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當下的中國無疑要面對復雜的全球化與多元主義語境。這種語境是全球性質的，即便是曾經的超級大國美國也面臨著認同的危機。亨廷頓在《誰是美國人：美國國民特性面臨的挑戰》中寫道：“一個國家若僅靠政治意識形態立國，那會是脆弱的……美國人覺得美國社會的價值觀、道德及各種標準在衰落，開始感到個人對信仰和歸屬的需求，而這種需求是世俗意識形態和體制所無法滿足的。”當代中國在經過近40年的改革開放，如今也進入到一個以跨國資本、新自由主義、新傳媒、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為主導的世界語法之中。這個時候曾經的冷戰式意識形態部分失效了，而國家認同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我可以將其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如弗里德曼所說“世界是平的”，即經濟與新自由主義的挑戰；二是如麥克盧漢所說的“地球村”，來自傳媒與技術的挑戰；三是文化多元主義和各種地方性的挑戰。在這樣一個阿帕杜萊所說的“消散的現代性”的場景中，我們同樣需要問：中國人是誰？

國家認同與國民身份的消損主要來自三個方面：消費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一種集體無意識，帶來生活方式到價值觀念的全面符號化與物化；國民層次以下的各種身份的崛起，流動性尤其是跨國人口的出現，帶來身份認同的淆亂，尤其是國家認同的淡漠；整個文化語境呈現出一種民族主義、原教旨式觀念與普適性話語之間的角力。中國觀念最直接的當代挑戰是“死魂靈”的出現，即精英的非國籍化，另一面是愛國的公眾所極易被哄抬起來的盲動。民族主義成為一柄雙刃劍，但是討論中國認同又無法回避這個問題。國際主義、帝國、民族的不同話語要爭奪自己的受眾，亨廷頓就未來美國與世界保持什么樣的關系提出了三個方案，一是世界主義方案，即美國向別國開放自己的國家，“使美國成為一個世界”。二是帝國性質的方案，即以美國價值觀去改造別國人民和文化，“讓世界成為美國”。三是民族主義的方案，即美國保持自己的社會和文化特性，使之不同于別國，“讓美國成為美國”。那么中國又該何去何從呢？

文學參與國家認同的途徑無疑是想象與形象。認同與身份一體兩面彼此關涉，它必然需要他者作為參照，也就是說，文學想象與文學形象作為具有公共性的文化產品，要經受時間與空間的傳播與變形，自我的塑造是顯性層面，“他者的眼光”始終是隱形的在場，因而它從來都不僅是關乎自我主體性的孤立問題，而總是在他者視野中的自我塑造。比較文學中的形象學，曾經梳理過中國在歐洲尤其是西歐目光中的形象。從中西近代交通開始，它歷經了大汗的大陸、大中華帝國、孔夫子的中國、孔教理想國、哲人王般的開明專制政體等不同面貌。啟蒙時代對于東方的異域想象形成了一種“中國情調”的東西，但在狄德羅、盧梭的正面與孟德斯鳩的負面印象那里已經形成了不同的分野，乃至黑格爾和馬克思的世界史觀察中，中國都呈現出類似“東方主義”的變體。隨著現代性進程的發展和殖民事業的展開，中國以“停滯的帝國”面目成為東方專制主義的代表，野蠻的東方性在不同時期以“黃禍”或“紅禍”的話語出現。這個過程總是與國際政治秩序的變動密切相連，非常復雜，一言難盡。

不管有無關注，幾乎所有人都無可質疑地感受到中國在新世紀以來，尤其是2008年之后所呈現給世界的形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來自改革開放30余年綜合國力的增長，伴隨著國力的增強相應的是國家形象的內外部建構。從內部而言，2006年的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可以視為一種雄心，敘述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俄國、日本、美國等9個世界級大國相繼崛起的過程，并總結大國崛起的規律，但這種以資本為主導的崛起過程可能只是代表了一種路徑，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無法搬演；從外部而言，2011年英國廣播公司(BBC) 的紀錄片《中國人要來了》則宣揚了一種新的中國威脅論。面對這樣復雜的多樣性語境，其實給中國文學帶來新的挑戰和機會，作家們需要做的是走出流行了30多年的“純文學”與個人主義的狹隘牢籠，縱向從歷史的脈絡、橫向從跨國的視野來理解、認識與書寫這種復雜性，既要走出民族國家話語的桎梏及其可能帶來的狹隘與偏執，也要超越帝國式霸權理念的復活。

