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翻譯《帕爾瑪宮闈秘史》時的徐遲和妻女留影

關于恩師徐遲先生的翻譯生涯，我曾寫過兩篇文章：一是《坎坷譯路——徐遲的文學翻譯生涯》（原載《中國作家》1998年第1期）；二是《“解放是榮耀的”——徐遲“二戰”題材譯作略述》（原載《中華讀書報》“文化周刊”2015年9月30日）。近20年來，我不斷地在尋找和搜集恩師散佚的集外文字，包括他早期出版的譯著和刊發在報刊上的一些零散的短篇詩文譯作，以期輯補、完善并最終出版一套相對完整的《徐遲譯文集》，作為《徐遲文集》的“姊妹篇”。

從一篇未刊的譯文集序說起

徐遲先生晚年，在編選《徐遲文集》的同時，也曾考慮過譯文集的事情。約在1995年的一天，他和我又談到譯文集的事，當天就興之所至，隨手寫了一篇《“徐遲翻譯詩文選”序》，并開列了一頁書目（篇目），供我以后編選譯文集時做參考。這幾頁手稿當時被我夾進了一冊珍貴的初版書《華爾騰》（即《瓦爾登湖》的譯本初版）之中，一晃20多年過去了，竟成了一篇珍貴的“未刊稿”。全文如下：

在《徐遲文選》的編輯工作上得徐魯之助，大功即將告成之際，我這一生的翻譯詩文，該怎么辦的問題，就浮上來了。

我國（在過去很長時間里）基本上是一個“排外”的國家，對外國的東西是妄加菲薄，往往不屑一顧的。對于西方的精神文明更是十分地瞧不起的。獨小轎車是例外，那是物質文明，則是比較喜歡的。開放改革以來，對西方資金的引入亦逐漸地允許了，對關貿協定之類的讓不讓參加，本來就不想加入，你還卡我，那就謝天謝地地卡好了。本來關貿協定一批準參加，于我確是大大不利的，大勢所趨是沒有辦法，硬挺，也挺不住的，多拖一兩天不也很好嘛！所以外國的出版物是進不來的，從外國來的郵件一定要扣留若干天才能放行。好了，就不說這個了。要說的是我的譯文選。

我想了一下，可以選出六冊的內容來。荷馬的《依利阿德》“拔萃”（選譯）和惠特曼的《蘆笛集及其他》可選入第一冊，再加上一個《藍胡子的城堡》，是譯詩部分。另外，第一冊的散文部分：賽珍珠的《二婦人》及托爾斯泰的三篇拙譯的廣泛流傳的散文，羅斯金的《論作品即其人》，法蘭克的《一枕之安》等，是散文的譯文。找起它們來還是相當費事的，湊齊了還有點意思，如泰戈爾的《藝術之意義》不知是算譯詩還是譯文，放進去是否合適。我想也是合適的。我選譯的都是名篇、逸品了，就是收集它們不大容易。

第二冊的梭羅《瓦爾登湖》就很簡單，已出了八版，（用）第八版照排就是。第三第四冊的《托爾斯泰傳》上、下兩冊，在北京出版社出版，已逾十多年了，最近宋蜀碧又從頭到尾檢查了一次，作了一番加工。

第五冊想把愛倫堡和斯坦因放在一起，一個寫的是巴黎的陷落，一個寫的是巴黎的解放，其中一部分是袁水拍譯的。我和水拍有過深厚的友誼，但晚年卻曾橫眉冷對過他，這是他做了一件蠢事之后，我們也做了一些不太聰明的事兒，大大地傷了他的心，也傷害了我們自己的心。愛倫堡的這本書還是很值得一讀的。收入我的譯文集也可以安慰我們兩人的，真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的心靈不安。祝他的在天之靈（我有一天也要在的）平安！

