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任何一位詩人的寫作，都是暗中尋找知音的過程，都很難從一定的場域中完全剝離出來，甚至有的直接就是對某種時代聲音的回應，真空中的寫作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因而，交際的圈子、文化的場域、政治的關系，實際上對于一個詩人的寫作形成了某種隱秘的框架，我們完全可以設想，若能將一個詩人連根拔起，安放到另外一個交往的圈子，另外一個文化的場域，另外一種政治關系中，這個詩人的寫作必將會呈現為另外一種樣子。即便不是有意“順從”或“對抗”式的寫作，無意識中仍不可避免地逃脫不了現實的限閥，交際、場域、政治的作用，本是攜帶在每一首詩中的天然因子，但長期以來，人們卻更愿意沉浸在詩歌的高尚、純潔與神圣的幻想之中，不愿去清醒地面對這些“事實”，更很少有人愿意耗費自己的精力去清理這些“俗事”。

霍俊明的《先鋒詩歌與地方性知識》一書，則“試圖在那些差異明顯的‘地方’以及背后的知識和構造那里，在一個個具體和日常的場所與空間里（比如胡同、街道、居所、車站、廣場、里弄、酒館、公園）尋找詩人的命運”。通過還原與呈現具有典型意義的詩壇往事，來梳理新詩的發展演進線索，給人耳目一新之感。這些信手拈來的詩壇掌故串聯起了一個又一個詩人群體形象，更在生動的歷史細節中勾勒出了當代詩歌發展演進的精神線索。“主義”的影響，思想的傳播，也正是在這些人際交往中得以實現的。

在一個個鮮活的個案之上，作者為我們描繪的是文化權力博弈的大格局。在新時期先鋒詩歌伊始，占據天然優勢的北京詩歌自然而然地成為了文化的中心，而其他詩人乃至詩歌寫作群體的命運，則直接與他們和“北京”詩人的親疏遠近有關。這些北京詩人的形象太過耀眼，以至人們只愿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先鋒姿態，而對他們那些與當時的主流詩歌并無什么區別的詩歌文本卻不愿直視。無論是食指在杏花村寫的“為建設大寨縣貢獻力量”的詩，還是多多在白洋淀寫的幾十首古體詩，都因不符合人們的期待而被“無視”了。占盡天時地利人和的“北京詩人”，在人們的仰望中迎來了屬于自己的理想時代。因此，“以北京為中心的北方詩歌在空間形態上的特征不僅影響到了新時期之后的先鋒詩歌的格局，而且使這一時期的外省詩人尤其是‘南方’詩人產生了巨大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的結果，就是使得‘北方’和‘南方’的詩歌處于文化權力的博弈與膠著之中”。當然，任何一個高高在上的權威都必將會有一天遭遇接受挑戰的命運。在作者的描述中，1986年12月，一批青年詩人赴成都接受《星星》“中國十佳青年詩人”獎，即是中國詩歌寫作的重心“發生劇烈傾斜”的開始。“四川詩人”、“重慶詩人”、“西昌詩人”對“北方詩人”的“暴動”，并非突然發生的，而是在心理上有其受壓抑的深層根源，在文化上有其敢于公然叫板的資本。作者通過對地方文化環境、集體意識、群體性格的細致梳理，令人信服地解釋了“西南詩人”何以會“急于另立門戶”，并在轟轟烈烈的“第三代”詩歌運動中，讓一度輝煌過的北京詩人走向了落寞的“邊緣”。終于，“隨著1986年詩歌大展和第三代詩歌運動開始，詩歌地理的中心已經由北京位移到成都和南京、上海等地”。

然而，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后，無論詩歌的重心是在南方還是在北方，詩人們都將共同面對“再也不能回歸‘故鄉’的集體宿命”，無論在北京還是上海，都“正在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時代的挑戰和損毀”。正如作者所描繪的那樣：“中國先鋒詩歌在80年代完成了以北京和四川兩地為代表的詩歌傳奇之后，進入90年代已經逐漸在日益全球化、城市化和去地方化的背景下喪失了地方知識……”1990年代，進入了一個“已經沒有了‘遠方’”的時代：“這注定是一個沒有‘故鄉’和‘遠方’的時代！城市化消除了‘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識’。同一化的建筑風貌和時代倫理使得我們面對的是沒有‘遠方’的困頓和沉溺。”

在帶著惋惜的情感呈現了這一“事實”后，作者用回憶的視角，分別以海子、陳超、王家新、徐敬亞、王小妮、李亞偉等人為例，回顧了中國先鋒詩歌中集體的理想主義的“出走”和“交游”，他們的心中，都曾存在過一個理想和精神的“遠方”，“遠方”情結不斷地驅動著他們的生活抉擇和抒寫道路。然而，“遠方”情結“已經在1990年代宣告終結”，在今天這樣一個不斷去除“地方性”的城市化和城鎮化時代，我們已經沒有了“遠方”：“順著鐵路、高速路、國道、公路和水泥路，我們只是從一個點搬運到另一個點。一切都是在重復，一切地方和相應的記憶都已經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變，一切都煙消云散了。”

由此，作者提出了一個啟人深思的問題：“沒有‘故地’的時代詩人何為？”作者認為，今天這樣一個“鄉土”、“地方性”和“遠方”不斷喪失的時代，是一個“冷時代”，“因為更多的詩人沉溺于個人化的空間而自作主張，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現實感’的詩歌寫作的缺席則成了顯豁的事實”。當前，“詩人們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過詩歌的方式感受現象、反思現實、超越現實的想象能力”。詩歌需要的是“對社會和當下的重新發現與再次命名”。繼而，作者以雷平陽和陳先發等人為例，說明了一個詩人在今天這樣一個沒有了“地方性知識”的時代如何實現有效寫作的可能，在一個過于“油頭粉面”的時代如何寫出“不純的詩”的可能，在一個“平滑流暢”的時代挺進精神難度和寫作難度的可能。

在這本書中，作者以馬爾科姆·考利的《流放者歸來》為暗中追摹的樣板，用貌似閑談的隨筆，信手拈來一個又一個詩人的故事，串聯起了當代詩人的群像。讀者的閱讀也因之趣味橫生，絕無尋常詩學文章的枯燥之感。然而，作者的立意卻絕不在于講述詩人的家長里短，而是在這些詩人故事的生動呈現中，提出了如前所述的一個重大課題：在“一個沒有‘故鄉’和‘遠方’的時代”如何捍衛詩歌的“地方性知識”？在今天這樣一個交際方式、空間結構和政治生態都已經發生了巨變的時代，詩人的寫作該如何進行新的回應與拓展？作為一個始終站在詩歌觀察前沿的批評家，霍俊明提出的這個問題啟人深思。作者在本書的最后一輯中提倡將面向遠方的“行走詩學”作為匡救時弊的良方，卻又陷入了不確定的猶疑：“對于‘地方性知識’正在消失的時代而言，詩人再次用行走開始詩歌寫作就不能不具有時代的重要性。然而，我們的詩歌可以在行走中開始，但是我們又該在哪里結束呢？”作者的猶疑和感嘆當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有時，提出一個有效的問題遠比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重要，因為，當我們正視這些問題之日，就是我們探尋答案的道路的開始，我們的前方因此又出現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