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之前有感而發，以小文記錄了幾位“70后”女性作家。朋友們讀后，持異議者甚多，意思無外乎是，我有意忽視了那另外的半邊天。抑或是，我們的作家隊伍像某些體育項目那樣“陰盛陽衰”。有人愿作此解，也未嘗不可，但與真實卻相去甚遠。不過這真是要真說起來，也實屬不易。如果說，一眾宛若清揚的“70后”女作家撐起了文學柔性的天空，那么，同為“70后”的那批男性作家，也以他們各自的文學才華，打拼出一個硬朗的世界。如今，他們已經成為我們文學現場最為活躍的一批作家，在一定意義上，他們今后的作為，應該成為今天中國文學最可期待的未來。所以，如何書寫他們，于我終歸是一件盛大且莊重的事情。

還是要從“70后”這樣的代際劃分說起。20年前，當這個概念被叫響之際，或許大家并沒有清晰地意識，這一代作家終有一日將挑起大梁——盡管，這幾乎算是必然的規律。但文學的賡續，有時又有著特殊性，于是才有“文起八代之衰”這樣的斷代接力。當年的始作俑者推出這個概念，我暗自猜想，他們更多的訴求也許是放在對于文學新力量的助推上，至于這股力量去往哪里，也是少有估計的。他們的著眼點，或許是在“沖擊”，甚或是對既有的文學現狀構成某種“建設性的破壞”。如今，經過20年的創作實踐，這代被冠以“70后”之名的青年作家日益茁壯，在不知不覺中，從昔日的“破壞性”力量，成長為中國文壇的“建設性”力量。以我有限的視野來觀察，這代作家就像文壇的“中產階級”，他們從數量到質量，都為我們文壇結構的“紡錘型”做出了貢獻。誰都知道，在社會學家眼里，穩定的社會結構就是兩頭小、中間大的紡錘型。而這代作家，不管是在被忽視里還是被重視里，都自顧自地拔地而起，不期然間已綠蔭如蓋，撐起了這道飽滿的弧線。這也從另一個角度佐證了20年來中國文學的成功，我們在頂端有著收獲了包括諾獎在內的一系列國際重要獎項的作家，中間有這些蓄勢待發的作家，是不是我們也可以欣慰地說，中國在走向世界的中央，中國文學也在走向世界的中央。

徐則臣，他被稱為“70后作家的光榮”。對于作家的代際之分，他也的確有著比同代作家更為深入的思考。不同于他的許多同齡人，徐則臣并不抗拒這種“整體性的命名”，相反，他承認這樣劃分的合理性，勤于在“整體性”中來觀察自己的位置，想象、判斷和投身一個時代的文學走向。這必然賦予了他一種更為寬闊的文學眼光，使得他能夠在一個更高的層面上展開自己的文學抱負。同時，他又清醒地警惕著，強調這是“我”在寫，而不是一群人在寫。在“我”與“一群人”之間，他做著有益的辯證，認領了“一群人”的使命，繼而從中反倒堅定了自己的立場；他站穩了“我”的腳跟，然后又最大程度地努力讓自己具備“一群人”的共同性，于是，這個“我”的力量，就有了“一群人”的寬廣。不錯，“站穩腳跟”這四個字，就是我對徐則臣最直觀的感受。他的個人氣質也與這四個字高度匹配，一張“站穩了腳跟”的臉膛，一副“站穩了腳跟”的身板。每每與他見面，我都會忘記這個比我小了不少的兄弟的真實年齡。他毋庸置疑的滿腹才華，但持重誠懇，絲毫不見一個才華橫溢者司空見慣的那種鋒芒，這令他的身上少有那種“才子氣”，卻多了不少更為闊大的氣象。他似乎從未稚嫩過，以至于你都要忘了他的年齡。他“站穩了腳跟”地坐在那里，“站穩了腳跟”地發言，無端地，就令你感到放心，感到言之有理。如今，隨著文學對外交流的日益深入，徐則臣已經代表著他這代作家走向了國際。在我看來，這真是一個上佳的人選，因為，他那種“站穩了腳跟”的氣質，在我的想象中，就有著一種“中國味兒”，堪可向世界展示他那古老國家年輕的現在和未來。我也相信，隨著世界性的視野不斷擴展，徐則臣所“光榮”著的，將不僅僅是我們的“70后”，他會在更大的格局中，思考文學時代性的命題。