第六冊是司湯達的《帕爾瑪修道院》，這可得好好地說明一下。這本書是司湯達兩大名著之一，它是與《紅與黑》并美的代表作。后者因電影之助而在全世界流傳，前者卻沒拍出電影來而受到相當的冷落，并不公平。我并不想做一個翻譯者，但愛上了這本書，我愿意翻譯它。那是在五十年前的事，在1947年的夏天，我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口氣把這本35萬字的作品翻了出來。一翻完也不再讀它一遍就把譯稿交給書店，很快就出書了。我又慌慌張張地回到南潯中學去教書。我是利用了暑假來譯出這部書的。但我自己知道我是非常喜歡這部書的。我是一口氣地把它譯出來的。我覺得“文以氣為主”，譯文也一樣應以氣為主。因為這一回是做到了這一點，我非常之滿意，它是天衣無縫的一件產品。但是一些評論家卻不管這一點，有人抓我的和它的小辮子，打了我一巴掌，有人對它不高興。我很高興。書里有一個排印頁碼的大錯誤，沒有人注意。郭沫若要看這本書，來信問我要，我把我的唯一的一本送給了他。他居然看得下去，還很高興。這本書是茅盾先生主張我翻的。關于這本書的翻譯，也得到李健吾的關心呢。有些情況，在《江南小鎮》中我都寫了，不再多說。

（新中國）開國以后，1979年（上海）譯文社又出了這本書，是郝運先生譯的，譯得比我的好，因是從法文譯的。卷首有《譯本序》，一萬余言，結尾說“讀《巴馬修道院》的也不是什么‘少數幸福人’，而是世界各國廣泛的讀者”。我給了他一個眉批：“好運先生沒有幽默感。”他確實很認真，他認真地做了這件事。我與他不同之處就在我狂熱地做了這件事，同樣的事。他是好的，我也同樣是好的。

這篇文稿的行文略顯隨意，但是其中的信息量很大，有對自己譯文的評述，甚至不乏得色；也有對譯界同行的點評和贊美。當然也為計劃中的“徐遲譯文集”的編選搭起了一個基本的框架。

當時，他早期翻譯出版的一本題為《明天》的雪萊詩選集，一直以為是不存于世了。還有其他一些短篇譯文，因為考慮到尋找搜求上的難度，他也放棄了。所以，他想象中的譯文選集只有6卷。現在，我把《明天》等早期譯著，總算找到了一些，6卷篇幅顯然是不夠了。如果大部分譯文能夠搜集完備，則未來的《徐遲譯文集》將至少有8卷，約200萬字。詳細書目，我做了如下調整：

第1卷：《瓦爾登湖》（美國）亨利·梭羅著；第2卷：《帕爾瑪宮闈秘史》（巴馬修道院）（法國）司湯達著；第3卷：《托爾斯泰傳》（上冊），第4卷：《托爾斯泰傳》（下冊）（英國）艾爾默·莫德著；第5卷：《巴黎的陷落》（蘇聯）愛倫堡著；第6卷：《解放是榮耀的》（美國）斯坦因等著；第7卷：《譯詩選集》（古希臘）荷馬等著；第8卷：《譯文選集》（俄羅斯）托爾斯泰等著。

四部完整的長篇譯著

徐遲先生一生翻譯的長篇作品共有六部，即《永別了戰爭》《第七個十字架》《瓦爾登湖》《帕爾瑪宮闈秘史》《托爾斯泰傳》和《巴黎的陷落》。1936年翻譯的、在上海一家名為“啟明書店”出版的海明威長篇小說《永別了戰爭》目前沒有找到（也許早已不存于世）；1943年翻譯的德國女作家安娜·賽格斯的長篇小說《第七個十字架》，只在當年重慶出版的刊物《文藝新輯》上發表了幾個章節，題為《兩逃犯》，最終并未能出版單行本。這是一本反法西斯題材的文學名著，1944年曾由美國導演弗雷德·金尼曼拍攝成了電影； 1999年，外國文學出版社出版了《第七個十字架》的新譯本（李士勛譯）。除了這兩部譯作暫付闕如，其他四部都是完整的，有的還出過修訂本，成為公認的“名著名譯”，如《瓦爾登湖》。這四部長篇構成了徐遲譯文集前五卷（其中《托爾斯泰傳》篇幅巨大，分為兩卷）。

