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何謂生活？對這個詞，我們好像很熟悉了。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談到過這個詞，他說：“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這是自然形態的東西，是粗糙的東西，但也是最生動、最豐富、最基本的東西；在這點上說，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有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泉。”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再次重提和強調了這個意思，而且還特意舉了柳青深入生活14年寫《創業史》的例子，說明生活和文學的源流關系，指導作家們怎樣才能寫出好的作品來。這是我們黨關于文藝最重要的兩份文件中，明確談及生活的部分。正因為比較明確，如果不認真學習，沒有深入全面把握，就很容易只是浮皮潦草地局限在這兩段文字去理解“生活”的意思，把它看作一個名詞：就好像有個叫做“生活”的東西，作為文學的對象物，呆呆地矗在那里不會動也不會跑，乖乖地等著文學去體驗它，深入它，表現它。

其實在談及生活之前，毛澤東同志是先作了一番辨析的，先解決了“我們的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毛澤東同志說，這一點列寧早就指出了，大家也都認可。但那只是理論和口頭上的認可，行動上還差得遠。“有許多同志比較地注重研究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分析他們的心理，著重地去表現他們，原諒并辯護他們的缺點，而不是引導他們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農兵群眾，去參加工農兵群眾的實際斗爭，去表現工農兵群眾，去教育工農兵群眾。”毛澤東同志這段話其實已經觸及了“生活”這一話題，那意思是說，不少作家寫不出人民滿意的東西，是因為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生活比較熟悉，而對工農兵群眾的生活不很了解。這樣看來，即便把“生活”看作一個名詞，這也是個復雜的名詞，分很多層次：既存在一個作家個人的生活，也存在一個公眾層面的生活；既存在一個物理世界的真實生活，也存在一個文學世界想象出來或者說表現出來的生活；既存在一個工農兵群眾的生活，也存在一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甚至反動階級的生活……所以當幾十年以后作家們說“我的生活也是生活，還需要體驗什么生活”的時候，就多少有點揣著明白裝糊涂。每個人誠然都在生活，但是值不值得進入文學，怎么進入文學，進入文學之后有多大的意義，差別就很大。從認識的規律而言，必然要穿透瑣碎雜亂的現實表象，抵達生活的總體性；進而在審美的層面上提煉出對典型生活的描繪。在此過程中，必然有主觀的選擇、判斷、傾向和立場。因此生活這個詞又有了形容詞的意思。

沿著對生活問題的探討，繼續往兩次講話的緣起上去深入體會，就會發現從一開始，毛澤東同志和習總書記就將生活問題擺了出來。毛澤東同志說，我們正在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過程中，這是我們談文藝工作的大背景；而習總書記講話的第一部分談的就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需要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文藝工作要“放在我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中來審視”。這提醒我們，可不能靜止地去討論“生活”，它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動詞。在不同時代，它會呈現出不同的樣貌，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必然對文學提出不同的要求。生活是變動不居的，這看上去，是常識，但是我們一旦進入對“文學”與“生活”的抽象討論時，卻常常忘記這一點。忘記隨著生活現實發生變化，我們的文學認識也難免要發生變化：從50年代的生活中得來的文學觀念，固然很難適應80年代生活的需求；從80年代生活中催生的文學觀念，自然面對今天的生活也要作出調整。這就是為什么關于文藝的問題，時隔72年之后，還有必要高屋建瓴再談一次的原因。

宏觀層面的生活狀況發生了巨變，對文學藝術就必須提出新的任務——聽上去似乎文學是生活的附庸，是動詞作用的賓語。但如果僅僅是這樣的話，恐怕也不會從國家的層面如此重視文學事業；如果僅僅是這樣，大概連那些總是疾呼要“為藝術而藝術”，要關注文學的內在性，而將不論大的生活、小的生活都恨不得從文學里剝離出去的人，都不會那么在意文學了，只能成為跟在生活屁股后面的可憐玩物，哪里還值得那么多人熱愛和投入？而如果所謂“藝術”并沒有為其他什么東西的能力，那么聲嘶力竭地高喊“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就很可笑了。毛澤東同志就明確強調，文學對生活是很有用的，那是革命斗爭的兩條戰線之一；而習總書記在談及“文藝需要人民”之前，首先肯定的是“人民需要文藝”。毛澤東同志說，革命的文藝是能夠“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的。“一方面是人們受餓、受凍、受壓迫，一方面是人剝削人、人壓迫人，這個事實到處存在著，人們也看得很平淡；文藝就把這種日常的現象集中起來，把其中的矛盾和斗爭典型化，造成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如果沒有這樣的文藝，那么這個任務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習總書記不但指出今天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必然伴隨著對精神生活的更高要求，還指出今天我們是面對全世界的讀者，而國際社會想要了解中國，“光靠正規的新聞發布、官方介紹是遠遠不夠的，靠外國民眾來中國親自了解、親身感受是很有限的。而文藝是最好的交流方式，在這方面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論是通過陌生化的方式，將習以為常之事凸顯出來，加以揭露和批判，改造認識，還是講好中國故事，塑造正面形象，這都是文學所擅長的，同時也一定會對生活產生非常內在的作用力。兩次講話其實把道理說得很明白了：生活作為一個動詞，沒有文學的參與是動不起來的；要么是在我們的文學參與下動起來，不然就會在別人的文學參與下動起來……

所以，僅僅從兩次講話中明確提及“生活”這個詞的那些段落，去理解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是不夠的；僅僅認識到生活是文學的唯一源泉，需要去體驗生活，把生活更好地寫進文學里，也是不夠的。當兩次講話在談國內外的局勢時，在談我們事業的進展時，在談人民對文學的需求時，其實都在討論文學與生活的關系，都在對文學的地位予以高度肯定。文學絕不是一個認識的結果，而是實踐的進程，是對生活的認識層面甚至存在層面進行組織的重要力量。二三十年以來，我們太重視文學作為一種認識結果和文化產物的層面了，對它實踐功能的判斷就打了折扣，頂多討論一下它是不是比較好地反映了生活——還得小心翼翼，以免被扣上庸俗社會學的帽子。我們或許有點忘記了，更早的時候對于文學不是這樣看待的。我們經常大手一揮，覺得有那么一段時間，我們的文學創作質量不高，可讀的不多。其實當我們這樣討論文學的時候，很可能不是抬高了文學的地位，而是降低了文學的地位——在那段時間里，文學可不僅僅是生活的附庸，是生活派生出來的產物，而是積極介入生活的實踐工具。那時候的文學可能不符合今天的某些審美原則，但是他們深入地改造了人們的世界觀，甚至切實地組織起那時人們并不豐富的工余生活。那時候的文學既是象牙塔上的明珠，也是工人下班后的識字班、學習組和俱樂部。

當然，暫時的忘記是可以理解的。生活變化了，文學也會變化，特定的生活條件下，文學必然強調一端，而忽略另一端。但是被動遺失，還是主動放棄，二者之間是存在差別的。今天的文化格局和媒介形態下，想要文學重新發揮過去的實踐功能無疑是困難的，但雄心總還要有，時刻保持對生活總體性的敏感，對生活作出判斷和對文學進行調整的能力也還要有。否則，如果既孱弱，又不夠精致，就真有點兒尷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