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列夫·托爾斯泰在1896年的日記中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在任何藝術(shù)中間，脫離正道的危險之點有兩個：庸俗和做作。兩點之間只有一條狹小的通道。兩個危險之中，做作更為可怕。”真正能夠在這條“狹小的通道”中抵達藝術(shù)核心的作家，葛亮是其中一位。讀葛亮的作品，往往會被他正直的態(tài)度和飽滿的表達瞬間感染，他的文字因帶著一種來源于體察和惻隱的真實感受力而閃爍著人性的光澤，那是“溫存的底色”。在庸俗和做作的夾擊中，葛亮總能借以聲音，成功逃脫，直抵他的藝術(shù)追求。

葛亮的文字滿載著聲音的特質(zhì)，它們來源于小說中的各色人物，在文本里久久回響，不絕如縷。在《七聲》中，我們避無可避地聽到藏女英珠在雪夜里與命運的對唱，聽到為安撫老伴入睡的老者含淚唱出的《三家店》，甚至聽到患有精神疾病的阿霞抓著頭發(fā)撕心裂肺的叫喊。如果仔細辨別，還可以清晰地聽到阿婆的聲聲呼喚“阿毛頭”，聽到電話那邊的安寫滿故事的講述，當然，還有威廉病女不斷循環(huán)的繞口令。這些聲音跳出文字本身，一頭扎進了命運的漩渦，聚合成宿命的混響。在抽象的層面上理解，葛亮緊緊把握住的這些“聲音”，無不是他對主人公命運深情的凝視，故事本身就成了吶喊之聲、呻吟之聲、呢喃之聲、無聲之聲。在擺脫了發(fā)聲的本體之后，它們終于沉淀為生活。

作為開篇的《琴瑟》，大可被看成是長達一生的情話。相伴半個多世紀的外公外婆，經(jīng)歷了中國最為動蕩的時代，情比金堅。在外婆晚年患病后，外公的悉心照顧感人至深。怕別人弄疼外婆，他每次都要戴上花鏡花去個把小時為外婆剪指甲，唱京戲哄病痛的外婆入睡，胳膊上都是外婆抓出的紅印。當外公唱出“我這張舊船票，是否還能登上你的客船”時，外婆笑著笑著便流了淚。這眼淚凝結(jié)著一生的風風雨雨，也濃稠了這關(guān)于陪伴的愛情故事，這樸素的“情話”，被葛亮捕捉到，擴音給了我們所有人。在這個以多情為時尚的時代，衷情的聲音更為攝人心魂。

《洪才》傳遞出的聲音更具復(fù)雜性。少年毛果以一雙單純的眼睛觀察著整個時代的特征，他與洪才的友誼，與阿婆的情誼是整個故事中最能牽動人心的部分，然而作者卻并未就此止筆。他寫以破釜沉舟的方式追求愛情的成洪蕓，寫穿著新潮衣服放蕩不羈的成洪政，寫為了爭搶頂班名額而反復(fù)逼迫成父的成家大哥二哥，更寫出了成家這“世外桃源”如何被城管驅(qū)逐出去，被迫成為了南京市區(qū)“和諧”的一部分。在沒有了雞鴨、瓜果、糧食之后，面對連老屋都無法保存的現(xiàn)狀，阿婆沒有熬過這最后一個夏天。《洪才》可以被看做是一聲高亢又悲哀的訴說，毛果的講述刺痛了讀者的感官；而《泥人尹》則把這種控訴之聲轉(zhuǎn)向了比時代更為復(fù)雜的人心。為了給殘疾的養(yǎng)子娶媳婦，尹伯伯不顧自己的身體，甚至放棄一直以來堅守著的藝術(shù)傳統(tǒng)，沒日沒夜趕訂單，塑造了一個個泥人銷往海外。而身體垮了之后，兒媳婦卻帶著全部家產(chǎn)人間蒸發(fā)。泥人尹從來沒有大放悲聲，這極致的悲哀卻久久縈繞在讀者心頭，那種拼盡全力最后毀于一旦的傷痛，像是寒夜的風刀，傷人入骨。