《瓦爾登湖》被譽為美國文學史上一部“獨一無二”的散文杰作，也是美國自然文學的一部代表性作品。徐遲的譯本原名《華爾騰》，1949年3月由趙家璧主持的晨光出版公司（上海）初版，系“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之一。這套叢書以美國文學為主，包括馮亦代譯的《現代美國文藝思潮》、高寒（楚圖南）譯的惠特曼《草葉集》、袁水拍譯的《現代美國詩歌》、焦菊隱譯的愛倫·坡《海上歷險記》和《愛倫·坡故事集》、畢樹棠譯的馬克·吐溫《密西西比河上》、簡企之譯的《朗費羅詩選》、洪深譯的薩洛揚戲劇《人生一世》等。徐遲在《江南小鎮》里詳細地描述了他譯這本書的情景。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晨光出版公司第一次把美國作家和思想家梭羅的這本散文名著推到了中國讀者面前。當時正值全國人民歡慶解放，舉國上下熱氣騰騰之際，因此注意這本譯著的人很少。到了50年代，香港和臺灣很快就出現了盜印本。他們把書名改為《湖濱散記》，把譯者改為“吳明實”（即“無名氏”諧音），一版再版，一直到八九十年代，香港、臺灣地區還有出版社在出版這本“盜印本”。1982年，徐遲先生花了很大功夫，對這本譯著重新校譯后，補寫了一篇“譯后記”，交給上海譯文出版社推出了新版，書名正式定為《瓦爾登湖》。新時期以來的中國讀書界對于梭羅和瓦爾登湖的了解，大都通過這個版本。1993年5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人民文學出版社和上海譯文出版社聯合編輯出版的《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坊間稱為“網格本”），將《瓦爾登湖》納入其中，分精裝和平裝兩種形式出版。徐遲對這一版的譯文又做了少許修訂，還重新寫了一篇較為詳備的“譯本序”。至此，一部優秀的外國散文名著譯本，總算有了它最好的歸宿。有人評價說，徐遲先生所有譯著里，以《瓦爾登湖》譯得最為美妙。《瓦爾登湖》的譯文之美，歸功于我們的抒情詩人的傳神的手筆，其也源于譯者對于梭羅深切的理解與熱愛。對于《瓦爾登湖》的讀者，徐遲是這樣期待的：“你能把你的心安靜下來嗎？如果你的心并沒有安靜下來，我說，你也許最好是先把你的心安靜下來，然后你再打開這本書……”至今，《瓦爾登湖》的徐譯本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已成為一本暢銷書和常銷書，僅我所見到的不同封面的版本就有十數種之多。

《帕爾瑪宮闈秘史》（通譯《巴馬修道院》）是法國現實主義作家司湯達在1839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名著，是他繼《阿爾芒斯》和《紅與黑》之后的第三部代表性作品。司湯達在給巴爾扎克的那封4萬多字的著名長信上說：“《修道院》的許多篇幅，都是根據最初口授的本子付印的。”原來，每天清晨，他看一看昨天寫的那一章的最后一頁，便就有了當天的一章。他或是自己寫，或是口授，讓一個名叫波納維的人記錄，平均每天要寫滿25頁稿紙。1947年夏天，正在家鄉小鎮上從事“教育實驗”的徐遲，利用暑假時間，住在上海的姐姐家里，“只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口氣把這本35萬字的作品翻了出來”。詳細情景他在前面那篇未刊序言里說到了一些，原來是茅盾推薦給他翻譯此書的，郭沫若也索讀過他的這個譯本。司湯達寫這部作品僅僅用了52天時間，也真是巧合，徐遲翻譯這部作品，差不多也用了50天左右。1948年5月，上海圖書雜志聯合發行所出于銷路的考慮，把這本世界名著冠以“帕爾瑪宮闈秘史”這樣一個顯然有點媚俗的書名。徐遲的這個譯本問世以來，也有不少“粉絲”。如今已是著名編輯家和出版人的汪稼明，曾撰文回憶說，20世紀70年代里，他讀到了《帕爾瑪宮闈秘史》（當時它還屬于“禁書”），曾在上面寫了這樣一段筆記：“讀完此書，我好像看到一出歷史劇。這是真實的、動人的，而且復雜的。我有點后悔一起始因覺這書不好而沒做詳細筆記，而現在這本書就要去了（指即將被人借走），許多人在等待著讀它……這劃時代的作品，我很愿意再拜讀一遍這本書……”（《中華讀書報》1994年9月28日《書夢重溫·早年的讀書筆記》）汪先生還清晰地記得，“這本書是三四十年代譯本，譯者是徐遲。……書挺厚，紙張粗糙，封面上有一個灰紅色方框，框內是書名……”其時他才19歲。

