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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的內涵結構可分為兩大塊，即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先進文化。前者以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為引領，后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由此決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結構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簡單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文化要素在整個文化自信結構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面對“全盤西化”思維模式，我們應該增強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自信，挖掘并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品質。但是，在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時，絕對不能割裂文化自信的完整結構，不能混淆不同文化的核心價值，更不能試圖全盤復古，讓姓“孔”不姓“馬”的錯誤主張泛濫，從而動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

關于文化自信，習近平總書記有一個明確界定：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

在這一論斷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明確的概念，即中國古代優秀文化；而“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由于其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形成的文化，因而文化自信的內涵結構在本質上可分為兩大塊，即古代的優秀傳統文化和20世紀形成至今的中國現代先進文化。

雖然同樣屬于文化自信的范疇，優秀傳統文化和中國現代先進文化有著不同的具體價值取向。前者以孔子開創的儒家思想為引領，后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由此決定了二者在文化自信結構中的地位是不一樣的。簡單來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最大的文化自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文化要素在整個文化自信結構中具有支配性地位。

儒家思想在古代具有主導性

在中國思想文化史上，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來，最初妨礙秦統一的儒家思想體系在漢代戲劇性地被賦予了統一天下思想學說的功能。在2000多年的時間里，盡管王朝不斷更迭，但儒家思想的主導性地位幾乎是不可動搖的。改良派思想家康有為就說，“中國一切文明皆與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棄也，則一切文明隨之而盡也。”美籍歷史學家黃仁宇也注意到，孔孟之道戰勝了諸子百家的理論，從漢朝開始，就成為統治全國的指導思想。而且時代愈是往前發展，統治者對它的依賴程度也愈大。

即使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如遼金、元代和清代，儒家思想仍然保持話語優勢權，甚至征服者的文化同化于被征服者的文化。例如，遼朝統治者就實行以儒家思想為內涵的全面漢化的文化政策。遼太祖阿保機建國不久，曾經就祭祀對象問題征求意見，左右“皆以佛對”，阿保機認為“佛非中國教”，耶律陪則提出“孔子大圣，萬世所尊，宜先”。于是，“太祖大悅，即建孔子廟，詔皇太子春秋釋奠”，由此形成了所謂“遼家遵漢制，孔教祖宣尼”的局面。在這一基礎上，遼代的制度、法典、文字等都普遍呈現儒化的現象。可知，論中國古代之文化自信，儒家思想的主體性地位是無可置疑的。

但也要看到，儒家思想由此形成了頑強的保守性，禁錮了國人創新能力的發展。特別是，以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所帶來的悲劇性結局而論，不能不說儒家思想的長期統治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動力不足確有關系。

馬克思主義引領現代新文化

由于在中西方沖突中連連失敗，中國何去何從，成為當時先進知識分子思考的一個中心問題。總的來看，對中華民族危機問題癥結的理解，經歷了從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過程，最后在文化變革這一點上達到了歷史邏輯和思想邏輯的統一。

具有世界視野的思想家魯迅曾指出，法國自1789年大革命以來，“平等自由，為凡事首，繼而普通教育及國民教育……久浴文化，則漸悟人類之尊嚴”。因此，對中國來說，“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舉”。于是，關于中國之落后根源應從文化上進行追溯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人們逐漸清晰地認識到，只有徹底進行思想文化的變革，中華民族才會發生鳳凰涅槃式新生；只有成為擁有新思想、新理念的民族，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時代潮流的推動下，上海《新青年》雜志和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采取了南北文化聯合行動，新文化運動如東風勁吹，對中華大地上的一切舊物摧枯拉朽。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言，“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

與此同時，世界上發生了另一件大事——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毛澤東同志說：俄國革命喚醒了中國人，中國人學得了一樣新的東西，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果然一學就靈。有了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就改變了方向，5000年的中國歷史就改變了方向。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

毛澤東同志為什么說馬克思主義使“5000年的中國歷史改變了方向”、“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中國的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當然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改變了中國文化的有機構成。

這一改變的內在邏輯是，原生態的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在世界文化比較中處于劣勢；在融入馬克思主義要素以后，中國文化的有機構成發生了根本性改變，形成了中國現代新文化。馬克思主義發揮引領性作用，開始引導中國走上了一條現代化的民族復興新路，“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中國故事，讓全世界不得不對中國現代新文化刮目相看。

辯證分析“儒家思想主流化”

當我們說到馬克思主義的引領性作用地位時，必須作一個重要補充，那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沒有這一補充，馬克思主義便不能融入中國人的心靈世界，也難以符合中國的國情，也就不能取得文化自信結構中的支配性地位。

關于這一點，美國學者施拉姆評價說：“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末提出的種種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膽地體現了他關于中國革命的獨特性以及中國人需要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解決他們自己問題的信念的，莫過于‘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了。”

這一評價也符合中國共產黨人的一貫判斷。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深刻認識到，面對中國的特殊國情，面對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中國革命將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以教條主義的觀點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現實、中國傳統文化之關系的自覺思考，發生在1927年以后的土地革命戰爭期間。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本質上是脫離中國實際講馬克思主義的失敗——牛頭不對馬嘴地搬運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之失敗。1938年，歷經艱難曲折而尋找中國方案的中國共產黨在廣袤的西北地區立足。就在這一年，毛澤東同志作報告說：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歷史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已經發生了互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已不再外在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也不再與中國傳統優秀文化、中國國情無關。只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才能解決不同文化的融合問題。在這一大背景下，倘若忽略20世紀以來中國在馬克思主義引領下的成功，忽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文化意義，不加分析地提出“全面復興傳統文化”和“儒家思想主流化”之類的說法，本質上只會否定馬克思主義引導下形成的現代新文化，即“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

由此來說，全面把握住文化自信的結構內涵及歷史過程的意義在于：面對“全盤西化”思維模式，我們應該增強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自信，挖掘并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良品質。但是，在弘揚傳統優秀文化時，絕對不能割裂文化自信的完整結構，不能混淆不同文化的核心價值，更不能試圖全盤復古，讓姓“孔”不姓“馬”的錯誤主張泛濫，從而動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

（作者為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