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柳鳴九，學者、翻譯家、作家，1934年出生于湖南長沙，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主要作品有《法國文學史》（三卷本）、《走進雨果》《自然主義文學大師左拉》、散文集《巴黎對話錄》《巴黎名士印象記》等，翻譯作品有《雨果文學論文選》《莫泊桑短篇小說》《局外人》等，曾編選《薩特研究》《新小說派研究》《法國心理小說選》，主編有《西方文藝思潮論叢》《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加繆全集》等。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最高學術(shù)稱號“終身榮譽學部委員”。

我們一生的時間，幾乎都忙活在兩岸隔洋相望的渡口，迎來送往那些絡(luò)繹不絕的文化使者?；蛘呤敲钤谖幕瘶蛄旱膬啥耍徇\著分量巨大、意義深邃的文化產(chǎn)品，這項工作勞動強度大、技藝含量高，經(jīng)常使我們不堪其重。我們有責任把有益于本土社會機體與自我精神主體的原汁養(yǎng)液輸送給大眾，使其心靈獲得靈動活躍的滋潤劑；我們有責任為本土的民眾帶來開闊的精神視野，帶來世界各社會形態(tài)的歷史與現(xiàn)實復制品、真實的畫卷與圖像，種種臨摹的細節(jié)，以及人類在各個領(lǐng)域中認知世界、創(chuàng)造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的種種思想材料。我們的任務與工作是極其嚴肅認真的、是五光十色的，其作用與影響是極其深遠而重大的。

翻譯乃文化之要務，經(jīng)緯之大業(yè)。對此，現(xiàn)今恐怕沒人會不同意，這一直是中國歷史上嚴肅的有識之士的共識，值得注意的是，中國翻譯事業(yè)的開始，恰巧是中國人上下求索、尋找強國之道的啟蒙時代。有識之士、有志之士不約而同投身于翻譯，幾乎就是在同一個時期，即風起云涌的上個世紀之初，嚴復的《天演論》產(chǎn)生于這個年代，林紓翻譯法國名著《茶花女》也產(chǎn)生于這個年代，薄薄的一本言情讀物造成了 “洛陽紙貴”的轟動，標志著新時代的開始，這個古國蘇醒了，開始把眼光投向西方，這不能不說是這個世界上舉足輕重的一件大事。

事業(yè)的出現(xiàn)，必然要求道路；道路的出現(xiàn)，必然使得事業(yè)出現(xiàn)更大的延伸、開拓與發(fā)展，嚴復與林紓正是在投身翻譯事業(yè)之后提出了翻譯工作的三大原則：信、達、雅。這三大標尺為中國的翻譯事業(yè)圈出了第一個寬闊的平臺，譯者在這個平臺上翻譯，文化企業(yè)家在這個平臺上生產(chǎn)文化產(chǎn)品；讀者在這個平臺上閱讀；批評家在這個平臺上評論?？傊?，在翻譯事業(yè)的各個領(lǐng)域，信、達、雅是最高的原則、是藝術(shù)準則、是評論標準、是理想目的地，在它面前所有人都是追隨者，它的權(quán)威力量這么巨大，從它產(chǎn)生整整兩個世紀以來，中國的譯者和讀者幾乎沒有人提出任何異議。

敢于對這個至高無上的原則發(fā)出些許不同聲音的，也許只有魯迅的“直譯”和“硬譯”。究其原因，一是魯迅本人太硬，這兩個字太硬，不碰為好。二是在翻譯中突出一個“直”字，似乎有特別強調(diào)“信”的意味，似乎把“信”與“直”置于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地位，而“譯”的生命線似乎就是“信”與“直”，人們很容易以為，絕對的“信”在翻譯中是重頭部分，甚至強調(diào)為惟一也似無不可。我對魯迅的硬譯說、直譯說缺乏研究，只覺得把“譯”與“直”捆綁在一起，就像兩根鑄合在一起的鋼柱，誰也分不開，跟“信、達、雅”頗有分庭抗禮之勢。

我對魯迅缺少研究，只有在大二期間淺讀過一遍《魯迅全集》的經(jīng)驗，至今能記起魯迅關(guān)于翻譯的高論、創(chuàng)見與名言實在甚少，留存記憶的譯文篇章也屈指可數(shù)，而經(jīng)典譯作，我也記不得有什么了。倒是他的“硬譯”兩個字讓人印象深刻，把“硬”與“譯”兩個字綁在一起，對“譯”本身就是一種硬性的規(guī)定，指定譯的道路，本應就是“硬”和“直”，而“譯”偏偏是魯迅先生的地盤。因此，魯迅筆下的“硬譯”二字，也就成為了一兩代譯者心里的譯道法典，別看它沒有帶多少譯理譯法，但它的影響可著實不小。硬譯的原意不外是要絕對地符合原文，不論是原文的哪一個語句，都神圣不可侵犯，對每一句原文的全意與局部都不能有偏離，與原文中的語氣、語調(diào)不能有任何出入，在敘述中，當然不能變動、調(diào)整主格與賓格，也不能修改、變動、調(diào)整人物的基本態(tài)勢。