《托爾斯泰傳》是英國的托爾斯泰作品翻譯和研究專家阿爾麥·莫德寫的一部傳記名著，直譯《托爾斯泰的一生》。1943年，重慶的“國訊書店”請茅盾主編一套“國訊叢書”。茅盾便向徐遲等人約稿。戈寶權向徐遲推薦了這部傳記巨著。戈寶權還將自己珍藏的一本“牛津古典叢書”版英文本借給了徐遲。徐遲按托爾斯泰青年、中年和晚年三個時期分成三部譯出。1944年1月，《托爾斯泰傳（第一部：青年時期）》出版；同年6月，第二部（結婚時期）出版；1945年7月，第三部（晚年時期）出版。徐遲在“譯者后記”中寫道：“我們的靈魂饑渴，我們的嘴唇皮也干燥，我們的眼睛、四肢、心臟、脈搏都很衰弱，是的，現在我一定要鼓起力量來，借這個譯后記告訴讀者，一本書應該是我們的力量，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復活！”1947年3月，國訊書店遷到上海，又將三部合為一厚冊再版了一次。1949年新中國誕生初期，徐遲在《人民中國》當英文版編輯時，當時的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詩人何其芳、作家劉白羽等，都曾希望徐遲修訂舊譯，最好能譯出全本的《托爾斯泰的一生》。1957年，徐遲擔任《詩刊》副主編，工作很忙，便找了他的一位親戚，已經出版過幾種譯書的宋蜀碧女士，請她補譯了未譯的部分，并校訂了徐遲的舊譯。全部譯稿交給一家出版社，可惜的是放了三年之久，最后被退了回來。十年浩劫期間，這部近80萬言的全譯本（約有2000頁稿紙），被藏在一只舊碗柜里幸運地保存了下來。1984年10月，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了署名徐遲、宋蜀碧合譯的這個全譯本，平裝分為上下兩冊，精裝合為一大冊，像一塊磚頭一樣厚實。徐遲為全譯本寫了篇新的序言，敘述了《托爾斯泰傳》從初譯到新版全譯本所經歷的四十幾年漫長歷程。他說：“這個英國人……掌握了這么大量的材料。這在我們國內是沒有看到過的。這些材料的整理也可以供我們參考。傳記中選用了這么多材料，讀者自己就能夠得出一些觀念來。莫德有一種開明的風度，他擺材料很多，很豐富，而講道理較少，緣其不強加于人，因此可供參考的價值也就多一些。”書中還收錄了戈寶權的一篇《談莫德和他的〈托爾斯泰傳〉》。2014年1月，三聯書店又把徐遲的譯本分成三冊，納入“三聯經典文庫”，出版了布面精裝本。這是這部譯著的最新一個版本。

《巴黎的陷落》是蘇聯作家伊里亞·愛倫堡寫的二戰題材的長篇小說名著。1946年在重慶時，徐遲和他的朋友、詩人袁水拍一起合作翻譯了這部長篇。當時兩人把這本書一分為二，徐遲譯前半部分，袁水拍譯后半部分。譯好后，碰面一對，接頭處徐遲譯的前半句和袁水拍譯的后半句竟然不需修改，正好接上了。他們的譯本先以《巴黎！巴黎！》為書名，于1947年3月在重慶的國訊書店出了初版；后以《巴黎的陷落》為書名，于同年在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了新一版；1951年12月又在上海文光書店出了第二版，1953年4月出了第三版。戈寶權以《愛倫堡及其〈巴黎的陷落〉》為題，為本書寫了代序。序后附錄了愛倫堡在1942年、1943年致戈寶權的兩封信。第一封信上有這樣的句子：“我請你代向中國的作家們，轉致我熱烈的、兄弟的敬禮。我愿望他們，同樣地我也愿望被俘的巴黎、我們的紅軍以及各民族和一切善意的人們：勝利。”他在第二封信中詢問道：“《巴黎的陷落》的中譯本，何時可出版？”

