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辦

鏡前的少女 畢加索 作

6月是談論孩子的季節，然而，孩子的快樂成長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母親，今天，我們就從女作家的視角來談談女性。當下文學創作中，常態女性形象的匱乏，同時女性主體性精神的后退引人關注。中國當下女性如何“被”稱謂？現實中女性稱謂的困難來自于女性自身定位的可疑。“良家”被五四新民啟蒙所解構，“女同志”則為物質欲望所消解。中國常態女性形象在日常和文學敘事中突然成為一個沉默的區域。盡管1980年代女性作家林白、陳染等明確的女性經驗表達引起文壇關注，這些和艾曉明女性主義文本解讀一起，成為那個時代女性主義的符號。然而伴隨著女性主義思潮而來的并非是女性精神主體性的建構，在“良家”、“女同志”之后，生活和文學都沒有真正給予中國女性一個身心安適的身份與稱謂。于是女性僅僅復歸到傳統“母親”、“妻子”和“女兒”的身份，作為性別的女性依然缺乏最基本的現代性內蘊。1990年代以來，文學敘事進入一種玉體橫陳的欲望表達。從文學主體上來說，一些“70后”女作家登場時的“身體寫作”和“美女寫作”遮蔽了這一批女作家對于現代都市生存的新感覺和新體驗，而是在消費和傳播上同物質主義接軌，也就是說消費了她們作為女性和美女的身份。當下女性作家的寫作和1980年代有著非常大的不同，女性作家不再強調自己寫作者的女性身份，同時在文本中也很少有明確的女性主義傾向。女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的時候，更多認同男權主義對于女性的定義與規約，主要表現在女主人公以“色欲”獲得各種政治和經濟的現實利益，常常以勵志、言情和現代婚姻困擾為敘事外殼，內核卻是權力、金錢和身體欲望的表達。在城市女性塑造中，更多婚外情的糾結和身體在情感暗夜中的歡騰和刺激，而鮮有對于人性深處女性獨特性的幽暗獨白。由此，欲望化的女體和物質主義的女性引起大眾對于女性精神形象過于單一和褊狹的理解。與此同時，這種敘事策略在精神主體性表達上并沒有超出丁玲筆下的莎菲們，甚至連茅盾筆下女性主人公的精神糾結都在物質主義的逼壓下萎縮為零。這些無疑顯示出當下女性寫作和女性題材寫作對于女性精神主體性表達的退讓。

——主持人 郭 艷

愛 玲：或許“理解與獨立” 是當代女性對世界的深層圖解。在當下談女性與寫作，已經與魯迅的《傷逝》和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一間自己的房間》大有不同，比他們所處新舊意識形態交替的夾縫時代要寬松得多，從中國娜拉——丁玲、蕭紅等壓抑后的激情出走與回歸，到伍爾夫闡釋女性理智爭取獨立的經濟力量和社會地位，即理智定位女性自身的位置，是一個從逃離到立定的過程。對于當代女性對自我與世界的認知或許已經抵達理解，至少已經走在“到世界中去”的路上，并因此在兩性世界之中真正成為獨立的一撇，同男性共同組成“人”字。女性寫作涉及到女性自身人格的建構。當代女性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從我個人的經驗來說，我直面的是“死亡”，這是需要每個人獨自面對的終極。我以一個“人”的身份，而不僅僅是一個女性，在活著的過程里學著面對它，我得到很多，在接近死亡的短暫時間里，無論男性還是女性惟有獨自掙扎，所有情感維系的關系——親人、愛人、朋友、世界上的陌生人都成為無助者，你只能成為一個孤獨的獨立的人，所以，我得到了女性人格當中的“獨立性”。波伏娃的《第二性》已經給了女性角色闡釋的寬闊性，將女性放在哲學、歷史、文學、經濟甚至神話背景之中，開啟女性在男權社會的覺醒。當代，女性已經努力走入復雜的社會，以親身實踐來完成自身角色的不斷轉換與定位，以獨立的姿態理解這個世界。

