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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用觀決定著史劇的筆法、結構和目的。按照傳統章回小說的筆法來看《天下糧田》，及至第36集已經達成了“善惡有報”的結局。按理說，故事到此就可以終止了。但《天下糧田》卻沒有在這個大團圓的地方收筆，而是又加上了兩集。第37集寫鐵弓南痛悔教子無方，而含恨自戕。第38集寫杜霄再次被發配到寧古塔前，與老師劉統勛作別，訴衷腸、送遺諫。

這種筆法，不僅是我國古典演義小說常用的結構，也是我國古代正史紀傳的典型結構。而前者又是淵源于后者的。這就是要在歷史故事的終點，對歷史經驗進行一個小結。自《左傳》的“君子曰”到《史記》的“太史公曰”，以至后代的“贊”、“評”等，歷來如此。將史事與史評融于一體，評點“前車之覆”何在，分析榮辱根由，是我國歷史敘事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在《天下糧田》中體現得很鮮明。由此出發，上溯全劇的角色、故事、結構和價值取向，顯示出這是一部總結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繹。

如果說，前36集重在寫乾隆十年至十三年圍繞君臣社稷而展開的諸多事，重在寫鐵靴名臣劉統勛的諸多功與言。那么，后面這兩集則重在做一個故事總結，重在于明德。在于明德、親民，而止于至善。在筆者看來，這部電視劇作品的故事情節就是圍繞這句明訓編織的。

無論是角色設計還是結構特征，該劇的大脈是“廉墨”、“正邪”之間的對立。這和《岳飛傳》中岳飛與秦檜、《楊家將》中楊家與潘仁美的角色關系、結構設置是一樣的。而所別在于故事，不再以“抗御邊患”為依托，而是以民生社稷為紐帶了。清流干臣反朝廷中的濁流墨吏，這是農耕時代我們演義小說通用的筆法。

從角色的價值依托來看，在該劇里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無論是乾隆帝、孝賢王妃，還是劉統勛，這些正面角色多次引用《孟子》中的章句，或勵志勵行、或抗上馭下。這個引用的來源體系，顯示出創作者對古典政治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尊崇。由此出發，作品對保田、懇田的重視，就不去深究自秦漢以來，“農戰”的社稷觀對農事高度重視的這一面。突出的是解決老百姓溫飽、維護社會穩定的一面。

這部劇的敘事時段選取在清乾隆十年至十三年。按坊間的大略感覺，這個時段正是所謂“康乾盛世”的時段，是天下太平的時段。但該劇就從這個時段里，從“驗鳥案”開啟了本劇的危機敘事。不能不說創作者在這個結構里，為觀眾、為社會提示著“居安思危”的觀念，為執政者提示著“如履薄冰”的要義。這點在《天下糧倉》劇中即有，到15年后的該劇中仍在，這是值得肯定的。可以說，盛世必須修德，修德才有盛世，這種源自精神品性的盛世結構說，深深蘊含在本劇之中。

看《天下糧田》，其實從開端就可以推斷出結尾。訥親出場，就不難讓人猜到這是個“慣性奸佞”，劉統勛出鏡，鐵定就是個良臣。其間的回合沖突，也不出“奸臣當道”、“清流受迫”、“直道反擊”、“正必勝邪”的回合套路。筆者以為該劇耐看的地方，在于杜霄這個角色的塑造上，在于他由“狂狷之士”一轉再轉，而終成奸佞之徒的歷程中。

卒章顯志，第38集劉統勛和杜霄的一番交談，表達了創作者對全局角色和價值觀的評點。劉統勛對杜霄的最終評語是“德”不足。接下來，是乾隆看了《救田疏》后，肯定了杜霄“才”有余。全劇就歸結于傳統的“才德之辯”上。司馬光在《資治通鑒》第一卷中，就從“智伯之亡”為引子，以大篇幅筆墨評論了“才與德”的關系。他總結說：“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也，以至于顛覆者多矣。”他認為，才是德的輔助，德是才的主導。推到不能“德才兼備”的極致，他認為：與其得有才的小人，不如得有德的愚人。

《天下糧田》的德才觀與司馬光相近，但又有司馬光所論不及之處，因為它通過杜霄寫出了守德在于持恒的問題。江郎才盡，這是眾所周知的。始有德者，也未必能夠始終“滿血”，卻是提及不多的。該劇寫劉統勛抬棺赴任，突出的就是他有篤德之志，這是杜霄、乃至谷山都沒有的信念。同樣值得尋味的是，杜霄是劉統勛的學生，鐵箭飛是鐵弓南的兒子。《天下糧田》的創作者沒有按“龍生龍、鳳生鳳”的筆法來描繪道德品質“血統家傳”的美好圖景，這是與岳飛的兒子岳云、三代楊家將都是忠臣的圖景不同的。這也是很有警醒意味的。

《天下糧田》終結于道德論的闡述，但義正詞嚴的鐵弓南和劉統勛在全劇中走得如此艱難，且后繼乏人。古典的清廉演繹，除了歸結于道德修為別無它圖，而僅憑道德約束是不夠的。在劇中，前有十大臣被殺、后有十大臣被囚，大清的干部隊伍問題似乎都出在了道德方面。而在這前后10年之中，為何出現了如此“瀆德敗治”的循環局面？問題的根源在于大清的制度局限。創作者沒有寫出這個癥結的根源，故而作品的格局也沒有超出古代政治的古典演繹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