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申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的寫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義，也不是對個體經驗的漠視，它強調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從“人類的希望和恐懼的角度把握人類的狀況”的自覺；它關乎文學的尊嚴和品質，關乎對無窮的人們和遠方的休戚與共的擔承和恥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規范，后者很容易蹈入另一種“中心”與“邊緣”的隱蔽文學秩序。

左起：魯迅、巴金、曹禺、沈從文、馮至、穆旦、蕭紅

“世界文學與漢語寫作”為我們觀照今天華語文學的樣態提供了一個很有參照意義的視角。今年10月，我在古城西安參加了一場主題也恰好包含“世界文學”與“漢語寫作”的文學活動，邀請的最有分量的嘉賓是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近來長期在中國生活的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先生。克萊齊奧在活動開幕式上作了一個很精彩的發言，其中有句話讓人印象深刻，他說：“中國最偉大的建筑不是長城和高樓大廈，而是中國的文學。”這句話令所有的漢語寫作者振奮，但也值得我們深思：在克萊齊奧的發言中，他列舉的之于他產生深刻共鳴的、堪稱偉大的中國作品包括《論語》、王維的詩歌、《紅樓夢》、老舍的小說等等，但絕少提到當下作家的創作，在克萊齊奧的解讀中，這些中國作品與西方那些正典化的文學一樣給予他重要的精神滋養和審美涵蘊，是他的文學櫥窗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個例子啟發我們，今天我們談論“世界文學”時，除了后殖民與解殖民的辯證、翻譯的中介、民族文學在全球秩序中的身份問題、國際文學獎的風向及其隱蔽的霸權意志、歌德以降“世界文學”概念的流變等范疇外，是否還有一個重要的維度，一種更人文性的判斷，即回到文學理解的原點，將“世界文學”從等級序列中釋放出來，視其為可以通約的被不同地區和時代的人們共同推重和守護的一種文學品格，一種基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解的可以共享的文學價值觀和審美共識？就像法國的批評家帕斯卡爾·卡薩瓦諾在她著名的《文學世界共和國》中談到的，遠離強勢文化中心的作家并不必然是外在于“世界文學”的，文學有其自然的評判、接受和傳播邏輯，正是這種文學邏輯可以讓文學擁有不同于政治標記的領土和疆界。

事實上，我們在討論代表漢語寫作最高成就的那些作家作品時，總會觸及這一點。有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例子，魯迅在《阿Q正傳》等作品中對“精神勝利法”的描述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被我們認為是漢民族國民劣根性一面的集中凸顯，但后來在日本和韓國學者的相關討論中，他們認為在他們民族內部同樣有相當普遍的“精神勝利法”的民眾心理基礎，因此有學者提出將“精神勝利法”理解為一種儒學文化圈影響下的“東亞國民性”。然而，又有很多學者發現，在《堂吉訶德》等不少西方名著里，也能找到這種“精神勝利法”。這個例子至少說明，魯迅的創作從社會的實際和民族的具體性出發，但以其深廣的憂患和境界的超拔，而達至了“世界文學”的高度，屬于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此外，魯迅在《孤獨者》等作品中對于孤獨情境和心靈異化的探討，也具備一種存在主義的深度，這是學界早已有的共識。

又比如，當我們今天用新的文學史觀重新去看現代文學的時段，1940年代文學的意義會被額外標舉出來，因為如何恰切地評價這一段文學關涉重寫文學史的很多重大命題，它不但提供了像穆旦、路翎、錢鍾書、張愛玲、趙樹理這樣具有典范意義的作家，而且像巴金、曹禺、馮至、蕭紅、沈從文等名家也在其時達到自己創作的巔峰。如何解釋這種文學現象，首先自然是新文學自身發展建設的邏輯必然，從新文化運動起初生澀的狀態一步步遞進，尤其是文學啟蒙和1930年代文學的文體實踐為新文學的成熟做了很好的鋪墊；再者，“國家不幸詩家幸”，漫長的戰爭讓作家有了之前所無的極端化的人生體驗，尤其是讓他們離開了書齋與底層大眾有同舟共濟的機緣。除此之外，我想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1940年代的中國文學具有一種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義，我們經常使用的“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這個詞實際已經標識了這一點。戰爭不但是直接的威脅和背景，也讓中國作家真正置身于一個和全世界同呼吸共命運的歷史情境中，中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屬性在1940年代并沒有改變，但是中西、古今、現代性與半封建半殖民性的二元化對立的那個鴻溝暫時被填平了，很多中國作家在這一時期有了更廣闊更縱深的超越性思考，“人類”“共在”“世界”等詞開始頻頻出現在他們筆下。比如《圍城》里容易被我們忽略，但卻一再出現的“人類”的指向——小說開篇對“人類”這個概念就有著刺眼的強調：“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而到了結尾部分，方鴻漸和孫柔嘉在輪船上由家常的對話突然就說到了全船人的命運，這里的大船隱約指向的是人類共同的前景及命運。又比如馮至的《十四行集》《山水》等作品里關于“關情”和“共在”的表述，還有曹禺、沈從文和巴金等從不同角度對民族遠景的思考，其實也超越了具體的地域和時代范疇而上升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高度。在“走向世界”這個層面，1940年代文學比現代文學的前幾個時段都要深入，不但是因為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資源的內化更充分自然，還因為上述的這種基于人類共同體命運寫作的自省對文學的特別賦形。

回到當下，新世紀文學在承接新時期文學發展的鏈條上所處的位置，確與1940年代的文學在現代文學鏈條上的位置有幾分相似。一個顯而易見的對比是，在文學影響上，像1980年代有重要影響的文學思潮如現代主義的寫作觀念其實是滯后于西方幾十年的，而今天信息技術的快捷讓這種滯后不復存在了，新一輩的寫作者幾乎可以同步地閱讀國外作家最近的作品和最新銳的理論。與此同時，全球的變局正在將人類置入一個新的時代秩序之中，像1940年代的前輩們身臨戰爭的暴虐一樣，我們的作家畢竟也面臨著均質主義、恐怖主義、資源轉型與氣候危機、人工智能這些普遍的問題。也就是說，無論在文學資源的共享上，還是現實情境的相通上，傳統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文學論域正被傳媒技術及新的時代經驗所解構或重新建構，這迫切地需要我們的作家建立新時代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意識。當然必須指明的是，重申人類命運共同體意義的寫作，并非是“去民族化”的同義，也不是對個體經驗的漠視，它強調的是由殊相映射出的共相，是特定情境中從“人類的希望和恐懼的角度把握人類的狀況”的自覺；它關乎文學的尊嚴和品質，關乎對無窮的人們和遠方的休戚與共的擔承和恥感，而不是什么普遍的規范，后者很容易蹈入另一種“中心”與“邊緣”的隱蔽文學秩序。

習近平總書記近年來多次表述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責任和必要，對于中國文學而言，這是偉大的幸運，也是巨大的壓力，我們又歷時性地置身在一個與全人類同呼吸共命運的偉大時代的當口，中國文學理應是世界文學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