最為緊要的是世界觀與價值觀的樹立，進而才有可能塑造現實情境中被廣泛認可的中國認同。這里涉及到傳統文化理念的復興，一個國家的強大與認同感或者來自強迫性的霸道，如疆域擴張、殖民統治的暴力合法性，但這并非長治久安之道，最終要走向文化溝通與融合的王道，即意識形態的合法性，獲得價值、心理、情感認同。170年來的現代中國文化，無論是“師夷長技”、“以夷為師”還是“以俄為師”、（西）歐風（北）美雨，基本都是一條“以西律中”的文化交流單行道，從而在部分程度上形成了逆向民族主義的文化自卑。隨著新世紀以來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是時候走向文化交流的雙向街了，即不僅要在中西古今的文化遺產中激濁揚清、興利除弊，在廣采博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同時要創造新的文化，輸出自己的價值觀，否則如果只是輸出勞動力和制造產品，那永遠稱不上是大國。

文學在這個全球化、新媒體的時代對于塑造價值觀和中國認同而言尤具意義，體現在它是一切現有藝術門類、文化產品中最少受到權力和資本控制的門類。就目前而言，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更多停留在以日常生活對抗已經抽象了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個人主義張揚欲望與權力的合理性、以狹隘人性放逐崇高理想的境地之中，這無疑不足以擔當文學的時代重任，反倒無形中損耗了文學的開闊品性和凝聚認同的可能性。當此之時，對于作家而言，是要走出個人的封閉圈，自覺意識到將個人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聯結起來。廣泛吸收三種歷史與文化遺產，一是中西方古典，二是中國革命，三是改革開放的實踐，發展出一種立足本土的國際主義文學：不僅在中國文學悠久而偉大的傳統中進行開拓，同時將自身置諸于世界文學的整體之中，這個“世界”不僅包括已經具有主導性影響力的西歐北美文學，也要包括第三世界（南亞、內亞、非洲、南美等）的文學。

事實上，真正認識了中國才能真正認識世界。如何認識與書寫中國，塑造當代中國的形象？中國作為前現代時期的四大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帝國以及清帝國）中惟一沒有解體，而順利轉化為新型共和國的國家，充滿了內外部的多元性質，無法用民族-國家的單一框架進行框定，但它又不是一個新型的資本帝國。按照有學者的說法，中國是一個“跨社會的體系”，理解這樣一個交錯著歷史與現實復雜性的體系，區域研究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區域概念的模糊性和重疊性決定了一個雙重事實，即一個地區（甚至國家）可能同時屬于多個地區，一個地區可能包含多重社會關系（天下、一統、民族、主權、網絡、宗教、貿易和其他社會活動等）。區域的概念與行政區劃未必一致，也未必不一致，真正的區別在于行政區劃按照自上而下的軸線將區域組織在一個結構之中，而人類學、社會學意義上的區域卻包含對各種歷史偶然性、事件和其他形態的交往而形成的橫向聯系。區域的構成不能從一個單一的方向上加以界定，即既拒絕籠統地按照行政區劃作為本源性關系，而否定這些關系本身是多重條件和歷史互動的產物。從認識論的角度說，只有將時間從縱向的關系中解放出來，置于一種多重橫向的運動中，才有可能找到區域這一個空間概念的時間維度，其目的是將重疊性、模糊性、流動性與并置性置于歷史思考的中心。”將中國作為“跨體系社會”來研究，目的是為了“綜合多樣性與平等的政治文化及其具體的制度性實踐”。

跨體系社會的思路，移植到文學書寫之中，就是要通過美學的途徑，在整體認識中國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塑造共識，提煉出既包容文化多樣性的多元共生，又強調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核心價值。這一系列的價值觀以新的中國形象呈現在世人面前，置諸全球文化綜合體中，求得最大公約數，才可能獲得中國內外的雙重認同。事實上這也正是繼承與發揚了中國現代革命先烈一直以來的“初心”——追求全人類休戚與共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