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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許嘉璐:中華文化應有世界擔當

      來源:人民日報文藝(微信公眾號) | 許嘉璐  2017年07月11日15:40

      世界正在發生巨變,宣告這一巨變的是遍布全球、人人感知的危機。環境急速惡化、局部沖突不斷、核戰威脅、貧富差距拉大、莫名流行病頻發、不平等普遍存在……這不能不促使人們警覺:地球怎么了?人類怎么了?未來的路在哪里?

      世界性危機自人類進入工業化開始。工業化極大促進了技術和科學的發展,工業產品需要更為廣大的市場,生產資料需要無限的供應地,這是出現“殖民運動”的實際推動力。伴隨“殖民運動”,層出不窮地出現了論證工業社會符合“理性”、科學成果的絕對性、歐洲文化中心論、侵略并殖民其他民族的必然性和神圣性的論著,學術派別也迭出炫目。

      一些生活在“世界中心”的自然科學家和人文學者,心之深處仍然潛藏著希伯來—希臘·羅馬的哲學,“文藝復興”把人格神請下了寶座,卻同時創造了一個令人震驚艷羨和崇拜、帶著舊神之靈的新神——抽象的自由、平等、博愛和科學技術。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藝復興”乃以希伯來—希臘·羅馬混血之軀殼,“興”起“新世界”之神,對紀元前后的文化和中世紀黑暗并沒有從根子上予以否定。

      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三種方式:隔絕、對抗、對話。在任何歷史階段,人類關系從不會是純一的隔絕、對抗或對話,而是以其中一種方式為主,其余二者為輔。遠征、“發現新大陸”、踏上“東印度”,是人類從以隔絕為主轉為以對抗為主的標志性實踐,兩次世界大戰是對抗階段的巔峰。

      此前“世界中心”之“核”,先后是荷、葡、西、意、法、英等歐洲國家。經兩次大戰,中心之“核”移到了美利堅。美國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爆發的經濟危機,究其實質仍在制度本源。

      經濟領域的自由化,簡言之就是市場拒絕政府的規劃、干預、約束,一切隨市場之便。20世紀90年代起,美國一家獨大,“自由化”愈加“自由”,號稱“新自由主義”。憑借世界最富有經濟體的實力和地位,廢除金本位,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給全世界制定了規則,再加上為保護這一新型殖民運動的軍事、政治、文化、教育、管理等一攬子指針,構成了近一個世紀的“世界秩序”。

      老殖民主義穿上了新衣,其內核仍是啟蒙運動留給后代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機械論、終結論,絕對論、宿命論之類多次被歷史否定了的“原則”。“世界秩序”,實際就是用極巧妙的方式把這套規則強行推到全世界,無論是所謂新興國家,還是“西方”內部美國之外的國家,無一幸免。

      “世界秩序”僅就其字面理解,就是世界各國共同遵循的規則。基辛格以這個詞語為其新書命名(《World Order》)。他在該書序言中說:“該體系(指規則、秩序)沒有一個各國均認可的定義。”甚至直率地指出:“從來不存在一個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但是早在19世紀初,美國就已經聲稱:“我們是全人類的代表。”從“代表”到“世界秩序”的制定者和總指揮只有一步之遙,而這個短暫的距離,就是踏著“世界秩序奏鳴曲”走過的;指揮和演員是新自由主義的吹鼓手和他們身后的政客。

      何為“秩序”?我們引進詞源學的一點例證。《說文》上說:“秩,積也”;“序,東西墻也”。“積”字也從“禾”,以之釋“秩”,原指收割后禾粟的儲存形態;此猶《史記》所說的“如積薪耳,后來者居上”。禾也好,薪也好,其他物事也好,“積”都有個次第,這個次第是事物本有的。“序”所指的“東西墻”,乃謂古人室前階上之“堂”左右兩邊的墻,“序”就成了主、客及他人登堂、依年齡或尊卑安排座席的標記性設施,因而也就有了次第之義。由此可見,漢語的“秩序”蘊涵著物隨其自然、人循其倫理而排列的意思。漢語的“秩序”和英語的Order對譯,而Order除了規則、程序這類意思外,還有“命令”之義。“世界秩序”,在中國的古今語境中只是指世界各國自然而然形成的、公認的、彼此相處的目的、方式和原則,而英文則隱含著(甚或是在暗示著)由某國或某集團制定并“命令”各國必須遵守、不得違規的意思。

      “世界秩序”胯下的一匹駿馬就是“全球化”。“全球化”的意圖和規劃,早在1947年制定的“關貿總協定”已經奠定基礎,但在“冷戰”和眾多殖民地尚未獨立時期只能實現“半球化”,或者可稱為“西方一體化”。直到1991年成立世界貿易組織,才真正飛快地實現了全球化。

      “全球化”暢行世界20多年,“新興國家”多數沒有探索自己應走和可走的路,幾乎完全按照“新自由主義”的藥方吃藥,走得越快,跌得越重。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20余年前出版了一本《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較全面地解剖并尖銳地抨擊了美國的內外政策。就像其書名所顯示的,他認為,這二者幾乎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一個是理論體系,一個是據此理論對全世界發布的號令。

      近些年,有預見性的民族與國家以及美歐的一批智者直稱美國鼓吹、構建的是“文化帝國主義”。近年來,遍及全球的對于本土或民族文化傳統的懷念與回歸,就是對“美國化”的抗拒。真正具有標志性意義的,莫過于今年2月慕尼黑安全會議的主題:“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與會者“明確感知到舊的國際秩序難以維系,需要確立新的秩序”。

      未來路在何方?“新的秩序”怎樣建立?是繼續沿著彼此對抗,唯物質享樂是求,以戰爭、屠殺、壓迫為樂事的舊路走下去?還是改弦更張,走上包容、和諧、互尊、互鑒、互利,為多數人、為世界、為永續的康莊大道?

