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人民是文藝真實的尺度。我們常說，真實是文藝的生命。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內容首先要讓讀者感到真實可信，只有在真實的基礎上，文藝才會發揮其應有的藝術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人民需要藝術，藝術更需要人民。”“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只有永遠同人民在一起，藝術之樹才能常青。”他還借用馬克思的話說：“人民歷來就是作家‘夠資格’和‘不夠資格’的唯一判斷者。”這闡明了一個深刻的道理，即人民是文藝的尺度。

人民是文藝真實的尺度。我們常說，真實是文藝的生命。文學作品所表現的內容首先要讓讀者感到真實可信，只有在真實的基礎上，文藝才會發揮其應有的藝術魅力；而實際上，真實性本身就閃爍著藝術的輝光。那么，我們如何判斷或認識這個真實呢？我認為，這個真實主要就體現在人民對于作品思想內容的或隱或顯的參與上，或者說，就體現在文藝作品所實現的人民性程度上。文藝是生活的反映，這個生活的真實性何在呢？有些作家喜歡描寫私人生活，喜歡展覽個體體驗，但如果這個私人生活或個體體驗是疏離人民的，那么，這種私人生活或個人體驗就會是一種虛妄或虛假的個人意識，因為人民生活是個體存在的基本境遇和條件。這種作品由于遮蔽了人民而在真實性上大打折扣，是難以令讀者心悅誠服的。

可以說，人民也是文藝作品表現個人的尺度。因為單個人無法體現出真實性來，只有在人民中間，才能體現出個人的真實存在。離開人民，作家不僅不能理解社會和歷史，也不能正確理解和表現個人。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這不是說，作家要為了人民而失去自我，而是說，作家只有跟人民在一起，融入人民之中才會構建起真實的自我。作家、藝術家除了融入人民之中，不可能真正獲取自我的真實影像。

文藝作品的厚度和穿透力在于其思想和表現的歷史感。而歷史感同樣離不開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人民是歷史的尺度，同樣，人民也是文藝作品歷史感的尺度。有作品表現革命戰爭，寫解放軍在戰爭中取得勝利，主要寫什么呢？如果只寫將領們的足智多謀，或寫戰士們的英勇頑強，那還不是完全真實的歷史。要寫出完全的歷史感，就必須要有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和建構，特別是當時勞苦大眾對于作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的堅定支持和擁護。陳毅元帥曾說過：“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推車推出來的！”解放軍打到哪里，老鄉們就把糧食推到哪里。正是有了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和支持，解放軍才有了取得最后勝利的根本保證。顯然，離開了人民性內涵，文藝作品就不能真正把握和表現解放戰爭完全的真實性。

人民，還是作家、藝術家本身的尺度。作家柯巖曾這樣說過，“我是誰？我是勞動人民培養出來的一個普通寫作者，不是精神貴族，不該有任何特權，我只有在為人民歌唱中獲得生命；我是我們共和國勞動大軍中的普通一員，我必須學習著像工農兵和在基層工作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在自己的崗位上盡職盡能，奉獻自己，直至犧牲。”“我是誰？我是我們祖國無邊無際海洋里的一粒小小的水滴，我只有和我13億兄弟姐妹一起洶涌澎湃，才會深遠浩瀚，絕不能因為被簇擁到浪花尖上，因陽光的照耀而誤以為是自己發光；如果我硬要輕視或蹦離我13億海水兄弟姐妹，那么，我不是瞬間被蒸發得無影無蹤，就將會因干涸而中止生命。”

我是誰？我想這應是每位作家、藝術家都應深切思考的問題。“在人民群眾中，我們畢竟是滄海一粟”。當代作家、藝術家必須正確認識自我，確立起真正的主體性來，只有這樣才能創作出人民文藝來，也才能寫出真正存在的自我。不能沉溺于魯迅先生所批評的“不免咀嚼著身邊的小小的悲歡，而且就看這小悲歡為全世界”。有的作家自以為文藝創作就是要張揚自我，排斥文藝的人民性傳統和取向；但觀其作品，卻往往充斥著西方的話語和手法，思想情感內容也充斥著西方對于東方的擬像與想象。這樣的作品何嘗張揚了自我？何嘗凸顯了其“高貴的主體性”？

文藝的根是扎在民間的，這是為我國文學發展史所證明了的。當文藝也穿上西裝，系上領結，或打扮成披頭士，或沉浸于墻上的斑點；那么，文藝就會像喬木被拔離了泥土，除了走向枯槁將再無別的命運可以選擇。我們常說創作要接地氣，怎么接地氣？“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是接地氣。勞動人民不是被動、消極、分散或孤獨的個體，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詩人的“大堰河”。人民是創造者的形象，是哺育者的形象。人民是大地，作家只有站在大地上，把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才能在文藝創作上行穩致遠。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人民，是作家、文藝家本身的尺度。人民性在作品中的實現程度，正體現著作家本身的人民性程度。

毋庸諱言，當前有些文藝創作有丑化人民和虛無人民的傾向。有的作家，比較熟悉基層人民群眾，熟悉他們的語言和生活，但卻打心底看不起勞動人民，把勞動人民描寫成生活中軟弱的丑角或無知的群氓。有的作家致力于表現人民群眾生物活動的一面，把人民群眾的精神史表現為生物追求實現其本能的歷史。有的專門從野史中尋找描寫地方性惡風惡俗的素材，虛構出勞動人民的人性之惡。還有個別作家從個人的家族恩怨出發，去否定人民追求解放的歷史，以極端個人的主體性去解構人民的主體性。這樣的作品遠離了人民，因而也就成了“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

當前，一些文藝創作和文藝研究中，也存在歷史虛無主義傾向。這個傾向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人民的虛無。在有的作家的文藝創作中，極端個人的情緒彌漫而激昂，把個人訴求強勢凌駕于人民之上，他們在以文藝作品的形式為實現個人利益開辟觀念上的道路——以文藝自由的名義，自由占有了文藝，最終侮辱了自由的文藝。實際上，人民也是文藝自由的尺度。當人民尺度取代了個人尺度，如列寧所說，文藝創作上的“名位主義和個人主義、‘老爺式的無政府主義’和唯利是圖”，文藝創作上的資本控制、“依賴錢袋、依賴收買和依賴豢養”，這些束縛就都會被解除。這時，真正自由的、公開同人民相聯系的寫作，就會取代偽裝自由的、事實上同個人主義或利己主義相聯系的寫作。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人民之于文藝，如同春天之于杏花。人民是文藝的尺度，正像春天是杏花的尺度一樣。當我們的作品充滿春陽的和煦和春雨的慈悲，當我們的作品以自己的光芒去照亮讀者和世界，當我們可以以作品驅除圍繞在人們四周的風寒和陰暗，它的力量一定是來自人民，來自其自身的充分的人民性。因此，一切有抱負、有追求的文藝工作者，都應像習近平總書記要求的那樣——追隨人民的腳步，走出方寸天地，閱盡大千世界，讓自己的心永遠隨著人民的心而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