趙 勤：從團場到城市已經20年了，可是越來越覺得自己在一種疏離的狀態中——回不到團場，也進入不了城市。這樣的日子像一束塑料花，徒有花的形狀卻沒有心神。我精神苦悶，那段時間先是閱讀，大量的閱讀，單純作為一個讀者的那種閱讀。我想起了我不快樂的童年，郁悶的少女時代，想起了父親和母親的婚姻。那些過去的隱秘往事，曾經都是傷疤，不能碰……后來隨著閱讀視野的打開，那些我原生家庭的陳年舊事都涌到了眼前，它們在我的心里發生了化學反應，經過重新構建和重組，那些缺失的部分就是想象的動力，那些曾經無法回到的過去，在小說里重現了，可以說我重新替我的父親和母親活了一遍。我給他們虛構了一個世界，在這個虛構的世界里，我充分理解他們各自作為人的那一部分真實。可以說是寫作讓我與自己的原生家庭達成了和解。這些寫作上的思考，也讓我反思自己的婚姻，寫作讓我獲得了更多精神的自由和成長，內心世界的疆域大了很多。通過讀書、寫作，我對世界懷有的惶惑乃至絕望的心情得以撫慰，同時也獲得了對這種心情的理解。盡管寫作帶來的撫慰是短暫的，又好像是無用的，我的寫作與別人也許是毫不相關的，但于我個人很重要。我的所有小說都是在寫我自己。在寫作過程中，那些曾經躁動不安的情感會變得安靜，雜亂不堪的思想也會逐漸沉淀得更加清晰，生活得到梳理，壓力得以釋放，生命得以記載，所以寫作對于我來說，是一種自我救贖。

帕蒂古麗：我應該算是一個從原生狀態跳進現代城市的時代 “怪胎”。我降生在新疆沙漠邊緣的小村莊大梁坡，近鄰多為半農半牧的少數民族，男的放羊種地，女的操持家務，生養孩子，村莊里保留著原始的婚姻模式。由于從小母親精神失常，成長教育缺失，我到了16歲，還不知道有胸罩這樣的東西，更不了解月經是怎么回事。周圍少數民族普遍對女性這樣的隱秘之事諱莫如深，他們不是將這些與生命和成長關聯，而僅僅是與羞恥關聯，在我寫自己成長的文字中，它們恰恰是與我的生命最為密切關聯的事情。特殊的環境形成了我敏感的性格特征，我對女性文學的思考向度，受到從小到大的生活環境和宗教氛圍的影響。兩種文化的融合使我的關注對象和情感表達，越來越由內隱走向張揚，經過歲月的沉淀，我將那段青春歲月中最隱秘的事情和獨特的生命感受書寫下來。我記錄的大梁坡不僅僅是我一個人的村莊，也是整個多民族之間相互接觸、相互融合的村莊的縮影，我在兩種文化的交流與碰撞中，用漢語為人們呈現了混合的文化，展示了一種多向度的生活，希望與我有著同樣經歷的人們，也能在兩種相互融合的血液中獲取生命的滋養。

作為一個少數民族女性作家，我覺得應該從自身的生活出發，解剖在多元文化中成長的女性獨特的心理，挖掘文明轉型期的邊地少數民族女性在不同文化和生活背景下艱難成長的心理歷程，描述她們在異質文化中成長的隱秘細節，給讀者展現更豐富更理想的少數民族女性生活，為當代文學提供更多豐滿的女性人物形象和有價值的女性文學文本，也為那些與我有著相似經歷的女性提供一種鏡像參照，作為一種鏡像借鑒，映照更多的女性，使她們在生活中產生警醒和自我意識，使得她們的成長不再充滿心酸孤獨和難言的艱辛。

