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余光中先生曾在一本自選集的自序中說：“許多讀者識我的詩，都始于《鄉愁》，但愿他們能更深入，而不止于《鄉愁》。”

《鄉愁》的好處在于克制，不直接言愁，也不鋪排情愫，只是在寥寥幾段形式整飭的詩句中，通過四個遞進的事物：郵票、船票、墳墓、海峽，不著一字“愁”卻又將“愁”毫發畢現。在其更多的和“鄉”有關的詩歌中，這種“愁”也并不噴薄泛濫，它的內部豐盈且存在時空，并將時空帶入事物，帶入人本身，不言愁而愁自現。

“暴風雨的另一端，有誰看鐘表”

鄉愁的本質不是愁，是記憶與阻隔的矛盾，是時和空的共同作用。“時”是不可回的時，“空”是不可抵的空（雖然現實中已可抵，但隔斷和追尋已深入骨髓）。因為有舊日記憶，所以心中有“鄉”，又因為不可回轉且不可抵達，而生“愁”之念。所以，鄉愁在余光中的詩中常體現為時間和空間的交雜。

一種是設置時空矛盾：在《春天，遂想起》一詩中，作者憶念的江南前面放置了特殊的定語：“（從松山飛三個小時就到的）/乾隆皇帝的江南”；“任伊老了，在江南/（噴射云三小時的江南）”。三小時在時間意義上并不長，但結尾又出現一句：“（站在基隆港，想——想/想回也回不去的）/多燕子的江南。”時間上接近、空間上卻無法歸去的矛盾設置，讓情感更為婉曲復雜，增加了“愁”的縱深。

另一種是時空并置：在《嘉陵江水》中，“就那樣走下了碼頭，走上甲板/走向下江，走向海外，走向/年年西望的壯年啊中年啊暮年”。空間從碼頭、甲板一直延伸到海外，并在盡頭處進入時間，而時間幾乎貫穿了人的大半生。一邊是漸漸遠去，一邊是漸漸老去，空間的“遠”依靠時間的“老”來完成，增添了表述的重量。

鄉愁在物里顯形并定影

鄉愁中的時和空，在余光中的詩歌中常常落地到具象的形象。對這些形象的反復書寫，構成了一個個的意象鏈。作為意象的事物被詩的時空賦予更深的象征和旨歸，內蘊了文化記憶和隱秘的情感。在詩中，一個物的名字便是一段深情。

除了用鷓鴣、月亮等常見意象來表達鄉思外，余光中還有一些偏好的屬己的意象。

墳，它是一種阻隔，也是一種通路。在《鄉愁》中，“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里頭”。作為后面“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的鋪墊和序曲，“墳”的意象遞進了郵票、船票的力度，也增加了“一灣淺淺的海峽”的沉重感。墳帶來的絕對的隔絕與“淺淺”形成對比的張力。沒有什么比死亡更難逾越，墳墓代表死亡，將鄉愁的“愁”推到絕地。

在另一首詩《招魂的短笛》中，作者寫到：“春天來時，我將踏濕冷的清明路/葬你于故鄉的一個小墳/葬你于江南，江南的一個小鎮/垂柳的垂發直垂到你的墳上/等春天來時，你要做一個女孩子的夢/夢見你的母親”。余光中的母親是江蘇武進人，但和他的父親合葬于碧潭永春祠堂（“一穴雙墓，早已安息在臺島”——《浪子回頭》），在詩人的心里，母親的墳是應該在她的出生地的。這里的“墳”，比《鄉愁》中的“墳墓”更進了一步，它不止是一種隔斷，更是一種通路。這種通路，必須在故鄉的土壤里，葉落歸根，第二年春天才能長出新的葉子。“墳”也變成了連接，連接逝日并促成復活。在故土的滋養下，靈魂回歸，母親變成小女孩，遇見自己的母親。

在余光中的詩中，墳墓隔絕的總是“我”和母親，而他的詩中也有很多有關“尋母”的表述。在他的鄉愁里，母親和故鄉是一體的，尋母，也是一種尋鄉。

余光中的詩中，書寫過一些中華的文物。在白玉苦瓜里，有“一個自足的宇宙”，它囊括了中華的乾坤和古今。苦中有亂世：“皮靴踩過，馬蹄踩過/重噸戰車的履帶踩過”，也有漫長時間的療愈力量：“一絲傷痕也不曾留下”。苦盡數消弭在永恒中，“詠生命曾經是瓜而苦/被永恒引渡，成果而甘”。《白玉苦瓜》全詩都只在寫一只白玉苦瓜，但是苦瓜里安放了整個中華。

