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20世紀三四十年代，日軍入侵，迫使內地作家南下避難，加之中國共產黨有目的的對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士和進步作家的保護，安排這些進步人士到香港，從而形成了“南下香港”的歷史現象。洪子誠在其所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史》中稱這些進步人士來到香港使“香港成為四十年代后期的左翼文化中心”。也正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上海淪陷后，作為上海的流亡文化人士, 徐遲攜帶妻女于1938年5月來到香港，從而開啟了他的“香港歲月”。

徐遲第一次到香港是在1935年。1995年9月他帶領中國作家團訪問香港，在《香港紀行》（發表在1995年11月16日《文匯報》）一文中說“正好在六十年前，我到過一次香港”，就是指這一次，但這一次在香港居住時間很短，不到一個月。此次論及的香港歲月指1938年5月和戴望舒一家到港開始至1942年元月離開香港這段時間，當然也要除去期間去桂林（1940年2月）一個月，去重慶（1940年10月至1941年5月）7個月的中途離開的時間。在香港近三年的時間里，徐遲一方面躬耕于寫作，一方面積極抗戰；一方面在自我創作的矛盾中突越，一方面在人生的抉擇中進步。香港歲月也正是徐遲開啟人生新旅途的見證。

1938年，24歲的徐遲正血氣方剛，到港后不久就創作了詩歌《戰場的邀請》，從詩歌中我們能體會到在家園被異族蹂躪時徐遲那顆拳拳愛國心。此后，他接連創作了《獻詩》《轟炸》《出發》等格調昂揚、壯懷激烈的詩歌，表現了其思想的重大轉變。由此，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歷史的轉向和國家的命運使生活在異鄉的文人不得不面對時代的叩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詩人很急切地要把自己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之中去，與其說是獻詩的呼吁，不如說是獻身的吶喊。

徐遲在《情緒的放逐》（發表在1939年5月13日《星島日報·星座》）中，認為詩歌選擇什么樣的表現內容和表現方式，必須服從時代的需要。這種思維多少暗合了后來的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很快他又發表了一篇《詩的道德》（發表在1939年6月1日《星島日報·星座》）, 號召中國詩人們放棄“五四”以來的個人主義傳統，多去表現戰爭給時代造成的影響,并對抒發個人寂寞情懷的路易士（臺灣詩人紀弦）進行了批判，對袁水拍有關勞苦大眾的創作給予道德價值的肯定。把詩歌表現題材等同道德顯然過于膚淺，但在風沙撲面、豺狼當道的時代，他的意氣風發自有其無可取代的價值。

1939年9月，妻子和女兒回到上海，徐遲一人留在香港。親人的別離，國家的破落使徐遲墜入了一種莫奈的“虛空”中。在晚年的小說體回憶錄《江南小鎮》中，他說道：“我追求的不是一個情人，而是一種精神，一種意識，一種心靈的自由境界，一種歡樂和幸福的歸宿”。對徐遲來說，流亡香港當然是不幸的，但在此，他結交了許多朋友，則讓他多少獲得了一點精神上的慰藉。他和夏衍、喬冠華、戴望舒、馮亦代、袁水拍、楊剛、葉淺予、葉君健、張光宇、張正宇、魯少飛、廖冰兄、黃新波、郁風、葉靈鳳、馬思聰等一批文化人都有過親密的交往，也正是這些朋友化解了其心中的危機。其中，在《江南小鎮》中，他說和馮亦代“很快成了最好的朋友”，并坦言“他是我走上新的旅程的第一個好朋友”；喬冠華、袁水拍、郁風、葉靈鳳對徐遲接近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有很大的引導作用，他在《江南小鎮》中說“我的覺醒之日, 我的第二次誕生。從此我歲歲年年, 都把這一天當作我的生辰……暗暗地慶祝著自己的新生”，并說他靈魂深處發生了“自我革命”。而由于和馮亦代、袁水拍經常一起同出同進，搞活動,開大會，而被稱為“三劍客”。

