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大約10年前，去貴州參加一個筆會。我們赴鄉間采風，一次偶然的交談，結識了她——那是我認識的真正意義上的留守女人。新造的屋子寬闊荒蕪，清冷的水泥四壁，與滿屋子的時間一起，淹沒了一個女人和她的孩子。時值春天，世界翠綠，所有一切正往暖里走，這母子倆卻依然穿著冬天厚重的棉服。遞水杯時偶爾碰到她的手，冰徹，寒至心底。

那些年，我一直在寫小說，與各種虛構的人物打交道，邀請他們出入我的文字。在生活之外建立另一種意義上的真實，所謂文學的真實。

短篇小說《小艾今年十三歲》，女孩小艾13歲，與祖父留守在家。父母離家多年，每次寄回來的鞋子都不合腳，他們忘記孩子成長的速度，衣服不是太長，就是太小。

做電影的何先生，通過朋友聯系上我，打算做關于留守孩子的電影，讀了我的幾個關于留守家庭的中短篇小說，欲溝通合作意向。正逢798獨立電影展，我們約在一個播映處見面。天寒地凍，暖氣很充足。我們從獨立電影題材，聊到外面呼嘯的寒風，就聊到了小艾。

相談甚宜。直到談到是否真實展現小艾懷孕，我們之間出現了較為嚴重的分歧。

真實是底線，我無法對世事視而不見。13歲的小艾在一個春天的夜晚，與跟著戲班子外出尋找父母的17歲男孩，相擁于荒涼的戲臺，取暖，安慰。

然后，問題來了，我看到的真實，是否是客觀意義上的真實？目擊者描摹現場時是否直抵他者內心？

何先生說，讓13歲的女孩懷孕，過于殘忍。作為父親，他不忍。

我也不忍。對小艾的憐惜，我更甚。

當然，電影沒有做成。有關生活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我們無法達成共識。事實上，我們都不忍直面。

2012年，我開始在中國大地行走。綠皮火車，剛從井底回到地面的煤礦工人，每年去新疆奎屯摘棉花只為了去巴扎趕集的女子，在山村吃素念佛不殺生的壯年男子。作為目擊者，講述一個個陌生群體的故事，給另一撥陌生的人聽。尖銳的家庭關系，危及生存尊嚴的某些力量，一路延伸向遠處的寫在大地上的紅十字架。記錄，非虛構，強大的現實面前，我常恐筆力不逮。

回到書房，整理照片，聽錄音，翻看筆記，世界再次重新打開。寫小說10多年，著迷于虛構帶來的無限魅力。此刻，現實熱氣騰騰，作為目擊者的我卻束手無策，我不知如何把“實錄”轉化為最為貼切的文字呈現。以往的寫作經驗迅速隱退，取而代之的是觸手可及的真切的人和事。置身生活現場，介入現實內部，帶給我龐雜的生活枝蔓，取舍，用細節來連接文字與“地氣”，從而打通脈絡，找到現實真實與文學真實的路徑——非虛構寫作給予我極大的挑戰。

非虛構不是實錄，我們關心關注的是“實錄”之外的理性思索和獨特感受。即：實錄初衷，實錄立場，實錄之后的哲學思考與現實意義的把握——以及“實錄”的文學性。

《留守女人》的寫作，某種意義上說，是虛構創作與非虛構文學間的落寞轉身。不消說，很長一段時間，與我個人生活息息相關的人和事，自覺不自覺地代入其中。如果說，曾經感同身受于某個小說人物的悲歡離合，那么，非虛構寫作帶給我的，卻已如根系，植入在心里。時時反省，非虛構，是否只是目擊與實錄？那遠遠不夠，得有提煉，關于用心記錄的一個群體，一種現象，期許有高于實錄本身的見地。

而我能做的常常只是記錄，無法還原遇見他們時的氣候和溫度，但我能看到他們的眼睛。我們總是長久地對視。從第一部非虛構《留守女人》開始，到記錄遷徙10年離鄉背井的移民群體的《他鄉是故鄉》，再到新出版的以中國麻風病防治60年為背景的《一百年的暗與光》。我不再鐘情于虛構一份情感虛擬一份情緒，甚至，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不忍再回頭重讀虛構出來的故事。在強大的現實面前，虛構的力量如此單薄、弱小。那種之前追求的輕盈氣息，在一節節火車硬座車廂混雜的汗味中，在那些長年見不到父母的留守兒童面前，顯得遙遠而羞愧。非虛構寫作和小說創作，并非厚此薄彼，只是，生活這把匕首太過鋒利，太過刻薄，高遠遼闊。容不得我輕慢。

事實上，從小說轉向非虛構，是我遭遇的一個創作困境。歷年走訪、記錄、積累，從生活的層面來看，的確打開了另外一扇窗。我一度放棄小說，卻又心心念念，飽受相思之苦。不可否認，我已走出之前絮絮叨叨式的寫作，向往廣度深度的敘述，然而，那些看似豐富的經歷，當我試圖把它們用小說的方式呈現時，氣息、內容，甚至情緒的掌控，依然是紀實的痕跡。

新的問題接踵而至，紀實式的小說是否能成為我一段時間的小說訓練。摘下一個蘋果，是把蘋果做成櫻桃，還是吃了蘋果，融入血液后，重新栽種出一棵櫻桃樹來。這是我近些年需要努力解決的一個問題。

非虛構寫作幾年，于我，像是重生，飽經滄桑之感。坦言生活沒有虧待自己，是不容易的，即便從生活獲取很多。歸結到創作，似乎更為挑剔，甚至語言上有輕度的潔癖，不忍看某些過于殘忍的場景，一如我們不忍13歲的小艾有了身孕一樣。

坦白說，當初決定從小說創作轉向非虛構寫作時，是抱著私心的。小說之泉已然枯竭，我想探求另一種生活真相，到遠方到陌生的領地獲取不為人知的秘密，來充實小說創作。一頭扎進現實之中，在鄉村教會，在一所全是留守兒童的學校，在一個哭泣的年長的村支書面前，我的筆除了客觀的記錄之外，不能再有多余的講述。

但，即便如此，我深知，這也并非是生活的全部。

在不斷質疑中修整，完善。但內心依然凄惶，不知如何以最熨帖的方式敘述蓬勃的時代，大時代下的小人物，他們未竟的夢想——愛與被愛，堅守與疏離。從不放棄追求，卻也從未獲得。這大約便是現世記錄帶給我的虛妄感。

近些年，對于非虛構的畏懼，欲罷不能又芒刺在背。我想說的是，越來越覺得非虛構的圣潔，令我敬畏。生活的長河奔涌向前，日出蒼茫，日落蒼涼，都是生活的原味，不敢輕易下筆。強烈的對于非虛構這種文體的摯愛與重度潔癖，讓我心生怯意。

向他們致敬，生活在中國大地的人們。他們的希望與榮耀、掙扎、卑微，他們那徹頭徹尾的痛，像一件千瘡百孔的衣服，穿在我的身上；像千萬根細密的針，扎進一個非虛構寫作者的內心；他們款待生活的點滴之暖，是新摘的棉花。

有氣息、靈魂、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