馬 悅：最初對文學的好奇源自母親。不識字的母親總是把一個很簡單的故事講得風生水起，村里人都把講故事叫講“古今”，就是那些“古今”在我的心里萌生、發芽。我并不知道文學是個什么東西，僅僅是想把心里想的和看的寫出來；更不知道小說是什么，懵懂的我用心的翅翼觸探著文學。14歲那年，大舅舅用30畝土地將母親換給我的父親，父親在母親眼里是位皇帝，每一頓飯總是雙手端在父親面前，當阿訇的父親是那么地享受。母親對八個孩子真的是溺愛，為了使她的孩子能吃飽肚子，穿的衣服不至于補丁太多，白天母親給勞動的我們做飯，打掃屋子、推磨、碾米、喂雞、喂狗；晚上做鞋子、縫衣服，第二天拿給人家換取一碗糧食……也許母親太累，也許她有很多的委屈，但我從未聽到母親訴說過她的委屈，惟一排解的方法是，干完活計的母親坐在那盤大大的土炕上，放聲哭訴，一邊哭一邊喊著“娘啊……娘啊……”常常，背著書包的我，遠遠地聽到一種聲音從村子的方向傳過來，我的心會猛地一顫，我默默地、一步一步地走進那哭聲里。三個姐姐不到18歲都出嫁了，我也出嫁了，我和姐姐們沿襲著母親的路，去愛我們的家庭，愛我們的孩子。歲月的淘洗是殘酷的，有些東西不經意已被帶走，當閑下時，不由自主地要拿起一本書，要嗅嗅文字的氣息。我深知，這么些年來，在我骨子里有一種東西潛藏著，她并沒有遠離自己，也承認自己骨子里的叛逆，就像一個怪胎要和其他回族女人剝離開來。面對文學我是迷茫和矛盾的，在回族女性作家里，在我們那個地方沒有一個引路人，丁玲、蕭紅、張愛玲、霍達像遙遠的星辰。我摸索著往前走，絕望和痛苦隨時相伴。最初的筆觸是淺顯的、幼稚的，我的土地，我的鄉親……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都值得我書寫，自己所呈現的是原生態的東西，只要愛在，信仰在，我會帶著大地的厚重向著天空飛翔。

主持人：在當下物質主義語境中，新媒體更側重于對于女性身體和欲望的符號化表達。無論女性的出生、教育、文化和職業背景如何，欲望的迷失和沉淪是女性敘事的主題。與此同時，女性人物譜系反而日漸模糊。究其原因，隨著中國社會進入轉型階段，自身現代性特征日益呈現出復雜樣態，日常性經驗中的普通女性因其缺乏故事性而無法成為典型的文學形象。由此，很難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常態的女性，比如少有對于女教師、女醫生甚至于女農民在傳統到現代轉型時期的生存圖景與精神裂變的深度摹寫，取而代之的是欲望化生存中面目模糊的女人們。

陳秋谷：在現當代社會的各個層面中，隨著多媒體時代的全面入侵，文化多元的不斷滲透，社會結構的豐富多彩，使得“農村女性”與“城市女性”的內在品質與外在形象也隨之而開始全面蘇醒，這種全面蘇醒，不再是淺表化的、階段性的、無意義的，甚至，已經達到了一種常態化和再生性。在農村，女性們把家守業，操勞日常，衣著時尚，觀點新穎，經營小小的家庭生活時，也在經營自我的某種情態化日常，情感發現與情感表達不再是沉默的、被動的、落后的、愚昧的，甚至是可愛的、清新的、智慧的、積極的；在城市，女性們則承擔起職場生涯與家庭結構中的重要分支，她們占據著一小片相對穩定、經濟獨立、精神豐富、情態多元、心態積極的社會空間，并試圖在錯綜復雜、豐富立體，當然也是被物質過度消費和男權意識仍然可以造成多重輾壓的社會景象中，極力地促成并實現自我精神世界的全面復蘇和同步成長。這些生活在農村和城市的新女性主義形象，在以往“女性與創作”的文學作品表達中，不但被男性強權意識和女性無權意識集體“制造”出一番熱衷于一夜情、婚外戀、寄生式、傍大款、病態、不獨立、被沖破道德底線所反復制約與控制等片面性的、非常理性的諸多女性形象來，甚至，對當下女性主義在社會文明進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溫暖、積極、內省、反抗、獨立、豐富的精神結構直接和間接地造成了一種精神傷害與形象傷害，也因此給大眾造成了一種閱讀體驗中的“女性文學形象”與“女性現實形象”之間極大的不對等、不兼容、不可信、不可敬、不可親、不可學的狹隘意識，而對這種狹隘意識的有意識對抗、有差異發現、深層次挖掘和精神世界平衡等對等的女性文學塑造，才有可能從文學意義上，適當填補當下“女性文學形象”的某種精神空白。與男性世界共同完成中國現當代經濟轉型和社會文明結構多元化的另一個重要角色，依然是人類社會二元結構中的無限存在，即女性。在親情、友情、愛情的人類情感長河中，女性主義歷來就是滋養并構建文學經典形象的重要版圖。因此，在“女性與創作”的空間里，對女性主義的深層解構、角色挖掘、精神呈現和生命關愛，依然是當下文學創作中一件偉大的、重要的、永存的文學事件，也是所有專注于塑造經典女性形象創作者的重要路徑之一。

