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趙俊賢先生已年至80，先生的學術生涯與中國當代文學同步進展數十年致力于當代文學史與當代文學理論的耕耘與開拓。近日通過訪談梳理了先生的學術創新歷程及貢獻。

周燕芬：您的第一部學術專著《論杜鵬程的審美理想》有什么創意？

趙俊賢：為了讓杜研有大的突破，讓它上臺階，我決定對杜作整體性研究。我經過深入研究與思考，認識到老杜的審美理想是嚴峻而熱烈的崇高。這部書的創意在于從審美理想的角度深化對作家及作品風格的研究，這部書可以說為作家論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

周燕芬：您的《中國當代小說史稿》有什么創新之舉？

趙俊賢：我拋棄了傳統的編年體的文學史寫作模式，而是采取了新的寫作模式。我試圖選擇一個新的角度，探索和描述當代小說的深層結構，從整體上對當代小說進行較為深入的理解與把握，努力做到史論結合，以揭示研究對象的內在邏輯。本書的第一章對當代小說的輪廓作了縱橫結合的粗線條勾勒。第二章試圖通過形象系列本體的展開，揭示當代小說的外部狀態。第三、四章試圖借助對小說藝術表現與審美意識層面的探究，探討小說流變的內部規律。這就是說，本書以層面不同的規律系統構成自己的骨架，而史實的敘述置于它的統轄之下。

這種追求學術創新的嘗試，是一種探求，是對傳統文學史寫作模式，即編年加作家作品的敘述模式的背離，而走向一種整體的史論結合的模式，層層推進的模式。這只是一種探索，是否成功，或者成功到何種程度，有待同代專家乃至后代讀者的評論。

周燕芬：您組織班子并主持《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綜史》的研究與撰述，有什么學術創新呢？

趙俊賢：當代文學通史的創新，主要不在于對某一文學現象，如某一作家、某一作品、某一文學論爭研究的深入與理論概括，當然也包含這種局部的創造性認識，但作為文學通史則在于整體性的突破與超越。要作出整體性的創新，必須對文學史特別是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狀況作出全面把握；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要對文學史研究，包括古今中外的文學史研究作出理性的思考，作出理性的評估，即文學史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我觀察到古今中外的文學史基本上是文學現象的記錄，或者說是對文學現象的描述，缺乏理性的深入分析與理論概括。

我對文學史研究的對象即文學史的本體作了長期的、反復的、深入的研究與思考。觀察到文學史的研究對象是文學活動。而文學活動中作品的發生包括內部元素與外部環境，生成后投入消費（閱讀），這構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大系統。這個系統亦即文學的本體。它包括若干子系統。如從縱向觀察包括文學的形態史、主題發展史、文學觀發展史、文學思潮發展史、文學批評發展史及風格發展史，即將中國當代文學發展史分為6個專題史。

本書的學術創新特色與創新價值很早即引起學術界的注視。在本書的主編與副主編帶上本書的寫作大綱與部分樣稿與出版社聯系出版事宜時，文化藝術出版社當時的負責人在寫作大綱眉頭批了一行文字：“獨具匠心，獨樹一幟，別開生面，另具一格，創新立意，大有可為。”本書甫入零售書店，即有同行專家在《人民日報》發文，認為它的出現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帶來學科意識的覺醒”。專家進一步論斷：《綜史》“這種建立在新的本體論之上的文學史結構框架，從根本上擺脫了既有的文學史體例以決定與被決定，作家傳與作品論，思想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等二元對應關系的組合為特征的文學史結構模式，在當代文學史的本體論和文學史的結構體例上是一大創造和發明。其次，《綜史》也不滿足于對既有的文學史實作被動的‘實錄’，或依傍時評和翻‘炒’史料，而是基于對當代文學史的動態過程的整體觀照和對它的內在規律的深層把握，為復雜多變的當代文學史現象重新作出歷史定位，從而為當代文學史構造一種新的認識的系統和秩序。”專家之言誠為過譽之辭，但對《綜史》的價值與特色的理論概括還是符合實際的。

《綜史》創造了自己獨特的范疇與概念系統，正是這一系統支撐了本書的理論系統，使本書的理性色彩熠熠發光。這并不是說本書的范疇、概念系統具有多少真理性，乃至具有排它性，而是說這種試探本身具有啟示價值。它呼喚別樣的、更多的文學史范疇與概念系統，此所謂拋磚引玉之功效也。

《綜史》代表了我在中國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孜孜不倦的求索的高度。它也體現了我的文學史觀、文學史研究方法、文學史研究的個性。我在近年推出了一部作家論與文學史的專著《當代作家的背影與文學潮汐》，它是我數十年對當代文學研究的深化與補充，也保持了我的學術氣質與個性。

周燕芬：您晚年的文化研究有什么新意？

趙俊賢：退休后，我離開了講臺，結束“舌耘”生涯，但筆耕仍未終止。我在以主要精力對抗幾種大病之外，身體狀況稍好，便回憶大學生活寫出若干短文，后輯成《學府流年》一書。這部書由系列性短文組成，它實際上是百年老校西北大學的校史研究類著作，可以說是高教史研究，也可以說是文化史研究。

《學府流年》中我的文化隨筆《錢學森：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一面鏡子》，坦誠地評述錢學森的功與過，有人認為表現出可貴的器識與某種冒險精神，在讀者中引起廣泛好評。我的雜文《大學學術的淪落已不容忽視》痛批高校的學術腐敗現象，引起社會重視，有的刊物予以轉載。我在隨記中批評了金庸對“學院”大師的錯位追求，我論述過“顧準現象”。這都需要學術積累與勇氣。我所寫的“于丹熱之后的思考：‘六經注我’與‘我注六經’”。有位讀者說，“國內文化界當年所發表的文章有數百篇之多，但大多是謾罵之辭，不事說理；而趙先生從學理的角度說明于丹說‘經’是屬于‘六經注我’，即是對‘經’的通俗解說，她不屬于‘我注六經’的學術研究”。

我在文章中寫道：“社會貧窮、物質匱乏固然不幸，但道德下滑即軟件建設江河日下，這令人憂心不已。為了讓更多的人選擇崇高，人們應該創造理解崇高、支持崇高、贊美崇高的良性社會環境”。

我的文化隨筆的主旨在于宣揚崇高。事實上，這是我的文學評論與研究審美原則的賡續。我的審美，不大喜歡優美，而看重崇高。當然我厭惡偽崇高，即假英雄、假理想等等。

周燕芬：您的當代文學研究，有什么總體特征？

趙俊賢：有兩方面，其一，矢志不渝地堅持追求學術創新，力爭走向學術前沿陣地；其二，在學術選題上，不走平面推移之途，而是采取一步一個臺階的跳躍式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