本了解中國的渠道，使得網絡文學逐漸成為中國文化輸出的方式之一；二是國產網絡文學行業在國內經過長期激烈的競爭，已經擁有相當高的產業成熟度，作品數量和質量均相比從前明顯提高。

總體來看，隨著我國網絡文學產業的蓬勃發展，其與游戲、影視、動漫等領域的融合發展也日益深化，可以說，網絡文學融合發展是其未來發展的著力方向，也是大勢所趨。閱文集團首席執行官吳文輝認為，網絡文學是中國文創產業非常重要的組成環節。鐵血網總裁蔣磊認為：網絡文學融合發展的核心是講故事。這些來自網絡文學運營者的清醒認知，不僅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網絡文學，而且也讓我們對于方興未艾的網絡文學抱有更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