《解放是榮耀的》等報告文學譯作

《徐遲譯文集》第6卷，收錄徐遲不同時期翻譯的數篇中短篇報告文學（特寫）作品。

《解放是榮耀的》是美國女作家格特魯德·斯坦因寫的一篇報道巴黎解放的紀實性質的散文。對這類文體，過去一般稱之為“特寫”，現在通稱為“報告文學”。這篇散文不長，是徐遲一人翻譯的，1945年6月在重慶的新群出版社出了第一版，不久又在新知、讀書和生活組成的上海聯合書店再版了一次。袁水拍為這個譯本寫了序言。徐遲評價斯坦因的這篇特寫說：我們“從人的受難，游擊隊的活動，法蘭西的解放中，看出了一個更寬闊，更光明的世界。”斯坦因是這樣迫不及待地，一開頭就宣布了這一振奮人心的消息：“今天12點半，在無線電收音機里有一個聲音說：注意！注意！注意！于是一個法蘭西人的聲音像爆炸了一樣地，興奮緊張地說，巴黎解放了！榮耀啊！巴黎自由了！”可以想見，徐遲譯這些文字時是何等興奮。1992年，劉白羽為重慶出版社主編的52卷本《世界反法西斯文學書系》第21卷（美國卷3）里，選用了徐遲翻譯的這篇譯作。

關于二戰題材的報告文學，徐遲還翻譯了《在掩蔽壕里》《這是你的戰爭》（美國，恩尼·帕艾爾），《我轟炸東京》（美國，勞蓀隊長）等數篇。《我轟炸東京》記述的是1942年4月18日，日本東京第一次被轟炸的全過程。參加那次轟炸的美軍飛行員中，有一位名叫鐵特·W.勞蓀的飛行隊長，事后撰寫了一本《在東京上空三十秒》。當時美國的這個飛行大隊從一艘名為“黃蜂號”的航空母艦上起飛，低空飛行到日本上空，躲過了日本防空部的監視，時間只有30秒。30秒里，幾十架飛機卻在一瞬間投擲下了無數的炸彈。東京還沒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時，這個大隊已迅速飛達中國海岸線上空，向事先預定的中國軍用機場飛去。但這時候夜幕已經降下來了，原定的中國軍用機場沒有發出信號照亮機場跑道，一點燈光都沒有，幾十架飛機無法降落。當時只有一個機場亮了燈光，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駐守的一個機場。有兩架重型轟炸機幸運地在那里安全降落，機上人員全部安然無恙。而其他無處降落的轟炸機上的飛行員，有的迫降，有的被迫跳傘，傷亡慘重。勞蓀隊長也因此失去了一條腿。這本書是勞蓀隊長轟炸東京的遠征飛行的親身經歷自述。徐遲當時在墨西哥駐重慶大使館新聞處做譯員，有機會結識了一些美國空軍人員。一位美軍上尉給了徐遲一份這篇自述的連載。徐遲覺得這是一部真實的、且以現代語言寫成的富有驚險色彩的報告文學作品，當即決定翻譯它。因為原文中夾著許多美國俚語，徐遲又請他的同鄉、后來在巴黎擔任駐法大使館秘書的錢能欣幫忙，一起譯出了此書。1943年12月，重慶的時代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徐遲、錢能欣合譯的這本書，譯名為《我轟炸東京》，系“時代生活叢書”第5種，徐遲寫了一篇《譯者序》，說明了這本報告文學樣式的作品的寫作和翻譯過程。1945年11月，時代生活出版社遷到上海后，又再版了一次。在翻譯這本書之前，徐遲剛剛翻譯出版了一本《依利阿德試譯》，所以他在《我轟炸東京》的序言中說：“若有人問我，譯了古特洛亞戰場的史詩之后，再來譯這個近代的戰爭作品，有無感想，我要說，我愛這些近代戰爭的史詩，絕不亞于古代的神話的歌唱。這是一個奇跡，奇跡中充滿了英勇和熱情，中國讀者對此一定感到分外興奮。”

在這一卷里，還可以編入徐遲1951年3月在上海的海燕出版社出版的一部中篇譯作、蘇聯作家波列伏依的紀實小說《老英雄回家》（另有譯本譯為“歸來”）。1953年6月，新文藝出版社又根據海燕社的紙型重版了這本書。

譯詩選集和譯文選集

《徐遲譯文集》第7卷、第8卷，將分別編選他的譯詩選集和短篇譯文選集。

先說譯詩。他的文學翻譯生涯，幾乎和他的創作生涯同時開始。1932年5月，他的小說處女作《開演以前》發表在燕京大學出版的《燕大月刊》上。一年之后，他翻譯的美國詩人維祺·林德賽的一首長詩《圣達飛之旅程》，發表于上海《現代》（施蟄存主編）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出版），同期還刊登了他評介林德賽詩歌創作的論文《詩人維祺·林德賽》。他當時還不到20歲。他的譯詩集，就從這首《圣達飛之旅程》開始選起。主要包括四輯：

