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這是文學“蘇軍”的一次集體亮相、一次集體行動——文學參與它的時代的行動。范小青、儲福金、魯敏、龐余亮、曉華、胡弦、梁晴……他們的身份是小說家、詩人、散文家、批評家，這次他們共同行動，只是為一個詞下文學的定義，這個詞叫“臺商”。

“商”，自古以來就是影響文明進程和日常生活的重要人類活動，它也可以指一個特定的社會階層，一群人。而“臺”則是大陸和臺灣兩岸之一岸的“臺灣”。我印象中，中國歷史上能夠像“臺”這樣被置于“商”之前的某些地理和地域還有“徽”、“晉”、“浙”、“粵”、“蘇”等。這些地方的人無一例外帶動他們所處時代的繁榮，而他們也通過他們的商業活動清晰地標識出有著各自地域文化特征和人的性格的文化形象。所謂“某某商”，其實是某某地方人的杰出代表，他們的個性、氣質和異乎常人的能力在“商”得到淋漓盡致的表現。因此，現在我們很容易從“徽商”、“晉商”、“浙商”、“粵商”、“蘇商”等等想象到他們和他們的時代。無疑，“臺商”是屬于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這40年中國夢想的一部分。

江蘇是投資、發跡和創業“臺商”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兩岸家園”隱藏著國族和文化共同體的豐富情感內容。如其所指，當臺灣同胞從自己生息的家園出發抵達大陸開始各自的人生創業夢想，他們并不是大地上漂泊的異鄉人，他們在大陸是有根有家的。和任何時代的創業不同，臺灣同胞在20世紀中后期以來大陸的商業及其他活動自然被賦予文化的認祖歸宗意味。“家園”是家族聚居地，也是文化累積和遺存在當代參與到我們日常生活和精神建構的人文家園。

當22個作家、詩人、批評家在給“臺商”這個詞下定義的時候，是22個“臺灣人”，他們豐盈充沛的“故事”豐盈充沛了“臺商”這個詞。“臺商”當然首先是因“商”而成就的一個“詞”。對于作家而言，“商”是他們觀測和把握今天的時代無可回避的。這種觀察和把握自然可以從已經無所不在地滲透到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商業活動中進行，但我相信，這次22個作家對22個臺商的采訪和寫作經歷肯定豐富了他們的“商業”經驗，其癥候也不一定只是體現在《兩岸家園》這本書中。這次有組織的行動和實踐性的寫作對于這些作家未來寫作的影響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

可以稍微展開一點思考的，《兩岸家園》這種寫作的完成方式在當下文學生產中不是一個孤立的個例。正是通過文學的“有組織”生產，作家和他們的時代建立了細節和真實的關系，從而有效地保證了他們寫作處理現實的某一部分是正在進行的，是“活”的現實。如果我們不把文學研究局限在最后完成的文本，就能夠發現當代文學生產過程中“組織”的文學史意義和價值。所以，《兩岸家園》可以作為社會主義文學傳統在我們當下文學生產中的一次積極嘗試、一個成功的案例。不惟如此，它的意義還可以在新的時代作家何為等方面得到確認。

從文體的角度，《兩岸家園》的寫作也是對紀實文學文體的一次有效的現實激活，揭示出紀實文學的生命力在于能夠也可以深刻地切入到行進中的中國，成為我們時代史詩性的文類，進而重建其文體尊嚴。

《兩岸家園》的寫作者并不是記者，也很少專門的紀實文學作家，他們要依靠實地采訪和田野調查建筑他們的文學世界。我們現在讀到的，他們通過“紀實”完成了22個臺商的個人史記，即“紀實”所包含的一手的、豐富的“實”，亦即定義之“義”，是家族志、政治經濟史，是20世紀中后期兩岸交流的百科全書，但這不是《兩岸家園》文學“定義”的全部，文學是要勘探人性的幽微以及人和時代之間的生命纏繞，因此，《兩岸家園》最后通向22個人的性格史和命運史。

22個“文學”的“臺灣人”是參與《兩岸家園》的22個作家最終要定義的。而在中國當代文學譜系中，我們最熟悉的“臺灣人”是白先勇、余光中等筆下的懷抱鄉愁的流寓者，現在他們在《兩岸家園》歸根，成為我們時代的“新臺灣人”。這樣看，《兩岸家園》的文學定義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