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論及徐遲，詩人、報告文學作家、翻譯家是加諸于他的諸多標簽或者頭銜，卻很少有人會稱其為小說家徐遲。他的小說創作長期被其他文學類型的成就所遮蔽，尤其是他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小說創作具有相當的特質，與同時期類似的小說創作相比，具有值得重視和關注的新質。這一時段徐遲的小說創作有一個明顯的發展演變過程：上世紀30年代前半期，其小說創作的重心落腳于情感世界的直抒胸臆，對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著墨頗多，與當時盛極一時的新感覺派頗有淵源，卻并不從屬于其中，具有個人的獨特氣質；上世紀30年代后半期直至40年代的小說創作，徐遲也積極參與到當時的時代命題之中，戰爭成為其時小說創作的主要題中之義，但徐遲在小說中對戰爭的刻畫，打破了戰時文學大多遵循的“戰爭價值”，返回到人的生存價值和文學的美學價值之上，豐富了斯時小說創作的豐富性和多元性。

一

在晚年創作的自傳《江南小鎮》中，徐遲自己曾秉筆直言：“1934年的上半年……我不時地到上海去，拜訪施蟄存、杜衡、葉靈鳳和當時最出風頭的新感覺派小說家穆時英和劉吶鷗。我對新感覺派也很感興趣，甚至有點兒著迷……不過我沒有寫出能吸引讀者注意的新感覺派作品。到了我的晚年時期，我才寫出了一些有點兒影響的作品，其中我是用了一些新感覺派手法的。”（徐遲：《江南小鎮》，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130頁。）這樣的直言不諱，讓讀者和研究者或許能更全面地看待徐遲之人、徐遲之文，更重要的是了解到至少上世紀30年代初期的徐遲，是一個對現代性乃至新感覺派的主張都有所涉獵，甚至付諸實踐的文學青年。他當時的詩作自不必贅言，小說創作也表現出強烈的現代性、“新感覺”色彩。令人欣喜的是，徐遲此一階段小說創作的情感傾向，或者意蘊基調是充滿希望和期待的，能充分感受到都市生活中“愛”之悸動與甜蜜，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新感覺派”的小說創作，“一部分作品存在著相當突出的頹廢、悲觀乃至絕望、色情的傾向”（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頁。）。盡管徐遲自己毫不諱言對于“新感覺”的沉醉，也在創作實踐上極力學習，但他此時的小說創作并不過分沉溺于“頹廢”、“絕望”、“色情”之中，甚至有清新之感，肆意張揚著青春、情感的美妙與愉悅。這樣的創作傾向充分體現在小說《開演以前》《升C短調之夜》《月光下火柴下的戀歌》《海的過失》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說中。

《開演以前》主要描寫了一對戀人薇和洛，但重點不在于刻畫人物形象，也不在于情節的鋪陳，而著重強調了在等待薇到來的日子里，洛的心理狀態及情感活動，整篇小說漫溢著“期待”。小說開篇即說“開始忙，是接了信的四月三號”，這一天洛接到薇的來信，告訴他六號上午七時將會到達北平。從這一天起，洛便開始了“忙碌”，開始了每時每刻的倒計時。小說中薇并未真正出場，甚至是一個符號式的人物，只為了引起洛的心緒與情感的波瀾。接信后，洛帶著忐忑的心著手回信，一連寫了好幾封都不甚滿意，連一個開頭的寫法都換了又換改了又改，足見這男青年的激動與重視程度。這封回信通篇洋溢著“高興”，洛甚至直接將“高興”一詞多次連用，表達出一種語無倫次的興奮。終于寄出回信后，在等待的日子里，盡管薇不在場，但洛的一切行動和心理狀態都圍繞著薇展開，目之所及的一切景物都能使他聯想到薇的一顰一笑。看到美好的景色，會想到薇看見時的情態；走進自己的屋子時，會想到薇也許受不了這氣味，便趕緊開窗通風、打掃衛生、鋪設桌布、插上鮮花等，甚至專門借來幾本書裝點房間；早晨起床第一件事是思考見到薇時的穿著，便急忙擦皮鞋，然后構思、安排薇來之后的游玩行程……不僅如此，洛在夜晚的夢中會夢見薇，在白日的幻想中會暢想兩人的約會，“做了上萬個的薇的夢，一切上千上萬的事，是為了要等待，所謂第三個明天，這第三個明天，感謝上蒼！終于在破曉中來了。破曉后不久，一輛黃色的汽車，蜿蜒自大馬路上飛過來。載在里面的有一個笑著的少女，不久之間，在洛的雙手迎接之下，這少女自汽車上跳下來，彼此卻全是無言地笑了一笑。”（徐遲：《開演之前》，《徐遲文集》（卷二），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頁。）小說在寫到薇的到來便戛然而止，青年男女之間微妙的曖昧，通過對一方行為、心理情態的刻畫，就這樣被徐遲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洛的等待存在無限希冀，不是無謂地“等待戈多”，洛的一系列舉動和心理活動，充分呈現出一個懷春男青年的可愛，對于二人情感的刻畫徐遲也處理得十分純凈、清新，彰顯出青春的美好和人生充滿希望。《海的過失》這篇小說，更是體現出“新感覺”的特質。描寫了乘同一艘船的青年男女，在船上的舞會上相識、相熟，當然還有年輕的激情的碰撞。《升C短調之夜》全文用音樂連綴，《月光下的火柴下的戀歌》這篇小說又用音樂架構全文，等等，都充滿了浪漫的想象和濃郁的青春情懷。

