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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重構中國形象的文學新范式

      來源:文藝報 | 李遇春  2017年07月19日06:36

      文學與中國的關系,牽涉到現在世界范圍內流行的國家形象學。在全球化時代,一個國家的形象建基于經濟硬實力,更關乎文化軟實力。通常我們認為,一個國家形象的建構與重構,是一種社會政治實踐活動,但不能忽視的是,它其實還是一種話語行動,或者說是符號的編碼與解碼、傳播與接受活動。顯然,在眾多的話語或符號形式中,文學正是一種能夠充分發揮其國家形象建構功能的文字符號審美系統。事實上,我們對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形象定式的形成,經常離不開我們對特定國家的文學經典作品的解讀與闡釋,所以文學經典往往是建構一個國家形象的重要載體。但我們在今天討論文學與中國的關系,不僅僅關涉到中國古代文學經典的傳播與接受問題,更重要的是還牽涉到近百年來現代中國文學如何通過創制我們時代的文學經典來構建我們的國家形象。

      回眸近百年中國新文學發展歷程,我們在建構“文學中國”形象的過程中有過成功的經驗,但也存在著無法回避的缺憾。眾所周知,由于中國是一個后發性的現代化國家,所以我們的現代民族國家觀念是在西方列強的強勢入侵下被動發生的,我們被迫采用新型的世界觀念取代了原有的天下觀念,用現代民族國家觀念取代了原有的家國或王朝觀念,由此展開了由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形象轉變。近現代的歷史風雨告訴我們,這個現代化的國家形象轉型進程并非一帆風順,更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摻雜著種種曲折的蛻變、激進的冒險與自我的迷失。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沒有很妥善地處理好兩種關系:一個是主體性與他者性的關系,再一個是同一性與差異性的關系。就前者而言,我們在竭力認同西方現代民族國家時,不由自主地喪失了我們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不經意間淪落為西方國家文化規訓的他者。就后者而言,有時候我們過于強調我們民族國家作為文化共同體的同一性,由此壓抑乃至放逐了民族國家內部生命個體的差異性,而另一些時候,我們又過于強調我們民族國家內部的生命個體差異性,由此導致文學的碎片化與欲望化,這雖然有利于破除或拆解既有的落后的文學國家形象定式,但終究無法重構我們作為現代民族國家形象的同一性與整體性。

      迄今為止,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主要出現過三種建構中國形象的文學范式,它們分別受制于三種現代中國文學話語體系,由此呈現出三種不同的建構理念與思維方式。首先是啟蒙文學范式,作為中國現代啟蒙話語體系的產物,它長期以來一直在支配著中國作家筆下的中國形象建構,不僅影響深遠而且擁躉甚眾。這種文學范式主張以西方視界審視中國,此時的中國成為被審視的客體,淪為西方眼中的他者形象,期待著強勢的現代西方話語的拯救與重構,而原本應該是他者的西方則一舉在中國的現代化浪潮中僭越為高高在上的話語主體,它主宰著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的形象轉型邏輯與方式,于是現代性崇拜逐漸深入中國人心,并以民族集體無意識的形式成為了現代中國人心目中神話般的存在。毫無疑問,這種啟蒙文學范式在現代中國文學史上已經并將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無論是五四啟蒙文學運動還是新時期以來的新啟蒙文學思潮,都扮演著借助西方話語權柄消解或重估中國既有的主流權力話語的角色,對于現代中國的思想啟蒙產生過巨大的歷史推動力,也為提升或重構中國的現代或當代形象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毋庸諱言,中國的啟蒙文學范式中隱含著一種與生俱來的話語權力等級結構,西主中客或西上中下的思維定式決定了現代中國啟蒙作家的價值立場,他們在顛覆近代洋務派中體西用思維定式之后,走向了西體中用的另一極端,甚至是滑入了全盤西化的陷阱。自從上世紀90年代后殖民主義理論在中國內地風行以來,包括著名作家馮驥才在內的諸多當代中國知識分子開始對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現代中國啟蒙文學話語體系加以理性的反思,雖然其中有些言論有過激之嫌,被認為褻瀆了五四啟蒙先驅的神圣性,抹殺了他們不應抹殺的歷史功績,犯了反歷史主義的錯誤,但不能不承認,這種對五四啟蒙文學話語范式的反思是歷史的必然趨勢,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需要新的話語邏輯與言說方式。值得指出的是,現代中國啟蒙文學范式不僅未能解決中國形象建構中的主體性與他者性問題,而且遮蔽了同一性與差異性問題。現代中國啟蒙作家過于注重中國走向世界和融入西方的同一性,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中國特殊的民族性,后者的個性和差異性被無原則地消融到了前者之中,這就是現代中國啟蒙文學勝利的代價。

      但通往光明前途的道路也許充滿了曲折,我們在展望中國文學復興與重構中國形象的同時也必須保持足夠的歷史清醒。建立在中國復興論基礎上的新中國形象建構工程必須要吸收啟蒙論與革命論的歷史經驗和教訓,要妥善處理好主體性與他者性、同一性與差異性的辯證關系。我們要時刻保持中西文化與文學的對話性。我們不能因為要固守或確保中華民族國家本位立場而忽視或者中斷了與世界文明和世界文學的對話,我們也不能為了拆解長期盛行的中西話語權力等級結構而退回狹隘的文化保守主義立場。無論以西方中心主義把中國異化成他者或客體,還是以中華文化民族保守主義把西方想象成他者或客體,都違背了中西主體間性的哲學基礎,都不利于重構新中國形象。只有中西彼此互為主體、平等交流,才能辯證地重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新形象。沒有他者的主體性是虛妄的主體性,沒有差異的同一性是偽造的同一性,哲學上是如此,文學上亦然。讓我們一起期待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