王曉冰：這個時代如此紛繁多變，給我們驚喜，令我們扼腕，讓我們感慨萬千卻又欲說無言。無孔不入的資本運作，讓鬼推磨的利益驅動以及眼花繚亂的欲望誘惑，對女性身心的沖擊和輾壓前所未有，對男人身體和靈魂的擠壓與裹挾尤為慘烈。對于文學，這無疑是一個最需要書寫也最難以書寫的時代。由于生理、心理的差異，一般來說，女性寫作者較之男性具有更加細膩敏感的觸角和視線，也更容易陷入狹窄、易變與瑣碎。如何把女性的特點變成女性寫作的優勢，把我們的敏感變成靈敏，把細碎變成細膩，把柔弱變成柔軟，這是女性寫作者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如何跳出小空間，擁有大格局，走向視野遼闊、陽光照耀的開闊地，則是另一個迫切需要我們解決的問題。在封閉狹小的空間里，我們的不安、焦慮、憂郁都將被放大，敏感會變成蒺藜，刺傷別人，也刺痛自己。只有在登高望遠之時，曾經的黑暗和疼痛會在我們溫情的回望中，豐潤成一粒粒飽滿發亮的珍珠。到更加開闊的陽光地帶，張開我們的第三只眼睛，珍惜和升華那些曾讓我們欲哭無淚的饑餓感和疼痛感，像愛護自己的孩子一樣愛護我們靈敏細柔的鱗片和羽毛。堅實的大地和無垠的天空，給我們脆弱的心，也給我們堅強皮實的神經。

徐小泓：這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時代要求每一個人要不斷地自我更新，自我成長，特別是對于女性而言，面對女兒、妻子、母親……多重角色的時候，要“與時俱進”。當下的婚姻和教育問題都在考驗現代女性的智慧與能力，內心的自信、靈魂的豐盈和由內而外散發的“現代意識”才是女性應該具備的品質。人生的厚度是和閱讀厚度相輔相成的，精神世界猶如一個“神秘花園”，最終會引導現代女性在漫漫人生路上完成內心的升級，綻放屬于自己的溫暖芳華。

仇秀莉：女性之美，美在外表，可賞心悅目，美在內心，可光彩耀人。相信這世上每一個女性，都希望自己擁有嬌好的容貌、美麗的外表、優雅的氣質、不凡的談吐，如果外貌不是優勢，也可以先天不足后天補。由于女性各自的出身背景不同，學識不同，閱歷不同，也造就了她們人生之路的千差萬別。面對紛雜的社會，面對生活中的困苦與困惑，面對工作中的各種壓力，有的女性能勇敢面對，而有的女性則怨天尤人，自暴自棄，甚至過分依附于男人。其實，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無論出生于條件優越的富裕家庭，還是出生在貧窮的家庭里，在人生的道路上，總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困難，關鍵在于自己如何應對。作為一名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女作家，要有責任擔當的意識，把她們精彩的人生體驗寫出來，把這些正能量的故事分享給那些還處于迷茫中的女性，幫助她們走出困境，勇敢地面對生活，自信地去擁抱生活。

主持人：近些年，對于女性作家婚戀題材的文化消費，尤其在關于張愛玲、蕭紅、丁玲等女作家的文本敘事中，對于她們女性婚戀經歷過度獵奇，而忽略這些女性的主體性精神欲求。作者用物質主義價值觀穿越回民國，在一定程度上恰恰消解了這些作家女性精神主體性的特立獨行。這些文學作品和文化事件對于中國女性自身現代精神主體性的建構都顯示出南轅北轍的特征。我們是女作家，我們自己對于女作家的形象是怎樣理解的？常態安穩的婚姻家庭生活和女作家是否構成了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