張楚，“70后”的標記也許在他的身上最為突出。但這份突出可能并不經由他的專門強調，他是整個人都活出了一個“70后”的范式。說他沒有專門強調自己的代際身份，是因為在文學觀念上，張楚似乎從來就未曾“專門強調”過什么，換句話說，他沒有理論的沖動。這一點細究起來，令人饒有興味。毫無疑問，他是這代作家中繞不過去的一個，但與他那些“繞不過去”的伙伴相比，張楚是一個鮮見地不做強烈文學表態的人。你看看他寫的那些創作談，抑或聽聽他的那些會場發言，幾乎通篇都像是文學的抒情，而少有理論的果斷與強悍。他對文學的介入方式，與他做人的方式渾然一體。他不思辨而樂于抒情。這種氣質使得張楚的作品更具有斐然的“文氣”，我是說，他更像一個天然以感性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作家，天然的就是一個“文青”式的作家。在我的這個判斷中，“文青”是一種更高、更本質的作家稟賦——他們天生就是當作家的料，幾乎可以不經過后天的理論宰制。他們就是《詩經》中最早吟誦出詩句的那批先民，他們的所知與所感就是本初的文學。他們是文學“青”時的歌詠者，在起點處和文學相連。這種風格使得張楚和自己生命的來路最大程度地保持著一致。你盡可將他筆下的那些人物想象成就是他生活中的人物，你盡可一望而知地將他直接劃入“70后”的陣營——他的著裝、體態、表情，乃至記憶，處處都是一個“70后”應是的樣子。還有人說，張楚最“70后”的動作，就是酒酣耳熱之后一展歌喉，必定唱那首《想和你去吹吹風》。據說，這首歌張楚在不同場合唱了無數次。這是張學友1997年的作品，那一年，張楚23歲，正是年華蔥蘢時。他就這么唱著唱著，把“70后”的身份唱成了自己的標記。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張楚的風格，他念舊、用情、愛人、愛生活，永遠像一個熱情的少年，向世界熱忱地釋放著他的善意，也傾訴著他的憂傷。

弋舟，我曾經在文章里寫過：“對于他，我保持著高度的審慎，因為看透這個孩子確實需要借誰的一雙慧眼。”我也知道，所謂“看透”，本就是妄想，即便我們生就了一雙慧眼，怕是也難斷言便可看透每一個生命，更何況，我觀察著的還是這樣一群靈魂迥異的作家。其實，如今我再想來，或許弋舟本不用被“看透”，他本就是透明地站在那兒，不過只是釋放著難以被看透的氣息。這就是一對矛盾，這也正是弋舟的困境。弋舟的作品放在同代作家中，在我看來，有著十分復雜的面相，而骨子里又有著十分一致的基因。他似乎從來沒變過，又似乎永遠都在變。他作品中的那些主題一以貫之，但他卻在不同的階段展示出不同的方式。世界在他的筆下并不缺乏煙火氣，可奇怪的是，這些煙火氣一經他的收攏，又都清冷、整飭，仿佛一杯被過濾到極致的老酒。這就像他的人一樣，也跟朋友熱絡，卻總難火熱。我想，這并非僅僅源于他的分寸感，也并非僅僅出自可以想象的驕傲，或許是他始終被一種目光所束縛，于是，只能選擇一種“熱切的觀望”。他有活在煙火中的熱切愿望，但他只能在觀望中賦予蒸騰的煙火以審美的提煉。他融入不了。這也許是一個好的藝術家重要的特質，他將一切都藝術化了，乃至真實不虛的生活，在他的感受中都宛如一部作品。相較于張楚“天然的不思辨”，弋舟似乎就是“天然的思辨”。在傳統的文學觀里，這兩類作家分別代表了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但就他們兩個而言，這樣的邊界已經遠遠不能框住他們。也許，恰恰是因為有了這樣的藝術觀的分野，才讓我們文學的天空繁星點點吧。如今，弋舟的價值也越來越得到了辨識，陳福民曾經做出過這樣的評價：因為有了弋舟的寫作，“70后”作家的寫作在文學史上又加添了一份重量。

王十月，這個“70后”在我的直覺中與“力量感”相連，總讓人無端地想起稼軒詞中“氣吞萬里如虎”的詩句。這樣的聯想可能非常形而下，但惟其如此，更顯妥帖。這個昔日從山間走出的少年，帶著山野間特有的那份倔強和野氣，不管不顧地殺入文學亂陣，硬是為自己拼出了一條生路，這可能更顯悲壯和震撼。“成功”一詞，如今在王十月身上也許有著最為世俗的那種體現，他從一個打工者成為了國家級文學獎項的獲得者，從一個農民工成為了文學刊物的副總編，這些都足以讓人將他視為勵志的好榜樣。但是，我所看重的，恰恰是這個“成功者”身上散發出的“失敗感”。甚至他越成功，便越專注在失敗上。當他獲得榮譽之時，目光開始一再回望，從《國家訂單》到《收腳印的人》，筆端牢牢地鎖定在那個他曾經置身的群體之中。他關注著他們的失敗，像是體恤著自己的兄弟姊妹，乃至連同自己今天的成功，似乎都不再是那么的天經地義。這讓他的寫作具有了那種可被稱之為道德感的格局，也注定了他對現實主義毫不遲疑的忠誠。他的個人履歷與文學成就都于這個時代緊密相連，于是，這也就成為了我從他的身上感受到“力量感”的原由。這是一個不會退讓的作家，他的奮斗經歷，他的初心不忘，都決定了他應變的機智和面對復雜局面時的不會妥協，他將爭取一切他認為必須爭取的，仿佛永遠廝殺在古代的疆場。