輯一是以惠特曼為代表的多位美國詩人的詩作。除了林德賽，還有惠特曼的《蘆笛之歌》《草葉集》選譯，羅拔·波爾《“今天，我長久地看著地圖……”》，路易·麥克尼斯《空襲》（廣播詩劇節選）等。

輯二是他在青年和老年兩個時期分別翻譯的荷馬史詩《依利阿德》（通譯《伊利亞特》）的許多片段。荷馬史詩是世界古典文學寶庫中的名著和巨著之一，長達24卷，約16000行，堪稱史詩之最。1942年，28歲的徐遲在重慶鄉間完成了一個翻譯上的“創舉”：首次用漢語詩體形式選譯了《伊利亞特》。他一共譯出了15個片段，約700行，采用了所謂“無韻素體詩”的格律形式，題名為《依利阿德試譯》。1943年7月由重慶的美學出版社初版，系該社出版的“海濱小集”叢書之一。徐遲在15個片段之后，還寫了兩萬多字的《“依利阿德”釋》，闡述了一些關于史詩的看法。這本書雖然很小，卻是我國第一本用詩體翻譯的荷馬史詩的譯本。1947年6月，上海的群益出版社又以《依利阿德選譯》的書名再版了一次。

1992年夏天，78歲的徐遲訪問希臘時，把他珍藏的一冊“群益版”譯本，贈送給了雅典的國家圖書館。也是因為這次出訪，仿佛是雅典娜女神的神秘的召引，他在耄耋之年，有了重新采用希臘傳統詩歌形式中的“六步體長短短格”的格律，從頭再譯《依利阿德》的打算。回國后不久，他就開筆重譯這部史詩了。遺憾的是，這個浩大的翻譯工程最終沒能完成，而只譯出了第一部分的六個章節，約3800行，另寫了篇一萬多字的“譯序”。所以，輯二的譯詩包括已出版的“《依利阿德》選譯”和未刊的“《依利阿德》新譯”兩部分。

輯三是雪萊詩選譯。1942年，徐遲的一個朋友盛舜在桂林辦了一個“雅典書屋”，約徐遲譯詩。徐遲選譯了雪萊17首抒情詩， 雅典書屋于1943年2月以《明天》為書名出版了這些譯詩，書末還附錄了譯者寫的一篇《雪萊欣賞》。這本書在徐遲生前一直沒能找到。幸運的是不久前我總算從北京買到了一個復印本。雪萊的詩友拜倫的詩，徐遲也翻譯過《哥林茨大戰（節選）》《蓀那契里勃的毀滅》兩首，可以和雪萊的詩編在同一輯中。

輯四是里爾克、聶魯達、澳大利亞的布朗、蘇聯的瓦西里耶夫等多位詩人詩作的零星翻譯。最后一首譯詩，是徐遲以“余犀”的化名翻譯的一首美國詩人Tashuna Raven的《印第安美人朝露歌》，刊登在1995年第10期《長江文藝》上。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詩人鄒荻帆在1985年編選過一部《迷娘歌·詩人譯詩選集》（花城出版社出版），其中就選了徐遲譯的5首詩，包括荷馬史詩片段和惠特曼的詩。

再說短篇譯文。他的譯文選集也可分編為四輯。

輯一是短篇小說。徐遲譯的第一篇小說是美國女作家賽珍珠的《兩婦人》。1933年秋天，正在燕京大學借讀的徐遲，從《亞細亞》（Asia）雜志上讀到了賽珍珠的這篇小說，興致勃勃地譯了出來，寄給了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國聞周報”。當時這個副刊主編是沈從文。沈從文分兩期發表了徐遲的譯文。只是不知為何，沈從文為徐遲的譯文署了個奇怪的筆名：龍八。這個筆名，徐遲后來還用過兩次，便沒再使用。當年年底，徐遲把已出版的“國聞周報”上的譯文寄給了在鎮江的賽珍珠，還附了一封信。1934年元旦剛過，徐遲就收到了賽珍珠的親筆回信，給徐遲留下了十分美好的記憶。徐遲譯的其他小說還有《一枕之安》（美國，弗蘭克）、《宇宙小姑娘》《戰爭》（美國，威廉·薩洛揚）、《兩逃犯》（即《第七個十字架》節選，德國，安娜·賽格爾斯）、《我的幻覺已經消失》（洪都拉斯，胡里奧·艾斯科托）等。