      眼下,為“世界秩序”思考、研究、吶喊、爭辯之聲哄然雜沓,粗略分之,大約有固守派、悲觀派、迷茫派和顛覆派數種。一提到固守派,人們首先會想到弗朗西斯·福山。但福山只是用資本主義衛道士的眼睛,尋覓資本主義制度機體上的小傷小疤。加拿大學者馬克·斯坦恩,2006年出版了《美國獨行——西方世界的末日》。

      書中,他既驚愕于西方將衰,又堅持著美國中心論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把西方世界之面臨末日歸結為若干枝節性、技術性的問題。我認為稱之“悲觀者”頗為恰當,因為他看不到未來。在理論界“迷茫者”尤多,他們看到300多年來的秩序已經破碎,卻未知其由,遑論探索未來,或僅局于一隅,或言不及義,書文中彌漫著悲觀氣息。顛覆派痛斥新老自由主義、霸權主義、帝國主義之邪惡,矛頭直指占人口僅1%的食利者,一再提出要重塑文明、再建秩序、尊重文化多樣性、開展跨文化交流。例如,圖賓根大學的孔漢思,多年倡導各種宗教、信仰共建“世界共同倫理”。但在這類學者中像《十字路口》一書的作者彼特·諾蘭那樣,注意到西方應該關注東方學者的并不多。諾蘭高度重視中國傳統文化和現當代經濟發展及社會問題,認為美國應該從中國的儒家、道家汲取養料,避免二元對抗的弊病。

      西方學者從不同角度、不同方法剖析當代,窺測未來,頗多啟示意義,但還有可以補苴之處。

      1.沒有向人們顯示出文化的整體性、復雜性,也沒有分析每種文化內部的層次及其相互關系,時時把一些文化表象和文化核心混而論之。

      2.在反思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根源時,鮮有觸及問題癥結。

      3.許多西方學者極力批判“現代”哲學理念、“絕對真理”和思維方式,卻在不知不覺中墜入窠臼,出現“自悖”之處,不易切中骨髓。

      4.大多西方學者對東方傳統文化和近百余年的狀況,特別是中國當代的起伏變化缺少了解,這是近200年來中西交流不平衡的反映,也是有待東方諸國提供合作的領域。

      中華文化經歷數千年的血火錘煉、櫛風沐雨,形成湯因比所稱贊的五千年的“超穩定”,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和文化。對于關注、認識和挽救人類于泥淖這一歷史性任務,中國有著實實在在的自信。

      這種自信來源有二:一是民族的文化寶庫豐富璀璨,中華文化獨具優秀特色,截然區別于尊崇“叢林法則”的西方文化;二是百年歷史,特別是30多年來改革開放的輝煌成果,中國這株碩大的不老樹的特色深植億萬人民。中華文化之源遠流長,“遇難呈祥”,原因之一也就在于中華民族對自己文化的自信。歷史沒有終結,而且永遠不會終結,終結的只不過是曾經如日中天,但已不合時宜的思想和制度。

      我們是否應該在以下幾個方面盡力?

      1.清除西方的有害激素。百余年來西學東侵的不良“營養”,已沉淀在教育、學術、商業、科技、家庭等領域。這些“雜質”已經阻礙了西方自身的正常發展和變革,也在阻礙著我們各項事業的進步。當然,我們永遠不會拒絕學習他者之長,包括歐美的先進成果和經驗。

      2.篩去我們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中華文化的許多思想和理念超越時空;有些應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有所演進;有些經過生活與科學的檢驗應該被拋棄。

      3.當今學者與現實、大眾、教育系統脫節。不論人文、社會、哲學學科抑或自然學科和技術,還是學人、科學家,大多局限于高校、研究院所的書房和實驗室中,鮮有人走出大樓到社會調查民眾之所期,或者進入中小學課堂和社區去講課、演示和座談。民族傳統的保存和傳承,一仗政府的重視,一靠學界的研究和普及,一憑廣大民眾的知而行之或行中獲知。

      4.實施“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偉大事業。文化交流可分為三個層面或板塊:政府、政黨間交流,民眾交流,學界交流。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對人類最大的貢獻之一,和而不同等理念與當前“世界秩序”既相克也相生。

      5.“關注當下,關注世界,關注未來”是知識分子的天職。這里所說的“關注”,并非一般意義上的關心、注意,而是中國儒家“知而行之”的“知”、“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知”。拋棄學術“價值中立”的思維,以專業資源解剖世界格局中的種種真相與幻象、真理與荒謬,以此告知同行與民眾,共同推動世界格局之巨變。

      要完成人類歷史上第二次“文藝復興”,是很困難的。但這絕對不是烏托邦,中國古人提出的天下大同,是人們朦朧的理想;19世紀初歐文、傅立葉和圣西門等人以先見之明創立學說并進行實驗,但那時生產力水平、科學發現和階級關系,沒有給他們提供成功的可能。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已被證明是迄今最科學、最有用的理論,憑借中國的經驗和文化,有偉大的中華文化的積極參與,促進世界新秩序的誕生,人類走向貨真價實的對話時代、無戰爭時代,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本文為《中華文化的前途和使命》自序,中華書局2017年6月版,編發時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