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是當今時代的重要議題。值得強調的是，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離不開當代視角，即傳承優秀傳統文化當有利于時代精神的培育。傳承中華美學精神是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展現中華審美風范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中華美學精神的一部分，“詩教”傳統與當今時代的價值取向、審美風范更是息息相關，其核心內容是強調將人格的塑造與審美聯系起來，講究“身入”“心入”“情入”，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

詩教的功能即審美地培育人格

“詩教”一詞，出自儒家經典《禮記·經解》，原文是這樣的：“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又說：“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于《詩》者也。”前一段，大意是說到一個國家，可以從各個方面看出這一邦國的文化教養；一國之人較普遍地表現出待人溫和寬厚的品格，就是有“詩教”的表現。后一段，則是對前一段話的必要補充：“溫柔敦厚”卻不至流于愚蠢，這才是“詩教”真正起作用的表現。

近代蔡元培提倡美育，“美育”雖是新詞，而美育實踐其實古已有之，古代美育精神主要體現在“詩教”之中。按照《禮記·經解》的交代，“詩教”的言論發于孔子。盡管有文獻記載顯示，在孔子之前，就有人提倡用富于審美內涵的文化作品感化人格，但孔子在“詩教”方面的貢獻尤為突出，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正是這位儒家學派的創立者開始用《詩經》三百篇教導學生。在《論語》中，記錄著許多孔子關于《詩》的各種文化功能的言論，如孔子告誡兒子孔鯉“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強調學《詩》有助于與人交流溝通的作用；又如孔子對學生說：“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強調學《詩》三百篇應做到學以致用。

然而《詩》與人格培育之間的關系，如下一段最有價值：“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這段話內涵多樣，涉及文學價值的多個方面。其中“多識”句，講學《詩經》可以博物、了解自然；“可以觀”則承認讀《詩經》可以觀察和了解社會，認識到文學有廣泛表現社會生活的價值；“可以群”則強調文學在凝聚群體方面的功能；“可以怨”是說詩人在困境中能表達真實情感。

就“詩教”與人格培養的關系而言，“可以興”最有價值，因為它承認文學可以興發人的生命。“興”的本義是“起”，是“興發”，也就是振作；文學不生產糧食，也不生產鋼鐵，但是，好的文學可以感發生命，使人的生命狀態獲得積極健康的情調。孔子說“詩可以興”，實際已經觸碰到文學一個最本質的功能，即審美地培育人格的作用。那么，這是否與“溫柔敦厚”的說法相矛盾？并不矛盾。溫柔敦厚地對待他人，是一種德性的能力，而德性能力又往往與健康積極的生命情態密切相關。

自從先秦儒家提出“詩教”理論后，后來的儒家對其都有論述。如王陽明就在一篇名為《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的文章里這樣論述“詩歌”諷誦在改善人格上的教益：“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對其間的道理，王陽明解釋說：“大抵童子之情，樂嬉游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強調詩歌“發其志”的人格啟發意義，并特別強調詩歌適應兒童“草木萌芽”的生命特點。為此，王陽明還說：“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號呼嘯于詠歌，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也。”如此的“詩教”才可真正起到“趨向鼓舞”、令人“中心喜悅”的作用，亦即“詩可以興”的作用。

詩教將道德與審美聯結起來

近代教育家蔡元培提倡美育，除受傳統因素影響外，主要受康德哲學影響。康德哲學劃分現象界與本體界，而蔡元培說：“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很明顯遵循的是康德關于審美可以溝通現象與本體兩界的說法。這樣說法的實質，是承認審美可以協調人的感性與理性。這與古代詩教，與孔子“可以興”，與王陽明“發其志”及“宣其幽抑結滯于音節”之說并不相違。然而，就以中國哲學的語言來說“詩教”與德育之間的關系，我以為豐子愷的《美與同情》，更可以給人更深透的啟發。

豐子愷文章講了一位“兒童”的故事：“有一個兒童，他走進我的房間里，便給我整理東西。他看見我的掛表的面合復在桌子上，給我翻轉來。看見我的茶杯放在茶壺的環子后面，給我移到口子前面來。看見我床底下的鞋子一順一倒，給我掉轉來。看見我壁上的立幅的繩子拖出在前面，搬了凳子，給我藏到后面去。”豐子愷繼續寫道：“我謝他：‘哥兒，你這樣勤勉地給我收拾！’”不想“哥兒”的回答發人深省：“不是，因為我看了那種樣子，心情很不安適。……掛表的面合復在桌子上，看它何等氣悶！……茶杯躲在它母親的背后，教它怎樣吃奶奶？鞋子一順一倒，教它們怎樣談話？立幅的辮子拖在前面，像一個鴉片鬼。”

“哥兒”的回答令豐子愷深有感悟：“于是我恍然悟到，這就是美的心境，就是文學的描寫中所常用的手法，就是繪畫的構圖上所經營的問題。這都是同情心的發展。普通人的同情只能及于同類的人，或至多及于動物；但藝術家的同情非常深廣，與天地造化之心同樣深廣，能普及于有情、非有情的一切物類。”最后兩句話，可謂說透了“美育”與“德育”之間的密切關聯。其間最重要的是“同情”，小“哥兒”是以同情之心看待客觀世界。影響了蔡元培的康德哲學論審美，也正是從萬物的“合目的性”方面著眼的。

是的，當人們面對井然有序的山川大地，面對大自然的春花秋月、風雨陽光，產生心靈愉悅時，其實都是在為大自然所顯現給人類的“合目的性”的生機所感染。豐子愷所說的這位可愛的“哥兒”對“書房”一切的感受方式，也是把世界理解為活的有生機的整體，這就是“同情”的世界。他睿智地將“哥兒”的感受方式解釋為“與天地造化之心同樣深廣”，自覺不自覺地用中國哲學語言解釋了美育與德育的深刻關聯。“造化之心”是古典中國哲學的常用語，《易傳》所謂“天地之心”、所謂“生生之大德”不都說的是“造化之心”？能以“天地之心”“生生之德”看世界，其實就是古典哲學講的這樣一點：所謂“仁”，就是以“柔嫩的心腸”看世界，同情萬物，民胞物與。而詩歌，乃至一切文學的教育，不也正是啟發心靈“同情”于萬物的敏感？道德與審美雖分屬兩個范疇，但在以同情心對待世界上，的確是存在共鳴共振這種關聯的。

今天，在實現中華文化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悠久的詩教傳統具有了勃興的土壤與需求。詩教不僅可以“興觀群怨”，可以提升人格、凈化精神世界，更可以通過今天所提倡和大力加強的“美育”與“德育”，復興這一傳統文化精神，凝聚人心，成風化人，推動當代偉大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