在徐遲這一時期的小說中漫溢著美好的詩情畫意，小說的基調并不頹廢或者傷感，充滿了青春孟浪的荷爾蒙，絲毫不吝惜情感的直接表達和外放。更難能可貴的是，徐遲在這些小說的創作中對于都市男女情感生活的描寫是節制的，并非停留在感官層面。“與日本的新感覺派相比，中國的新感覺派小說由于‘感覺’對‘都市’的過分沉溺，以致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非中國’和‘非現實’的文化身份上的曖昧，它匱乏那種對生命價值的終極追問和對生命存在進行深刻體驗的靈性，其存在主義質素不免帶有幾分浮掠性特征”。徐遲此一階段的小說創作，正好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新感覺派”小說在此方面的突破，盡管描寫摩登年代都市摩登男女摩登的感情生活，但不沉湎于縱情聲色和都市的物質生活的紙醉金迷，而是展現了生命的有所期待，正視了作為個人的人正當的情感需要，充滿希望地展現生活的美好與詩情畫意，體現出生活的情趣和生命的靈性。

二

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后半期直至40年代，戰爭的號角吹響，作為斯時的熱血青年，徐遲對于戰爭的體驗也充分呈現于自己的小說創作中。因此，此一階段的小說創作，徐遲也將戰爭作為題中之義。“戰爭文學，由于生成環境的不同，其審美追求及其價值向度亦有差異。戰時的戰爭文學，是適應著戰時的國家、民族、政黨和信仰等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具有特定時空內涵的藝術,從戰爭文學所體現出來的最基本的價值意義來說，它是現實斗爭的一種表現形式。 因此，戰時的戰爭文學是建立于戰爭價值基礎之上的。在戰爭作為生存現實的前提下，作家沒有別的選擇,只有遵守戰時道德,走向戰爭化，將文學融入戰爭機制。” （房褔賢：《中國抗日戰爭小說的歷史回顧》，《文史哲》，1999年第5期。）因為非常態的生活法則，人類的生活機制被“戰爭機制”所代替，戰時文學的表現或者說價值立場，很大程度上也呈現出“戰爭價值”。這一時期中國的文學創作，尤其是“小說創作總體上呈現出兩種態勢。一是數量和質量的驟然下降，使三十年代形成的小說創作的繁榮局面一度中斷。二是小說與報告文學的界限日益模糊,小說幾乎喪失了獨立自主的文體價值”（謝昭新、李麗：《論四十年代小說理論的時代性演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第4期）。這是時代和歷史的裹挾，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是時代精神的選擇和民族精神張揚的需要。但對于文學本身來說，受到的傷害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多元的豐富性。

不過，也有一些作家打破了上述窠臼，企圖從不同層面有所突破，張愛玲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成為一種“獨特聲調”（錢理群：《昨天的小說與小說觀念》，《上海文學》，1994年第6期）。張愛玲在《自己的文章》里,旗幟鮮明地闡述了自己的小說創作觀念，她說：“戰爭與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質，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寫戰爭與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敗在技術的成分大于藝術的成分。和戀愛的放肆相比，戰爭是被驅使的，而革命則有時候多少有點強迫自己。”（張愛玲：《自己的文章》，《流言》，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第94頁。）除了張愛玲以外，挑戰主流小說觀念，豐富了斯時小說創作的還有蘆焚、蕭乾、汪曾祺、廢名、馮至等人，他們從小說理論建設到小說創作實踐都有獨特的見地。而徐遲此時在小說中對戰爭的描寫，也不同于主流觀念，而用生存機制來觀照人物的生活，以文學自身的審美價值為準則進行創作，但他此時的小說創作卻沒有得到足夠的關注和重視。