1940年1月,徐遲以香港《星報》記者的身份, 與韓北屏深入到昆侖關戰役前線采訪,寫作戰地特寫，以實際行動邁進了抗日戰爭的時代潮流中。

為對外宣傳抗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總會設在重慶) 由老舍先生出面, 授權在香港的戴望舒出任總經理,并由馬耳(葉君健)任主編,馮亦代任經理,不僅創辦了“文協”，還辦起了總會對外宣傳抗戰的英文刊物：CHINESE WRITERS(《中國作家》)。1940年2月，作為編輯，徐遲負責第二期的編輯工作。他自己用英語寫了新感覺派小說家穆時英的《The Birth of A God 》 (《一個菩薩的誕生》)，另外他還把艾青的名詩《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 》翻譯成英語發表在此期中。最后還寫了一篇社論。這個僅僅辦了四期的《中國作家》（葉君健負責第一期，徐遲負責第二期，馮亦代負責第三期，戴望舒負責第四期）英文版卻是徐遲作為編輯的第一個英文刊物。

徐遲在香港不僅為香港文協做了許多工作, 也為廣大文藝青年做了大量工作。為了團結組織香港文藝青年，徐遲和馮亦代負責成立“文藝通訊部”，以此為平臺，邀請進步作家、詩人、文化人開講座、論創作,吸引了很多文藝青年。為了團結更多的文藝青年，徐遲還同戴望舒、施蟄存、馮亦代等人開辦了暑期文藝學習班。鑒于香港文藝青年多用粵語交流，就特別邀請廣東籍作家陳殘云、周鋼鳴等人參加學習班, 以便與文藝青年們溝通語言，后來又創辦了《文藝青年》(文藝通訊部機關刊物),團結了四五十位文藝青年，擴大了文藝通訊部的影響，并顯示了它的戰斗性?！段乃嚽嗄辍纷鳛樾麄鞯年嚨貞鸲返奈淦?，在有力回擊國民黨文藝宣傳的陰謀中起到很大的戰斗作用。《文藝青年》第二期，借楊剛的《反新式風花雪月》(副題《對香港文藝青年的一個挑戰》)的文章，在香港文藝界，針對國民黨的不抗戰、反抗戰毒害青年的做法展開了一場論戰，徐遲、袁水拍等也寫了幾篇文章, 參加論戰，沸騰了香港，很多報紙副刊卷進了這場論戰。通過論戰揭露了蔣介石以“左”的面目,用“純文藝”的新風花雪月,來代替抗戰文藝的丑惡嘴臉。

為宣傳抗戰，1941年8月3日，魯迅先生誕辰60周年紀念大會在香港舉行。徐遲正是這次大會的積極倡導者和執行者。舉行紀念大會的設想是徐遲同喬冠華、戴望舒、馮亦代等人在一次小聚時談起的,并由徐遲征得香港文藝界協會主要負責人許地山先生同意后開始籌備的。徐遲主管紀念大會的前臺工作, 馮亦代主管后臺工作, 并兼任魯迅詩劇《過客》及蕭紅的二幕劇《民族魂》的導演。大會因為組織得力，演員表演投入而開得很成功。尤其是蕭紅的二幕劇《民族魂》給一些醉生夢死的香港人打了一支強心劑 。

從30年代的上?！艾F代詩人”到流亡香港，從《星報》和《立報》的電訊翻譯到國民黨陶記公司職員，從主編《中國作家》到籌辦魯迅誕辰紀念大會，從成立“文藝通訊部”到積極參加“馬克思讀書會”，在近三年的香港歲月中，徐遲從個人情緒的現代詩歌中張揚了戰爭帶來的激越和奮進。身在異地，流亡他鄉。時空改變交織著心靈的痛苦和詩意追尋的焦慮，也正是這三年的流亡歲月，奠定了此后的生命軌跡。1943年徐遲寫了《人民頌》，1945年寫《毛澤東頌》，以至到解放后一系列報告文學的“主人公”頌，無不深深地銘鑄著香港歲月的烙印。

（作者單位：貴州師范大學傳媒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