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耕 云：前不久，中宣部第十四屆“五個一工程”獎揭曉，您的長篇小說《雪祭》獲此殊榮，本屆只有2部長篇小說獲獎。我們向您表示祝賀的同時，也感謝您為當下的軍旅文學爭得了榮光。我想，這也是繼《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之后，雪域高原給您的又一個饋贈。當然，這個饋贈的底色，是您的高原生活歲月，以及您40余次進藏的傳奇經歷。最近您又進藏履新，回到自己精神的“原鄉”，回到曾經那么熟悉的“雪拉山”，也許感慨更深。

黨益民：是啊，西藏是我靈魂棲息的地方。我曾經在《用胸膛行走西藏》獲得魯迅文學獎后的頒獎典禮上說過：這些書不是我一個人寫的，是我和我的西藏戰友們一起寫的，我只是用手中的筆，而他們用的是青春、熱血乃至生命在書寫。這些獎也不是頒給我一個人的，更是頒給那些長眠在雪山之上和現在仍然戰斗在高原上的戰友們的。我利用業余時間寫作，就是為了用這些書祭奠長眠在西藏的戰友。這次重返西藏任職，我更是感慨萬千，當天晚上徹夜難眠，寫下一首長詩，其中一段：如今鬢如霜/老兵返西藏/心兒撞擊胸腔/淚水沖出眼眶/軍人不哭/卻難掩一腔悲壯/一路仰望/又見如血的格桑/漫長的進藏路啊/每一公里都有戰友的英靈在守護/我怎忍心用腳去丈量/我匍匐在冰雪之路上/親吻冰凍的土地/感觸西藏血脈的博動流淌……這幾句，最能表達我當時的心情。艾青有一句震撼心靈的詩：“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的深沉。”這句詩刻到我心里去了。是的，我愛西藏，我愛那里的高遠與潔凈。

耕 云：《雪祭》圍繞一個軍人家庭父子兩代軍人展開敘事，謳歌了兩代西藏軍人的使命擔當，呈現了兩代軍人積極昂揚的樂觀主義精神，也展示了藏地近半個世紀來的深刻變革與發展，比您此前的作品更豐富、更寬博、更厚重、更震撼。據說，這部作品您醞釀了近20年，這么長時間的情感積累，一定有很多故事之外的故事。正如雷達先生評說的那樣，一定“有一種難以言表的悲傷在血液里激蕩，隨時都會沖破胸膛”。

黨益民：這部書的時間跨度有六七十年，包括和平解放西藏、慕生忠筑路大軍、康藏筑路大軍以及西藏平叛、對印自衛反擊戰等西藏重大歷史事件。上個世紀50年代末，我們陜西富平縣上千名新兵走進西藏，他們參加了1959年的西藏平叛和1962年的對印自衛反擊戰，100多人犧牲在了西藏。這些，我在西藏和老家專門做過采訪調查。我原來所在的武警交通部隊（原基建工程兵），先后改建了青藏、川藏、新藏、那昌、中尼等進藏公路，這幾條路的修建我曾參與過，親眼目睹了許多戰友的犧牲。可以說每一公里進藏路上，都有一個共和國軍人的生命在守護。 20年前，我就想寫這部書了，但因為親歷太多，反而不能理性書寫，只好暫時擱置。2013年底，我離開邊疆去遼寧工作，對邊疆的情感反而更加濃烈，感覺再不動筆把這些西藏往事寫出來，實在對不起那些死難的戰友。我用了一年時間打腹稿。2014年秋天，我利用在海邊療養的20天時間，在零海拔的地方，一口氣拉出了初稿。后來，我又利用晚上和雙休日，斷斷續續對初稿進行了修改，2015年底完成全部書稿。

