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左昡

左昡，女，1981年出生于重慶市渝中區，北京師范大學兒童文學博士。出版有童話《住在房梁上的必必》，圖畫書《冬吉和圣誕夜的雪》，小說《紙飛機》。童話《像棵樹電影院的奇聞軼事》榮獲2008冰心兒童文學新作獎，《住在房梁上的必必》榮獲2012年冰心兒童圖書獎和第九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兒童文學作品中，以抗日戰爭為背景的作品近年不在少數，選點不同，寫法各異，如呈現山東抗戰的《少年的榮耀》、東北抗戰的《滿山打鬼子》，或是北京、上海抗戰的《將軍胡同》《1937，少年夏之秋》等。左昡的《紙飛機》，這樣一部取材于重慶大轟炸、極其慘烈地表現非戰場的普通民眾殊死抗爭的作品的出現，煥發著極為獨特的精神氣韻，不由分說，便引領讀者重歸大轟炸時期的陪都重慶——中華民族抗戰史中那座“不死的城”。

作品以輪回的形式唱奏火辣堅韌的生命之歌。通篇由《四季歌1938》《山水歌1939》《日月歌1940》《天地歌1941》《四季歌1942》構筑。5年的歷史跨度，集中于十幾萬字的一部作品中，且僅僅是忠實地以時間為序，但作品不見絲毫面面俱到的累贅和平鋪直敘的索然，而是讓歷史本真現身，讓真實煥發出扣人心弦的偉力。作家將長達5年艱苦卓絕的陪都守衛戰，濃縮在重慶曙光巷平常人家的生活里。恍然間，就踏過了5年。

忠實的現實主義抒寫，冷靜的自然主義描摹

左昡這次的寫作，如直入“無我”之境，完全隱去了作家自我與當下時代，全然進入到一個女孩視野中的災難重慶。這是身為作家，尤其是兒童文學作家所具備的驚人的功夫。作品中沒有西方小說傳統意義上的、第三人稱立場上的典型環境描寫，而全以孩子的視角展開。正是這純粹的兒童視角，讓殘酷的氣息在云遮霧繞間絲絲縷縷地滲出，一經閱讀還原，便產生了比直接描寫更加驚人的震撼感。

故事開啟于一個明媚的春天，一個小女孩蘭蘭，蘭蘭的一家，蘭蘭家所在的一條巷，街街巷巷構成的一個城，孩子歡快無憂，日子祥和“安逸”。在這份散淡的“安逸”中，背景信息點滴滲入，操各地方言的外來住戶，近在咫尺的軍用機場，巷子里新砌的防火池，處處在挖的防空洞，統一刷成灰黑色的房子，全城按時熄燈的規矩，兒童節的“防空游園會”……生活中的災難，總是在一片祥和中忽然而至，就像一個魯莽闖入的家伙，瞬間將美好撕得粉碎。《紙飛機》中，作家也每每將災難的先兆完全融入自在的生活寫意之中，當我們對安逸散淡的調子漸生習慣，失了警惕，忘了這是1938年的重慶時，作家卻猛地扯開了生活的面紗，揭出嚴酷的歷史。突然降臨的災難，令讀者和書中人物一樣措手不及。“國難”終于以最真實的面目現身于每個“個體”面前。

5年的大轟炸，作家只集中筆力描寫了第一次躲警報的人心惶惶，第一次被轟炸的血腥慘烈，一次防空洞中的焦灼，一次親眼指認死人堆中的親人。大量的筆墨都在看似瑣細的日常生活之中。然而，卻正如灰黑中一抹刺目的紅，集中、鮮明、又強烈。“五三”“五四”大轟炸的描寫，作家冷靜運筆，卻內蓄激情，瘋竄的火舌、嘶吼的火焰、灼人的熱浪、生死邊緣掙扎的男女老幼，“前一秒還是個人，后一秒卻被震成了幾塊”的慘烈景象，無遮無掩地暴露于觀者面前。作家毅然決然地直面了殘酷，正視了慘絕人寰的災難，傳達真切，仿似親歷。且不斷突破極致，每每在讀者認為已到極點時，轟炸竟更為慘烈，傷亡竟更加慘痛。日寇慘絕人寰的施暴行徑，被左昡以莊重的現實主義之筆表現出來，不加夸飾，不做渲染，卻金石相擊，震撼人心。如此的真實感，是同題材作品中罕有。