《唐馬》中，唐三彩馬有著“暖黃冷綠的三彩釉身”，幽禁在玻璃柜里，身上負載“一千多年前/居庸關外的風沙”。這匹馬被賦予不死之身，在中華文化的永恒里奔跑。然而真正在奔跑的不是唐馬（唐馬是靜止的），而是時間。歷史在“唐馬”身上流逝，舊日豪杰俱往，今日駿馬奔馳的地方，已從金戈鐵馬的戰場變為賽馬場。“你軒昂的龍裔一圈圈在追逐/胡騎與羌兵？不，銀杯和銀盾”。這是詩人的悲慨，也是歷史的變遷。

除了文物，余光中的詩中還有許多尋常事物。詩歌借助常見之物來打通時空，重返舊日溫情：一碗香軟的地瓜粥，配上豆腐乳、蘿卜干……便將人從眼下的餐桌接到在故土的舊日——“古老的記憶便帶我/燈下又回到兒時”（《粥頌》）。在答謝柯靈的《宜興茶壺》中，一把由別人捎回的朋友送的茶壺，因為燒煉自江南沃土，便在壺中開啟了一條通道，可以“伸過手去跟后土的上面/她所有的孩子一起握手”。

鄉愁是病腸，是血液，是人本身

鄉愁在客觀的“物”里，但究其本源，更是一種根植于記憶的病癥，如作者在《新大陸之晨》中所寫：“早安，第三期的懷鄉病”。病癥發源于身體，也作用于身體。在余光中的詩中，“愁”常由外在事物為載體，逗引出藏在身體深處的隱疾。自此，“鄉愁”主題便和生命糅合，從一種情緒之“愁”變為切膚之痛。

在余光中的詩歌中，鄉愁之“鄉”，并不惟一固定。他停留過很多地方，四川、南京、廈門、香港……曾經踏足的地域，但凡哺育靈魂，滋養生命，扎根記憶，便都進入過他的鄉愁體系。

在《別香港》中，“如果離別是一把快刀/青鋒一閃而過/就將我刨了吧，刨/刨成兩段呼痛的斷藕/一段，叫從此/一段，叫從前”。時間的分割在肉體上發生作用，離別帶來的不止是精神上的愁，更是身體的割裂。

《中國結》則是從墻上的中國結開始，呼應到肚子里的另一個“中國結”：“像是先民，怕忘記什么似的/打一個結在繩上，每到清明/或是中秋，就隱隱地牽痛/會做噩夢，會消化不良”。攜帶記憶和阻隔的鄉愁成了一段病腸，身體便有了空間感。這段病腸的醫治，要“探回患處”，慢慢輕輕地解，這患處便是“靠近童年”的“對岸青山”，于是故土同化為身體的部分，鄉愁便從“愁”走向“痛”。

這種痛以各種形式閃現，比如海棠。在《海棠紋身》中，主人公發現在左胸口有一小塊不知從何而來的傷痕。“直到晚年/心臟發痛的那天/從鏡中的裸身他發現/那塊疤，那塊疤已長大/誰當胸一掌的手印/一只血蟹，一張海棠紋身/那扭曲變貌的圖形他驚視/那海棠/究竟是外傷/還是內傷/再也分不清”。如果只看這一個文本，并不能確定這痛是來自鄉愁，但是一個人的不同作品是一個互相呼應的系統，在《鄉愁四韻》中，詩人以四種事物書寫鄉愁，其中便有海棠：可見，海棠紋身，便是鄉愁的燒痛，傷口看似在皮膚之外，但連接心臟。而中國結和海棠都是紅色，如同燒燙血液，在人的體內翻滾。

類似的表述還有“半世紀貪饞的無助/把我轆轆的饑腸/熊熊燒燙，交給了火鍋/蜀入了我”（《成都行》），或是用眼睛“饕餮地圖，從西湖到太湖/到多鷓鴣的重慶……”所有的故土，蜀地也好，西湖、太湖也好，都進入了身體。在這些詩句中，鄉愁已不止是郵票，船票等事物、它已經內化，成為了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