耕 云：您說過，優秀的文學作品應該具備批判性、顛覆性、普適性、現實性和影響力，在《雪祭》的創作過程中，您是如何來逼近和實現這種理念的。

黨益民：一部好的小說，首先要有可讀性。你寫的書讀者不喜歡，看不下去，那你寫它干什么？第二需要緊貼現實，緊貼人物，要揭開人性最隱秘的地方，這樣的作品才能走得更遠。第三，寫作需要有實證精神，不光對你所描寫的內容特別是細節要認真求證，更要有探索、追問、辨析靈魂世界的能力。小說難在獨特，難在與眾不同，但又不是簡單的、獵奇的、無根基的獨特和與眾不同。別人用這種腔調寫了，你就要避開他，尋找到屬于自己的腔調、自己的表達。不要把“難度”理解為“難讀”。《雪祭》里的人物不是一對一的現實存在，而是許多戰友的重新排列組合，是一種典型概括，但故事情節特別是細節都是真實的，都是我所經歷過的。故事可以虛構，人物可以組合，但細節不能虛構。一個失真的細節，可能會使整個閱讀信任的大廈轟然倒塌。小說需要節外生枝，不能一條道走到黑，要善于走彎路、走岔路。有評論家說，《雪祭》具有真實的力量。為什么有這種感覺？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我沒有遮掩矛盾，沒有刻意美化那些平凡的高原軍人，他們有缺點但卻仍然是令人肅然起敬的英雄。他們參軍的動機各不相同甚至非常現實，他們中有些人一心想穿上“四個兜”（軍官），吃上公家飯，讓妻兒隨軍變成“城里人”。但是他們在嚴酷的高原環境里生死與共，一步一步成長起來，最終成為一個合格的共和國軍人。

耕 云：我一直認為，您是一個不喜歡過分修飾語言的作家，您的文字質樸簡潔，但卻是蘸著血淚寫出來的心靈史。特別是您作品中多處有戰友犧牲的情景，也許是您親身經歷的生死劫難，總是蓄滿著撼人心魄的力量。比如《一路格桑花》里的王力，《雪祭》里炊事班長蘭洲，從死亡線上走回來的趙天成，以及那些犧牲戰友的墳墓……

黨益民：寫書是為了讓更多人去看，所以最好采用更多人能夠接受的方式。我不喜歡浮華，不喜歡玩弄詞藻，我喜歡沈從文、汪曾祺那樣的表達，非常質樸簡約。海明威說：“要平鋪直敘，少用形容詞、副詞修飾；用具體生動的詞，不用抽象的詞；表述直截了當，質樸無華。”寫作和做人一樣，要質樸可信，這樣才便于交流。寫作就是和讀者交流。小說里的人物，是我過去戰友中的一個或多個的組合，他們想些什么，有什么優點，有什么缺點，我都心知肚明。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就是我，我就是他們中的一個。寫他們，就是寫我自己。在阿里無人區，我遇見過兩個女軍人，提起遠在千里的孩子，她們怎么也揩不凈自己的淚水，我能感覺到她們的痛苦與無奈，那一刻我就是她們。一個去西藏結婚的新娘因肺水腫長眠不醒，她的婚禮變成了葬禮，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叫殘忍。妻子帶著5歲的兒子去西藏探親，母子在營地苦苦等來的卻是丈夫犧牲的噩耗，那一刻，我從妻子的哭聲中知道了什么叫痛不欲生。跟我一起走上高原的一個陜西同年兵，我們上午還在一起，中午他去執行任務，他的車子翻下了帕隆藏布江，半個月后才找到半具遺體，半年后又找到半具遺骸，我們不得不兩次掩埋他，使他成為全軍惟一擁有兩座墳墓的士兵，那一刻我懂得了什么是“生的艱難與死的容易”。

耕 云：英雄是民族最閃亮的坐標。您筆下的高原，英雄與非英雄之間并沒有明顯的界限。我想，正是這種不刻意拔高，這種平淡克制，才呈現出高原軍人的偉岸，這可能也是您對英雄的表達。

黨益民：我們的軍魂就是聽黨指揮。軍人的代名詞就是沖鋒陷陣、犧牲奉獻。執行命令是軍人的天職。軍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點，但是在關鍵時刻，在最危險困難的時候，軍人會舍生忘死，把生的希望留給戰友，把死的可能留給自己。置身時代冷暖之中，深入部隊基層一線，作品才能從“立言”到“立心”“立命”，才能具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時代民族精神和正確價值取向，是文藝作品的靈魂。經典的文藝作品，無不打上作品所呈現的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精神標簽。背離歷史真實，脫離時代風尚和社會實踐的作品，很難被讀者接受，也很難成為精品力作。“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把握時代脈搏，扎根腳下土地，固守高貴，堅守精神，才能寫出有道德、有溫度、有血性、有筋骨的好作品。作為一個軍旅作家，應該責無旁貸地將目光聚焦在軍隊改革和強軍實踐之中，塑造出新一代“四有”軍人形象風采，唱響強軍興軍戰歌。

（黨益民 軍旅作家，武警西藏總隊政治工作部主任，出版10余部文學專著，曾獲魯迅文學獎和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等多種獎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