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對先鋒文學的歷史遺產
來源：文藝報 | 徐剛 2017年12月22日07:09
重新反思先鋒文學，并積極建立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或許并不意味著對先鋒文學歷史遺產的全盤否定。面對時代的嚴峻任務，追求一種具有思想性，也更加樸素剛健的新美學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也許不是簡單地回到19世紀，完全擺脫現代主義，而是如何以一種新的文學來內化現代主義與先鋒派的文學遺產，即并非簡單的對立或翻轉式的否定，而是致力于把現代主義和先鋒派吸納進現實主義文學的空間內部，將二者有效調和起來，使現實主義的美學更加新穎、豐厚，更具文學的質感。無論如何，先鋒文學那永遠求新求變的精神終究值得銘記，這毋寧說是文學變革的永恒命題。
普魯斯特、喬伊斯、卡夫卡
我們在梳理上世紀80年代以來當代文學對于西方現代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的接受脈絡時會發現，20世紀五六十年代冷戰格局中被看作“頹廢，沒落的資產階級文化”的西方現代主義，經過20世紀80年代文化邏輯的轉換，成了當時“世界文學”最前沿的標志，這一“先進文化”被作為反叛傳統現實主義規范最有效的文學資源。讓我們看看茅盾的《夜讀偶記》，再看看徐遲的《現代化與現代派》，歷史的脈絡已然清晰。這是20世紀80年代中期當代文學本土化的現代主義與先鋒文學興起的重要背景。
從文學史敘述來看，我們一般會將馬原、莫言和殘雪視為當代先鋒小說的真正開端，認為他們分別在敘事革命、語言實驗與生存狀態三個層面展開了先鋒文學的藝術探索。先鋒文學的這三個層面可謂針針見血。從其歷史意識來看，它們無疑完美實現了對于過往革命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反動，這一點至關重要。現代主義文學運動，加上啟蒙史觀的歷史支援，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啟的這股文學觀念的激烈變革，讓以現實主義為核心的文學樣式徹底失去了表現空間，取而代之的是“純文學”觀念的深入人心。文學觀念的變革，語言的自覺，以及敘事形式的全面更新，是20世紀80年代先鋒文學最重要的文學成就。1985年文學新觀念新方法的猛烈沖擊，使得形式和敘述方式被擺到了重要地位。現在看來，這種美學變革的歷史意義無論如何強調都不為過。先鋒的魅惑性在于激活文學的想象力，在那樣的環境之中，無疑具有激動人心的力量，其影響延續至今。
盡管在短暫的輝煌之后，先鋒文學的倡導者與實踐者迅速回撤，轉向了日常生活敘事，并與這個商業時代的中產階級美學趣味合流。但不可否認，先鋒文學的藝術實驗為此后文學觀念與技巧的變革，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礎普及工作。在“純文學”觀念的燭照之下，“文學性”成為我們今天評價文學的重要尺度。而在此之中，敘事革命、語言實驗與生存狀態等層面，則是這些尺度的重要因素。先鋒文學的本土化以及由此帶來的先鋒的隱匿與轉化，讓那些技巧與觀念“飛入尋常百姓家”，成為今天文學的基本表現方式。比如，我們讀到格非的《望春風》時，恐怕沒有人對小說中突然跳出來的敘事者感到詫異；而陳應松的《還魂記》則號稱“用最先鋒的形式，講好中國故事”……對于經典作家來說，先鋒文學的洗禮之后，原本高明的敘事手法已然成為家常便飯，而“純文學”的讀者更是對此見怪不怪了。先鋒小說所做的文學普及工作，使得技術和形式在今天不成其為問題。而這也是我們今天重新討論先鋒文學的歷史遺產時需要認真面對的前提。
如果說敘事形式與技巧的全面更新，是先鋒文學最為重要的文學成就，那么它對年輕一代作家寫作之路的深切影響，則是我們今天評估先鋒文學遺產時的重要話題。“70后”一代寫作者中，相當多的人都是從閱讀先鋒小說，乃至直接學習先鋒小說家開出的大師書單中汲取寫作靈感的。可以這么說，正是卡夫卡、普魯斯特、喬伊斯、加繆、福克納、馬爾克斯、博爾赫斯、昆德拉和卡爾維諾這樣一批作家培養了年青一代的文學趣味。
有遺產就必然會有債務，這是我們討論先鋒文學時必須擁有的態度。先鋒文學已降，“文學性”的張揚所帶來的問題是我們反思當下文學流弊的重要維度。最近，在一篇討論范雨素的文章中，詩人王家新提到了米沃什的《閱讀安娜·卡米恩斯卡日記》。他如此引用：“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詩人。而這才是關鍵：一個善良的人不必懂那些藝術的把戲。”這無疑是在提示我們，當面對那些矯情夸張、打磨得過于精致的“文學性”時，樸拙與單純反而成為這個時代最為珍貴和稀缺的元素。這讓我想起某個場合，一位年輕的作者坦率地談到的，我們當代作家對現代/后現代的20世紀西方文學過于沉溺，而與批判現實主義的19世紀歐洲文學漸行漸遠，這種偏頗直接造成了當下文學的無力。我們當然不能把罪責都歸結到“先鋒文學”的頭上，但問題的產生卻也擺脫不了干系。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認為，先鋒所倡導的回到文學自身的絕對化，客觀上造成了文學與時代關系的隔絕，純文學離現實越來越遠。而反思純文學，重估現代主義與先鋒派文學的美學遺產，也順理成章地成為近年來理論批評界的一股潮流。為此，有人提出“重新發明文學”，矛頭指向“20世紀80年代的負面遺產”，認為它一味迷戀語言實驗和形式元素，過于關注文學內部，而忽略社會現實，使得寫作變成了與社會現實無關的“個人的事情”。而“重新發明文學”就是要“充滿批判精神地去創造適合今天時代的新的文學”。因為20世紀80年代的文學形式和審美趣味已經不適合今天的讀者了，而從“19世紀文學”，而非“20世紀文學”中獲得借鑒，目的是要讓文學“重新成為可以幫助人思考的東西”。
但是問題在于，重新反思先鋒文學，并積極建立文學與時代的關系，或許并不意味著對先鋒文學歷史遺產的全盤否定。面對時代的嚴峻任務，追求一種具有思想性，也更加樸素剛健的新美學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也許不是簡單地回到19世紀，完全擺脫現代主義，而是如何以一種新的文學來內化現代主義與先鋒派的文學遺產，即并非簡單的對立或翻轉式的否定，而是致力于把現代主義和先鋒派吸納進現實主義文學的空間內部，將二者有效調和起來，使現實主義的美學更加新穎、豐厚，更具文學的質感。無論如何，先鋒文學那永遠求新求變的精神終究值得銘記，這毋寧說是文學變革的永恒命題。今天，時過境遷的“先鋒文學”依然被人看做一種自由的藝術精神，一種反叛的力量，或一個具有變革性的文學潮流。在抽離了語詞的歷史性之后，永遠的“先鋒文學”其實就是那個帶給我們永恒之“異”的文學，這是在任何時代都值得敬仰的。
這或許才是我們今天反思“純文學”，重新檢討現代主義與先鋒派文學遺產時需要注意的問題。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