可以拿來跟王十月作對比的，最恰當的人就是石一楓。像所有家世不錯的北京孩子一樣，這個卡在“70后”尾巴上的作家，有著不動聲色的體面感。他戲謔，他無所謂，他不爭搶，文學之事在他這里從來不會被夸大到一種與命運等高的高度，有時候眼見著這件事可能要往高處去了，他便會忙不迭地趕緊將其拉回到合適的位置。恰是如此，寫作在他手里才被還原成一件“尋常事兒”。其實，正如富貴閑人不等閑一樣，“尋常事兒”才最不尋常。在很大程度上，這種還原有著中國文化最深刻的底蘊，且對于我們的文學有著莫大的意義。沒準兒，多一些石一楓這樣的作家，我們的文學就會更加可靠。他不令人擔心，在純粹的文學立場上周正地行使著一個作家分內的義務，也加添著一個作家為文學帶來的恰如其分的榮光。在一種貌似“渾不吝”的做派背面，如同他所供職的《當代》一樣，如今的石一楓，其實穩穩當當。一連串的大中篇，飽滿、結實，現實關懷和好讀耐看一樣都不缺。他的作品難能可貴地有著一種平靜的定力。在平靜的定力之下，是石一楓充分的思考與耐心的觀察。這就像石一楓大大咧咧的背面，其實是各種各樣的講究。他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席上吃肉的量不會超過吃主食的量，酒也喝點兒但少有喝醉，而且堅定不移地不吃整雞。僅就“70后”男作家的講究而言，我能想起跟石一楓有得一比的，好像只有一個弋舟。拿這兩個作家比照，也是件有意思的事，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倆似乎都是矛盾體，而矛盾在石一楓身上有時會被他故意放大。所以，我不免常常猜測，沒準每當石一楓在朋友圈里曬吃曬喝的時候，這個北京孩子其實正在憂國憂民地滿腹惆悵。

肖江虹，關注這個“70后”，首先完全是由于我對他作品的欣賞。從《百鳥朝鳳》到《儺面》，我在他的作品中讀到了某種久違了的小說感受。我甚至很難將這些作品瞬間與一個“70后”作家聯系起來。這當然是源于我的偏見。似乎是，我會覺得這代作家天然地與我的文學經驗有些分歧，他們飽受現代主義熏陶的文學能力，我能夠欣賞，但有時也會覺得有些隔膜，仿佛面對著的，就是一幅幅掛在鏡框里供人打量的杰作，而少了些有血有肉的感同身受。我要承認，我的文學觀并不是寬泛無邊的，在骨子里，我依然傾向那種有根脈、能貼地的作品。而肖江虹的作品，恰恰滿足了我的這種文學觀。這個貴州的青年作家，開朗幽默，不疾不徐，牢牢地抓緊專屬于他的經驗，用一種“默默無聞”的態度強力書寫著亙古的事物，于是，“默默無聞”于他便成為了“大張旗鼓”的標記，令他的作品別具魅力，張揚著今天我們的文學里迫切需要的那份文化的自信。作家與自己的作品往往構成奇妙的映照，《百鳥朝鳳》被吳天明搬上大銀幕后的命運，仿佛便昭示了肖江虹所秉持的文學觀——也許會有暫時的落寞，但終究會依靠強大的生命力贏得喝彩。這就像他作品中的那些主題所指認的一樣，傳統文化的根脈正是中華民族繁衍不衰的精神源泉，在對這種源泉的繼承中，肖江虹寫出了世界文學格局中的屬于他自己的中國故事。

記錄那些“70后”女作家時，我想起了《詩經》中的美好句子，此刻，記錄這些“70后”的男作家，依然也有遙遠的詩句在我腦中回旋：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有匪君子，我的這些年輕的同行們，我愿意同樣用《詩經》中的句子來祝福他們。他們以各自的光和熱，燭照和溫暖著這個世界。對于未來，他們不是比我更堅韌，但肯定比我更堅定。他們在文學之路上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精進，必將創造出更加盛大輝煌的文學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