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堅定文化自信，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樹立文化自信，我們既要對內勁兒往一處使，心向一處聚合，也要積極對外構建，在世界舞臺上講好中國故事、闡釋好中國特色、展示好中國形象。

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新時代要有新作為、新作品、新創造，才能不負新時代，不負黨和人民的囑托。作為新時代的作家，我們應該不辱使命，勇攀新時代文藝新高峰。然而，當下文學創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無疑仍然是制約我們沖向經典、走向世界的障礙。那么為何我們登上“高峰”的作品少之又少？究其原因，從一句古話中我們可以得到詮釋：“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作家如果缺少創新求變的意識，不可能超越前人，更不可能登上文壇之巔。

中國古代的作品“高峰”頻現，新中國成立后“可以代雄”的人也不為少數。比如著名作家陳忠實，不僅有追求“高峰”的意識，更有超越他人勇攀“高峰”的勇氣。陳忠實生前說過這樣一段話：“路遙只用了10年就攀上了文學高峰，這時我開始對這個比我年輕7歲的作家刮目相看了。當他的作品獲得文學最高獎項茅盾文學獎時，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這位和我朝夕相處的、活脫脫的年輕人，怎么一下子達到了這樣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種巨大的無形壓力，我下定決心要奮斗，要超越。是他刺激我寫出了《白鹿原》。”這段話不僅讓我們看到了陳忠實的坦誠與骨氣，同時也看到了他與路遙先生是真正擁有文學大夢的人。

提及路遙，他特別敬重柳青倡導的“三個學校”的觀念。柳青先生說，作家一生要讀好三個學校：一是藝術的學校。不斷提高自己的美學水平、藝術素養。二是生活的學校。要長期深入生活，與人民大眾同呼吸共命運，用作品呼喊出土地和人民的心聲。三是政治的學校。

路遙不僅銘記柳青先生的“三個學校”的重要性，且七讀《創業史》，對作品進行了分析吸收。如果說柳青的作品是一座高峰，路遙用生命最寶貴的階段，完成了從仰慕到超越的歷程。

《創業史》描寫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創業的艱難。《平凡的世界》描寫“文革”過后的撥亂反正、恢復建設時期的風貌。兩部書都是寫創業、寫人生、寫奮斗、寫發展。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更豐滿、更復雜，故事情節更曲折、更動人。路遙沒有辜負柳青。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創作隨筆中寫道：“五官潰爛，大小便不暢通，深更半夜在陜北甘泉縣招待所轉圈圈行走。”也正是他的這種執著于文學追求，純粹的創作狀態，將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方能創作出精品力作，矗起一座新的文學“高峰”。

路遙走了，但他那種力爭上游的精神還在；陳忠實走了，但他那種超越前人的勇攀“高峰”的勇氣還在。作家之間的這種善意的較勁、超越、積極進取的精神，樹起了繁榮中國文學的標桿。

如果一位作家沒有超越前人的想法，就尋不到高遠的目標。缺少目標感，何以見高峰？何來一往無前、攀登高峰的動力？文學發展的歷史已經昭示：擁有寬廣的文化視野和深厚的文化積累，敢于思索、敢于創新、敢于超越，是成就大師的必由之路。

當下文壇有股不良之風：只要是流行的，就一味模仿、抄襲。模仿前人，模仿洋人，模仿理念，模仿形式……不顧尊嚴與道義的模仿（其實這也是一種變相的抄襲），可以一時得利，卻越模仿越偏離坐標，使作家失去人品、丟掉美德和聲譽。有的作家，在市場的誘惑下一步步變成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作品中只見小情調、小憂傷，不見大情懷、大道義。事實上，作品及文化產品不僅要出新、出彩，還要與世界優秀之作競爭，停留在一味模仿的層次上，滯留在平庸乃至編造虛假的世界里，作家成為制造垃圾文字的“大師”，必無前景可言。

一位優秀作家的作品，不僅要能再現人性中的善惡，更應該用審美眼光去關注人性中的善惡，并且要撫慰讀者、營養讀者、引導讀者、凈化讀者。

盡管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作家作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生態，優秀作家必須要有超越時代的意識，超越自我的意識，以作品樹碑，以作品留世。

中國是文學大國，遼闊的土地蘊藏著文學創作的富礦，有志者必會將富礦一一開掘，奉獻出攀上“高峰”的優秀之作、經典之作。

讓我們銘記總書記的教誨，繼承先人遺志，不負新時代，勇攀文藝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