魯迅對“直譯”的精神與態(tài)度，影響著一兩代人，約有一個世紀之久。據(jù)我所知，只有兩個人直言直譯說甚不合理，甚至說魯迅“不懂翻譯”，一位是梁實秋，一位是錢鍾書，我們這些毛頭小子，之所以敢碰碰魯迅的翻譯軟肋，其原因一則在于翻譯是給本國人看的，其二所譯的又是文學作品。因為是譯給國人看的，就必須符合國人所習慣的詞匯、語句、文法規(guī)則、語言規(guī)律、修辭學美感，要叫國人讀得下去，要叫國人“悅讀”。請注意是“悅讀”，讀起來有美感，而不是讀起來疙里疙瘩，讀起來費力。又因為翻譯的是文學藝術(shù)作品，就必須仍然保持著文學作品固有的藝術(shù)美，至少在語言上要行云流水一般流暢和靈動?？傊?，要符合講究的、純正的修辭美學的追求。

譯界是一個才智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是一個互相補充、互相切磋的“工地”，宜慎操硬邦邦的木棍或外軟中干的橡皮棍，以免妨礙寧靜的創(chuàng)意與卓有成果的豐收。

我有一個感覺，在翻譯理念上，對“信”的絕對盲從，對原文的絕對符合，必然造成對“雅”和“達”的忽略與損害，必然造成對“雅”的某種游離與折扣，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語法上的歐化與語調(diào)上的翻譯腔。看來，要把“信”、“達”、“雅”三個標準獨立化，必然會帶來翻譯工作和翻譯作品的某種局限性與病態(tài)。

不難看出，在中國的譯道上，一直存在著涇渭分明的兩個概念和兩個論述體系：一個是“信”，一個是“達”。這兩個概念都有后臺，不少的學者、譯者各為其主，貢獻了可貴的才情與斐然的文筆，這也構(gòu)成了森然對立的壁壘，中國譯道被夾在兩面對立高墻的中間筆直往前，筆直倒是筆直，但狹窄了一點，擁擠了一點，前景還需要開拓。

人類的概念是可畏的東西，它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有無窮的擴張力和變幻力，有極其巨大的裂變力、爆發(fā)力，有無限的廣闊性。原本的“真”一旦成為了偶像，“信”一旦成為了一個大概念，就會變?yōu)樯袷ゲ豢汕址傅氖挛铮c它不能有絲毫游離，如有，難免不成為譯者個人不同程度倒霉的緣由。新中國成立初期，北大有位教授高名凱便遭此命運，他譯了幾十本巴爾扎克的書，把直譯術(shù)、硬譯術(shù)愚忠似地用到了極致，結(jié)果，不僅所譯的書都成了廢紙，而且自己受了處分，被撤了教席。于是，在譯界，一方面形成了對“信”、對直譯的“頂禮膜拜”，一方面也形成了對“信”、對直譯的莫名畏懼，譯者在它面前戰(zhàn)戰(zhàn)兢兢，惟恐有半點閃失和“失態(tài)”，生怕被人點出“有一點硬傷”。而“有一點硬傷”，客觀上也就成為了一根不輕不重的棍子，而如果揮棍沖刺在概念的泥沼里，把事情提高到某種原則性的高度，不僅有些問題更容易糾纏不清，還會把問題大大的復雜化。

其實，如果還原到實踐本身，事實似乎要簡單一些：那就是面對著一篇原文文本，先把它攻讀下來，對每一個意思、每一個文句、每一個話語都徹底弄懂，對它淺表的意思與深藏的本意都了解得非常透徹，然后，再以準確、貼切、通順的詞匯、以純正而講究的修辭學打造出來的文句表達為本國的語言文字。簡而言之，翻譯就是這么回事，但這里有一個嚴格的關(guān)卡，那就是要看譯文的修辭意圖與審美追求是否符合原文的形態(tài)、內(nèi)涵與意念的表述。過了“信”這一關(guān)的“達”，這才是真正有資格的“達”，而這種翻譯實踐，往往不僅被認為譯得“信”，而且被稱為“譯得活”。但是“活”，仍然不過是“譯得活”或“不活”，仍然是兩個不同的事物，還不能說是一回事，不能說是水乳交融的“化”。

不過，把頗具奧妙的譯道直通通地這么說來，似乎有點欠雅，畢竟是兩個相異的事物，一個是客觀存在的本體，有自己的形態(tài)，自己的內(nèi)涵，自己的風格，自己獨立性的文本，一個是翻譯家理性的理解力、藝術(shù)表述的手段與藝術(shù)修辭學的改型、修飾，這有點像當今流行的整容術(shù)那樣容易引起庸俗的聯(lián)想。幸虧錢鍾書先生早就提出了一個絕妙的詞，可以派上學術(shù)用場，那就是一個“化”字。錢氏出言，從來都是有本有據(jù)，不是來自亞里士多德就是來自康德，這次是來自中國先賢?！盾髯印ふ菲醒裕骸盃钭兌鴮崯o別而為異者，謂之化?！薄礌铍m變，而實不變?yōu)楫愇铮瑒t謂之化。

按錢先生說法：作品從一國文字變成另一國文字，既不生硬牽強，又能保存原有風味，就算入于“化境”。羅新璋在轉(zhuǎn)述這一系列概念與邏輯作出轉(zhuǎn)述的基礎(chǔ)上又作出總結(jié)：這種翻譯是原作的投胎轉(zhuǎn)世，軀殼換了一個，精神姿態(tài)依然故我。照此說來，好的翻譯實踐不是別的，就是進入了奇妙的化境。

中國譯道中“化境說”具有堅實的哲學基礎(chǔ)，具有廣泛的人文學科的研究成果做鋪墊，“化境說”是中國傳統(tǒng)美學思想的延伸與發(fā)展，是一個完整的文學翻譯理論思想體系，是明確有效的翻譯守則，是中國文學翻譯事業(yè)更進一步達到豐富多彩新景觀的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