極致的悲劇，端端正正的正劇

《紙飛機》是一出極致的悲劇，將人生有價值的東西逐一毀滅，將生存的希望一絲絲抽離；《紙飛機》又是一場端端正正的正劇，不見絲毫的悲悲切切，昂揚著對生命尊嚴、勇氣與力量的謳歌。如同余華的《活著》一般，是以描寫一個接一個慘痛的死亡，來講述人應該如何堅韌地“活”。

作品灌注著一種重慶人自有的骨氣。日本飛機剛轟炸了重慶，重慶人卻道“天大地大不如年大”，依舊擺宴把酒，走親串友，依舊嘩啦啦地搓麻將，熱熱鬧鬧地過年，不見愁云慘淡，也不見張皇奔逃。重慶人始終抱定信念，“我們有警報臺，有防空洞，還有高射炮，把他打回小日本去！炸嘛，越炸我們越不得怕！”房子炸平了，街坊四鄰會互相搭把手，用竹筋、泥土和稻草搭起“捆綁房子”；親人炸死了，人們重新抱團兒，重組家庭，互相溫暖。這樣的堅韌不屈，讓重慶歷經持久經年的恐怖轟炸，非但沒有逃成一座空城，反而讓一顆顆受傷的心、疲憊的心、仇恨的心更緊地貼在一起，凝聚成堅不可摧的勝利信念。病弱羞澀的蘭蘭瞬間成熟、堅強起來，柔弱的骨子里生出堅韌的骨氣，“光著腳爬下床”，向天空中假想的閻王狠狠地擲出石子。剛剛在大隧道慘案中痛失父親，兄妹倆卻用鮮紅的顏料在高高的廢墟上寫下四個大字：“愈炸愈強！”悲壯之美激蕩人心。

重慶人又是那樣的樂觀豁達。作家筆下的首次躲警報，一派人仰馬翻的慌亂。之后的躲警報，則非但不因一次次的慘烈傷亡疊加而變得如驚弓之鳥，反倒游刃有余泰然處之起來。這一點，汪曾祺也曾表現過，連“躲”字都不屑用，只用“跑”，“跑警報”而已。人們照例會去電影院，有滋有味看《孤島天堂》。警報來了，收好票子去跑警報，警報解除了，只要電影院沒被炸，便踏著碎磚瓦，跨過炸彈坑，回去接著看。家里轟炸得只剩一個酒瓶子和一個泡菜壇子沒碎，爸爸卻笑著發話，“有酒有泡菜，這日子就倒不了”。重慶人是多么通曉生命原初的意味。中元節之夜，在人們燒紙祭奠親人時，日本飛機發動了更猛烈的轟炸。被炸得片甲不留的民眾也并不落淚，相互吆喝著，去江邊泡個腳，擺個龍門鎮，壘個泥巴灶燒飯，支起小火鍋開涮。蘭蘭坐在江邊，看著滾滾向前的長江，想想被甩在腦后的、還在默默燃燒著的曙光巷，“心里有一種空空的感覺，又有一種滿滿的感覺”，在空與滿之間，蘭蘭聽見自己的心在“用力地跳動著”。這正是這段歷史給予我們的感覺，失卻的不計其數，不變的是必勝的信心與滿滿的希望。除了堅韌倔強，除了樂觀豁達，重慶人更是血肉豐滿的，在那樣的歷史歲月里，他們依舊寬容、重情，經歷著一個又一個極致形態的人性考量。

作品中，既有以蘭蘭一家為代表的普通百姓，也有以金先生為代表的正義文化人階層，還借金先生帶蘭蘭去汪山治病一環，勾勒了逃難富人圈的買醉人生。作品融入了自然無痕的歷史信息，悲壯的“川軍出川”、汪精衛投日、卑劣的投擲細菌彈行徑等皆有指涉，也真實展示出捐款捐物、群策群力的全民抗戰。因為兒童視角的把握，這一切是完全中立的講述，是非功過，皆由當代讀者自己評說。多首載于20世紀三四十年代報刊上的抗戰童謠，當時重慶重要的怒吼劇社，熱演的抗日活報劇，也都穿越歷史，在書中重現。作家不做絲毫的臆造胡編，全部以真實的史料為基礎，以虔敬的創作態度，切實地重回了歷史文化語境。