輯二是兩個劇本。1944年1月由重慶的時代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小涅麗》（陀思妥耶夫斯基）；1993年翻譯的、刊登于《音樂藝術·上海音樂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的歌劇劇本《藍胡子的城堡》（匈牙利，巴拉斯·貝拉）。后者是徐遲晚年的一篇難得的譯作。譯者還為這個劇本寫了一篇《譯者小序》。

輯三是散文。以托爾斯泰的三篇散文為主，即《為什么人要把自己弄得昏迷不醒》《〈克勞艾采奏鳴曲〉后記》《過良好生活的第一步》。重慶的美學出版社以《托爾斯泰散文集》為書名，于1944年7月出了第1版。出版社在書名后面還標注了“第一冊”。不久又出版了《托爾斯泰散文集》第二冊（馮亦代譯）。1988年，徐遲譯的這本散文小書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列入“散文譯叢”再版了一次，書名改為《托爾斯泰散文三篇》。書里增加了戈寶權的一篇短序《關于這本書》。1992年4月，這本小書又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了第三版，又改名為《酒色與生命》。徐遲曾說：“這樣一本勸人戒煙、戒色、戒饞的怪書，想不到到了近年，它又有點用處了。”戈寶權在《關于這本書》中，講述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本書的譯者徐遲同志是熱愛托爾斯泰的作品的，記得在抗日戰爭期間，他譯過一本《托爾斯泰散文集》。這本書可能早被人遺忘了，但想不到1980年12月，我在重慶訪問革命烈士陵園、白公館和渣滓洞時，竟然在‘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的一個櫥宙里看見了這本用土紙印的書。原來革命烈士車耀先1946年3月在成都被捕后，同羅世文烈士一同被解押到重慶，然后又關進貴州的息烽監獄。車耀先表示他讀書不多，想借這個機會多讀一些書，最好能讓他管理圖書。當時，監獄中堆存有幾千本書，其中不少是難友被捕入獄時被沒收的進步圖書。他就將這些進步書籍加以修補，改頭換面，混在一般圖書中編號出借，還利用管理圖書的機會進行秘密聯絡活動。為了蒙混特務的眼目，他在不少書上用毛筆寫了‘文優紙劣，特請珍惜’。在現存陳列出來的《托爾斯泰散文集》的封面上，就有他題寫的這八個字。因此這本書能在監獄中流傳開去。1946年7月，車耀先和羅世文兩烈士又被提到重慶的白公館，被就地秘密殺害。車耀先烈士雖然犧牲了，但他保管的這本書卻被留存下來，成了他在監獄中進行合法斗爭的一個見證。我在當年12月底經長江三峽到了武漢時，徐遲同志到江漢關旁的輪船碼頭來接我，我第一件告訴他的事，就是在重慶‘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展覽館里的這個意外的發現。今年（1983年）5月，我參加中國文聯赴川參觀訪問團再到重慶，在重訪烈士陵墓時，又再次看見了這本書，我想應該把這件值得寫出來的事告訴讀者們。”一冊小小的翻譯散文，竟能成為革命先烈在監獄里進行斗爭的一個見證，大概是譯者徐遲始未料及的。

輯四是幾篇文論。包括《生命對我有什么意義》（杰克·倫敦）、《論現代詩人》（英國，埃笛斯·西脫惠爾）、《畢加索論畫藝術》《藝術之意義》（泰戈爾）、《論作品即作者》（約翰·羅斯金）、《評蘇聯的詩歌》（法捷耶夫）。最后一篇文論《奧古斯特·羅丹——大理石的肉體,青銅的熱情》（法國，吉葉斯·耐靄特），也是徐遲晚年的一篇譯作，刊登于《美術之友》1998年第1期。

徐遲先生主要是以創作名世，老的說法是，翻譯之名為創作之名所掩了。我們在研究徐遲的創作的同時，也應該重視對他的翻譯藝術的研究。他的創作所受的影響，與他所接觸的外國文學是分不開的。而他的譯作，也顯示了他對某一類作家或作品的情有獨鐘。

（作者單位：湖北省文化廳文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