《安的故事》和《威廉》寫的無疑是現(xiàn)代生活之下，人作為獨立個體所發(fā)出的曖昧之聲。聲音中裹雜著堅持、放棄和難以攻克的優(yōu)柔。安不停地更換外國男伴，承受著心理和生理的創(chuàng)傷，甚至被當做了賣淫女，只是為了最終取得身份去外國生活，這與《我愛比爾》那樣不同，她不是別無選擇，她只是想把心中的執(zhí)念化為現(xiàn)實。當然，故事里還有對“我”，這另外一條拴在一起的魚復(fù)雜又單純的情愫。而《威廉》中的二世祖連花叢吸食毒品，卻把心中最柔軟的地界留給了自己患病的女兒，他的不羈和溫柔將他撕裂又重組，最終構(gòu)成了“這一個”他，并留下他生活中苦苦徘徊的身影。《威廉》傳遞出曖昧的聲音，蘊含著無助又透露出堅定，我們無法辨別開來，卻聽到了自己的聲音。

《七聲》中最為濃墨重彩的篇章，無疑是《阿霞》和《英珠》。這兩個文本都以一種緊貼靈魂的方式發(fā)出了強有力的呼告，偏偏還夾雜了剪之不斷的脈脈溫情。

阿霞的木訥和專注似乎成為了她的代名詞。她總是在默默地疊著紙巾，這些別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她做起來卻極為認真，表情肅穆，中規(guī)中矩。英珠則是近乎執(zhí)拗地呵護著小馬駒“弟娃”，甚至在漫天大雪中脫下自己的衣服蓋在它的身上。她們都有著自己的堅持，無論旁人能否理解，依然故我。阿霞抓著第一天上班遲到的我去找經(jīng)理并對經(jīng)理的處理方式心懷不滿，當她得知是一直照顧她的安姐偷拿了飯店里的現(xiàn)金后，毫不猶豫地當眾揭發(fā)，這被看成是不近人情的做法，與其說是她“精神”有異于“常人”，不若說她拒絕與這“人情世界”同構(gòu)。相似的，十分需要生意維持生活的英珠，在擔憂大雪降臨時，寧愿“違背約定”不做生意，也不愿讓她的馬駒受到傷害。她們是集體里的“獨行人”，也是“堅定者”。

當一向自我邊緣化的阿霞為了保護被客人挑剔的安姐而沖上去破口大罵時，我們看到了終于“發(fā)病”的她。而她經(jīng)過縝密計劃后，抱著魚死網(wǎng)破的心態(tài)去重傷安姐的混蛋丈夫時，我們又看到了她清醒的“發(fā)病”。整個故事中，她從沒有為自己而爆發(fā)，難以忍受時也無非是緊緊抓著頭發(fā)承受精神上的痛苦，她隱忍、堅強、沉默，令人動容。而她在警局中不停默念的那句“我有神經(jīng)病，神經(jīng)病殺人是不犯法的”是那么讓人心痛。她有她的堅持，但也有她的怯懦與恐懼。

故事的最后，在偏僻的苦窮之地，嫁為人婦、身為人母的阿霞，似乎找到了最終的歸宿，然而她面對不期而遇的我時，看似淡然處之，讀者卻在文本“頭也沒抬，嘴里說，什么時候碰到店里的人，就說你見到阿霞了”中聽到了阿霞的不甘、懷念與萬般無奈。

英珠的所有苦痛幾乎全部被牽系在那條繡著她和丈夫姓氏的毛巾上，大家都關(guān)注到了她對于馬駒過分的愛，卻鮮少有人能夠體察她脆弱的內(nèi)心，她已將對意外而亡的丈夫全部的思念和溫柔傾覆到了馬駒這惟一的遺留上。她在茫茫寒雪夜唱起的那支清麗悠遠的歌，有多么美好，就有多么刺骨，那是高原之上的“問蒼天”。

葛亮的文字，有著自己的腔調(diào)，更是在節(jié)奏上“以聲奪人”。《七聲》中的每篇故事都有自己的節(jié)奏，如皮黃聲聲，入耳入心。緊湊處如“將軍令”大開大合，娓娓處如“柳青娘”斂翅含葩，既有“姹紫嫣紅開遍”的水墨腔，亦有“秋風起掃葉之聲”的悲戚調(diào)。在整部書中，文字之聲與意蘊之聲互為表里，同聲共振。

《七聲》給人以意猶未盡之感，這源于作家寄寓其中的深情。以聲繪世的葛亮，著筆處具有情。他的故事以及他所塑造的世界，要用耳朵聽。

（《七聲》，葛亮著，中信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