1937年，徐遲創作了小說《三大都會的毀滅》，描寫了青島、北平、上海這三大都會在戰爭中的毀滅，其中更是采用獨特的視角和反諷手法，表達了作者對戰爭的思考。對于青島空襲的呈現，徐遲采用了復合型視角——一名日本海軍軍官和一群中國空軍。這名日本海軍軍官對于軍事上的不甚順利有些消沉，只有在想到“光榮地屠殺了一千萬中國民眾這個數字，給他一些安慰”。此時司令室的門被艦上的無線電收報員粗魯地推開了，“無線電收報員送上的十萬火急的消息，是中國空軍轟炸青島，第五艦隊發來的求援電文。”（徐遲：《三大都會的毀滅》，《徐遲文集》（卷二），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61-62頁。）通過日本海軍軍官的視角，讀者了解到青島被轟炸，且是被中國空軍轟炸的這一事實，便會心存疑慮，為何中國軍隊會轟炸自己的國土，作者在此留下未解之謎便將話鋒一轉，將敘事時間轉換到日軍收到電報的5個小時之前，將敘事的視角也進行了轉換，投射到一群中國國民黨空軍的身上。在一座華燈照耀的廳堂里，十幾個魁梧的青年談論著戰爭，笑話著英俊青年的戀愛，這樣的生活場景與殘酷的戰爭似乎不搭界。但正是從他們似乎輕松的聊天中，對戀情的調侃中，讀者知道了“焦土抗戰”的策略，而青島的毀滅原來是中國軍隊對日軍的報復行為，因為日本在青島有眾多資產和工廠。解了青島之毀滅的懸疑，作者又將筆觸伸向北平，這座中國人驕傲的文化古城的毀滅。對于北平毀滅的描寫，作者采用的是中國政府中一個文官的視角。這個文官在思考中央政府一直在強調的話：“寧愿化成焦土，我們不能輕易把國土往人家送”。他一直在掙扎，內心有兩個小人在打架，一個認為為了人類和文化，應該去阻止他們轟炸北平，另一個卻說為了民族、國家、正義，為了自由和戰略，應該趁早毀了北平。最終他信任的軍事領袖和同事們替他做了選擇——轟炸了北平。9時開始轟炸北平，日軍11點才接到消息，于是作者又把視角切換到日本海軍司令，前一夜才轟炸了青島，此時又接到北平被轟炸的消息，“這損傷了他對于支那人的一貫輕視的心。同樣這也損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他素來主張“放火”，感到“放火”的機會來了，隨便抓幾個借口就行。于是，所有的戰艦瞄準了上海，一聲令下，“大上海浴著火，浴著血”。青島、北平、上海這三大都會就這樣被毀滅了。作者采用復合型視角的自由切換，尤其是日本海軍軍官這一獨特視角的采用，多方位展現了三大都會被毀滅的前因后果，雖并未直接呈現戰爭場面和戰爭進程，但這些大都會毀滅的原因和過程卻極具諷刺意味。青島和北平的被毀，是源自當時“中央政府”的“焦土抗戰”策略，但這一自殺式的戰略甚至連自己的軍官都心生疑竇，上海的被毀緣自報復，隨便抓幾個借口就可毀滅一座大都會，致使生靈涂炭，無數人失去家園，這戰爭著實諷刺。戰時，人的生存機制就該被戰爭機制所取代嗎？這是來自作者擲地有聲的詰問。

除了《三大都會的毀滅》的毀滅，此一階段徐遲的其他小說也都從不同角度凸顯出作者對于戰爭的詰問。《愿他的靈魂安息》這篇小說中，徐遲通過一個掉隊士兵引領讀者進入他創造的故事世界，這個士兵對于尸體和死亡的麻木令“我”震驚，也在這一過程中，呈現出戰爭對于普通百姓的戕害，對于人應有的生存機制的踐踏。《寶塔》中，作者以河邊的寶塔作為定點，也作為瞭望臺，觀照周邊發生的戰事和戰爭中的人。《一個鎮的輪廓》中，又通過一個小鎮在戰爭中的命運，凸顯了日軍對中國進行的經濟侵略、政治侵略及殖民政策。《年輕的教授》則將觸角深入到我們自己人民的內部，了解恐龍的年輕教授，卻不認識自己身邊的親人和朋友，因為他們覺得“抗戰不能不抗，可是麻將不能不打”。《一塌糊涂》更是涉及到了中國抗戰期間，國外有志之士對于中國的醫療援助。來自西班牙的馬賽爾醫生，醫療援助抗戰中的中國，卻累于煩瑣的文件之中。在《無我》中，作者思考了“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之戰時準則的合法性。《“不過，好日子哪天有？”》這篇小說，著重描寫一對年輕夫妻的日常，通過他們下班后、睡前等的閑聊，妻子不斷追問，“不過，好日子哪天有？”呈現出抗戰結束后對國內局勢的態度。內戰的一觸即發，人心的惶恐等，都通過再平凡不過的小夫妻的日常絮語側面呈現。由此可見，徐遲此時的小說創作，幾乎每一篇都有不同的觀照視角，或者體察層面，幾乎將觸角深入到除了正面戰爭以外的社會人生的方方面面，且選取的視角都不盡相同，反諷的手法更是運用得十分醇熟。

在徐遲對于戰爭進行敘寫的小說中，并沒有高大全的英雄人物，也沒充斥激昂的民族情感和對侵略者的滿腔憤怒，而是沉潛到更確切說是還原到人本身的生存機制上來，展現戰爭時代多樣的社會人生和時代情態。這樣的處理方式避免了文學乃至人生被戰爭裹挾，被戰爭遮蔽。當然這并不是對戰時主流文學的否定，而是一種豐富，一種多元創作價值的共生和共同繁榮。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來說，徐遲此一階段的小說創作，應該得到更充分的關注，更深層的探究，更高程度的重視。

（作者單位：湖北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