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不同文化相互回應，相互質疑，并非簡單地疊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較，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這句話也適用于“中國故事”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建設性競爭”的姿態。”

如何在全球資本主義的時代里，重新認識、評價中國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在全球化進程中，辨識、保持、更新“中國”的主體性、豐富性和差異性？這些宏大的問題，在新世紀以來不斷被重新提起，在很多時候，它們會被通俗、形象地稱之為“中國故事”。就宏大的歷史進程而言，“中國故事”的核心是世界政治、經濟、文化格局變動中，重新燃起的重述歷史的沖動和重建國族敘事的訴求。具體到學術層面便是，在一個充滿普遍主義陷阱的概念、知識、理論體系中，如何為中國的現代性歷史經驗和當下感受找到一個自洽、充沛而且又具有辨識度的表達形式。

當“中國故事”與中國文學相遇時，便成為更加具體的提問，即在全球化語境下、在世界文學格局中，如何辨識、闡釋中國文學的價值和意義。所謂的價值和意義絕非只是審美層面的傳播和影響，而是以審美名目出現的我們的經驗、情感和想象及其所包含的權利訴求如何被識別、承認和尊重。也就是說，談論“中國故事”范疇內的中國文學時，需要正視其中所包含的與“抵抗”、“正名”相關的文化政治訴求。這個問題既涉及百年中國的歷史進程及其表述，又涉及當下現實情境的分析和判斷。

首先，這個概念在近些年被不斷提起，是有其現實依據的。新世紀以來的“底層文學”、“打工文學”等文學現象和話題總是與“中國故事”的批評話語相關聯。因為，這些文學現象從內部根植于中國社會現實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在外部又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全球分工有直接聯系。其次，這個概念的起源也有著深刻的歷史淵源。“中國故事”并非只是中國日益深陷全球化市場之后才有的文化問題。“何謂中國”、“中國去往何處”等深層焦慮一直伴隨著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或者說，“中國故事”與中國“走向世界”的國家歷史進程始終緊緊捆綁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民族性焦慮在文學上投射的結果。順著這個思路，我們也可以把“中國故事”理解為對1930年代末提出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歷史回應。有所區別的是，彼時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在本質上還只是民族主義范疇內建黨、建國、執政等鮮明、直接的現代政治訴求。而如今的“中國故事”則是建立于政治、經濟實力之上的、直面資本主義全球話語體系的文化訴求。

基于此，在百年中國歷史進程中理解“中國故事”，未嘗不可將其理解為一個龐大、復雜的敘事，同時因為語境的更迭，它會變現為不同的主題和形式。簡而言之，具體地討論“中國故事”首先需要考慮的便是“敘事”與“語境”的關系。舉例而言，“進城”是1980年代文學中非常重要的話題。與這個話題的興盛相伴的是，“文革”結束后由國家力量所主導的從鄉村到城市的社會進程的重啟和加速。因此，所謂“進城”其實是鄉土社會對城市文明的想象所引發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農民問題放在鄉土社會、鄉土文學這樣的歷史文化視野中方能得到妥帖的解釋。當有人把新世紀以來興起的，特別是“非虛構”寫作中的“返鄉”話題視為鄉土文學延續、新變，并冠以“新鄉土”之類的說法時，辨識語境差別的重要性便顯示出來。拋開如何評價當下飛速推進的城市進程和一些局部的特殊現象，我們必須意識到，依托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力量，以城市文明為主導的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已經滲透到這個國家的各個角落。理解了這個前提，便不難發現，所謂“返鄉”及其與之相關的寫作，其實是在城市文明的視野中重新發現了鄉土。因此，“返鄉”現象其實是城市文明的構成部分，而“返鄉”寫作則是城市書寫的延伸。更直接地說，“返鄉”及其引發的討論和命名是城市文明的精神折射，是“城市病”的一種。

辨析語境是為了清醒審視“中國故事”范疇下具體問題的癥候，而對語境差別的發現和判斷又與參照系的調整和設置相關，因此，邊界和視野成為“中國故事”不能忽視的另外一個前提。“中國故事”是自我辨識、形塑主體性的概念，這便意味這個概念在生成時，同時包括了自我確認和爭取他者認同這兩個相輔相成的過程，后者是一種“承認的政治”，它強調在他者的聆聽和目光的凝視中映照出自身，從而修訂前者。所以，“中國故事”若想成為闡釋當代中國的有效概念，它需要在與外界的交流和競爭中來建構、調整自身的理論規劃。換而言之，我們需要把“中國故事”視為一個開放的、競爭性的建構概念，始終處于一種未完成的狀態，而非封閉、排他的霸權理論。如法國左翼思想家皮埃爾·馬舍雷所提醒的那樣：“只有在集合了各種文化的復雜關系體系的內部，通過維護各文化的差異和對立，才能擁有文化身份……任何文化都不會因自身或為自身而存在；文化只能在有區別的全球體系內部才能自我建構，讓人認可。不同文化相互回應，相互質疑，并非簡單地疊加各自所得成果，而是相互比較，某種程度上說還是相互交流各自的缺陷和不足。”我想這句話也適用于“中國故事”在全球化語境中的“建設性競爭”的姿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