奇特貫穿的意象，綿密呼應的敘事

書中，兩個突出的意象貫穿全篇。其一是“紙飛機”。紙飛機飛翔在無數個孩子的兒時記憶中，是自由飛翔、放逐夢想的象征。蘭蘭的第一架紙飛機是哥哥折的。之后，蘭蘭折了無數種材質的紙飛機。它們在兄妹分別時出現，兄妹相聚時出現，家人分別時出現，家人死去時出現……家人即將分離的夜晚，蘭蘭用紙錢折出紙飛機，映射出濃郁的死亡氣息；蘭蘭將一張用大轟炸的相片折成的紙飛機用力地擲啊擲，想擲飛這個噩夢，卻擋不住媽媽的離去；在汪山養病時，蘭蘭將練字用的紙折成紙飛機；捐錢給“中國兒童號”后，蘭蘭還用認捐的票據折成一架小飛機。尾聲部分，終于不再是慘白哀痛的紙飛機，蘭蘭將寫對聯剩下的紅紙折了四架紅艷艷的紙飛機。紙飛機終于象征了曙光來臨，承載、放飛了孩子們美好的希望。

“黑金魚”則是一個奇特的意象，幾次出現在蘭蘭的夢中，如同一個精靈，或接收、或傳遞著生或死的訊息。尾聲部分，當哥哥意外死去時，蘭蘭仿佛又看到了那條黑金魚從“腦海深處游了出來——它曾經馱走了我的媽媽、爸爸、外婆，馱走了許許多多沉默無語的人，現在，它來接我的哥哥了”。黑色的金魚，既以“黑”象征著死亡，又以“魚”之傳統諧音，渲染出生命力的綿延不斷。扭著勁兒的意象，恰如重慶人民，就是這樣擰巴、不屈、頑強、生生不息。

作品真正做到了無一處“閑筆”，每一個人物、物件、場景，都在作品中形成綿密的呼應。收藏寶貝相片的片段，蘭蘭頭一次識得相片，當寶貝般收起，之后親歷轟炸，這張攝于轟炸現場的相片變為一個“成真的噩夢”。短暫還鄉的插曲，在文末成功揭出鄉間也完全不能幸免的轟炸之難。精筆描繪的兄妹同游閻王殿，恰恰預示了即將開啟的人間地獄。堂哥青松的最后投奔，也將這個僅剩一母三女的家庭再次匹配周全。包括蘭蘭認的每一個字、臨的每一句帖，都參與在敘事之中。全書的5個篇章自成輪回，第一個“四季歌”中，幸福美好的一家人，到末一個“四季歌”中，僅剩“我”是囫圇的。但是，曙光巷里又到了挨家挨戶熏臘腸的日子，陸嬸嬸也會嘆一聲“安逸”。正像蘭蘭所說：“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失去親人，痛苦，傷心，憤怒，天塌地陷，但我們、我們的家畢竟活著，帶著我們的傷、我們的痛、我們的心里的空白，還有燃燒在我們心中的火焰，一如往常地活著。”

此時的左昡，完全不是那個寫童話時的俏皮精靈，而是如此嚴肅，帶著責任——告知人類這段曾經的、不可思議的斗爭史，帶著敬畏——抒寫重慶百姓以堅韌頑強做出的生命詮釋。樸質的敘事風格與精運匠心的敘事手法，平靜克制的文字，細膩入微的描摹，恰切而適時的心理烘托，營造出歷史的鮮活畫面，共同成就了這部難得的嚴謹之作。

無以言表，惟再次吟誦書中摘自1940年《大公報》上的那首《重慶小調》：

重慶炸平了，誰相信？

我看見重慶像松竹樣常青。

在這兒尋不出半分狼狽，

漫天大霧只和風在吹。

林森路，長呀，跟了江水流。

兩路口，大呀，擠滿了過路人，

來這兒，只聽見江水唱，船夫也唱，

唱著句不盡的話：“不死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