喻之之：女性主義文學的關鍵詞在于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意識應該包括兩個層面的內容，一個是作為人的意識，即與男性共同所有的意識，比如說對于社會、時代、國家、民族等共通的意識，另外是一種獨屬于女性固有的意識。女性意識覺醒包含了兩個層面，一個是強調男女平等，但也包含男女有別。女性在追求社會進步的同時，意識到自己的生理結構和心理結構有別于男性，女性在社會角色的扮演上的確比男性柔弱，渴望更多的呵護和愛。女性更側重于愛和永恒的追求。現代女性在生活中的確比男性承擔了更多的角色和責任，同樣在外打拼事業，單位不會因為你是女性而對你有所偏袒，而回到家里，卻要承擔大部分的家務。當代社會，男性生存壓力大，女性亦然，許多知識女性既在職場打拼，又建立了屬于自己的和諧的家庭，這一切，可想而知，需要付出艱辛的努力，而關于這些，在文學作品中，似乎還沒有一個相應的角色與之對應，或者說大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沒有很好地表現當今女性獨立又溫情的一面。我有個小疑慮，這是不是跟文學刊物的審美有關？大家不再相信高尚的完美的形象（哪怕只是趨于完美），大家也不再相信，覺得假，覺得空，而更喜歡閱讀一些離奇的、晦澀的、隱秘的，甚至是變態的故事，仿佛這樣的故事、這樣的人物才能刺激人們已近麻木的神經。我有時候懷疑刊物編輯的眼光是不是跟審美大會評委的眼光一樣，看多了美好的東西，需要另類的東西才能刺激他們的感官，因而選出來的，往往是特別的，而非美的，以致他們選出來的大眾往往不買賬。

當下作家塑造的這些女性形象中，有一類我們不得不注意，她們自然也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一類，她們因為各種原因，或主動或被動，向男人付出了身體，但事與愿違，收與支不平衡，或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于是女人歇斯底里地爆發了。女性意識的覺醒意味著女性的獨立，不論是身體還是感情，把女性身體置于交換的前提下（有時甚至是主動的），這顯然是對女性的更大程度的侮辱，《紅樓夢》中的鴛鴦、晴雯、尤三姐等丫鬟婢婦還懂得追求愛情和婚姻自由，何至于當今女性，要用身體作籌碼，獲取所謂的捷徑呢？

富 遐：我喜歡楊絳和林徽因，她們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歷經人世苦難，卻也把生活過得有滋有味，且讓有限的生命在塵世開出花來，照亮自己芬芳他人。這或許正是由于女性的隱忍、寬厚、無私所決定的。苦難成就了楊絳先生的睿智，讓她體悟到，“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并道出了人生哲學：美好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護所。而作為一個現代女性，且有著文學情結的職業女性，我想應該還是要找準自己的定位和角色轉換。女性在職場，沒有誰認為你是一個女性，就給予更多的關照或減少工作量，你要做的是做好自己的分內工作；而回到家中又是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得讓自己成為賢妻良母，讓家在女性的經營下，幸福滿滿；而周末回到大家庭，又要轉換到女兒、兒媳的角色，盡到一份晚輩的責任。享受天倫之樂之余，還不忘在夜深人靜或清晨雞鳴時構筑自己的精神世界。

一直認為，文學不可能是萬能的，但通過文學卻能夠讓自己多些沉思，多些對生活的理解，多些寬容和善良。也一直認為，文學是精神的奢侈品，首先在有生活保障的前提下，再來談精神追求，尤其是女性，擔負著太多的責任和角色，接受著傳統教育的溫良恭儉讓，擔負著職業的優勝劣汰，應該是在婚姻、工作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再來進行對文學的追求，有了面包再來換取玫瑰。一位作家曾說過：女孩子的心中，埋藏著人類原始的美德。而女性作家應做的是要守護這種美德，并通過文字得以延續，這或許就要靠女性作家構筑的有別于普通意義上的精神家園。而希望自己在精神家園里，種上親情、友情和愛情，用心呵護、用愛澆灌，用情飼養，直到開出真善美的花朵，愿每個路過的人都能稍作歇息，留住芳香，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