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正在進行《萬年書——昭明太子大傳》的三稿修訂，這是我的“地域文化”長篇小說系列的第四部。自2000年開始從事長篇小說創作以來，即著力于每部作品必須首先找到“地域文化”的泥土，方才耕作。《父子連》講述的是革命型、建設型和新生代三代軍人與中華傳統甲胄文化一脈相承下的尚武文化；《大富水》直面江漢平原膏鹽“孿生礦體”的資本工業與政治、經濟、社會、宗教、道德等交融下產生的“膏鹽文化”；《儺神》以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池州儺戲為敘事背景，企望揭示“人即神、神即人”的儺的人性之本和文化之源……即便如此，我依然對“文化”如何進入小說，有著諸多困惑和探索。

明代王驥德在《曲律》中總結戲曲創作之道：“俱博搜精采，蓄之胸中，于抽毫時掇取其神情標韻，寫律呂，令聲樂自肥腸滿腦中流出，自然縱橫該洽。” 長篇小說就是一部大戲，它要達到“縱橫該洽”的高度和境界，“博搜精采”指的即是對傳統民族文化的有意汲取和無意浸洇。我在長篇小說方面的創作，也是在竭力尋找如此的文化根基。

我在長篇小說的準備階段，十分重視時代背景的選擇，總覺得沒有清晰的時代印痕，無論是人物還是故事都可能浮萍化。作家遲子建說：“在我眼中，真正的歷史在民間，編織歷史的大都是小人物；因為只有從他們身上，才能體現最日常的生活圖景，而歷史是由無數的日常生活畫面連綴而成的。” 于是，我在《大富水》創作中，選取了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至抗戰勝利近50年江漢膏鹽產銷的特定時代，同時從政治角度主要塑造了與膏鹽稅利緊密聯系的“父母官”人物“侯堃”，從經濟角度主要選取了具有時代晴雨表意味的先進經濟運營方式，從社會角度主要采寫了膏鹽產銷獨有的資本工業分工結構模式……試圖在如此背景中，去拿捏極具時代特性的事象或人物，構建這方文化地域。

文化是個大觀園，千姿萬種。它們如何為長篇小說所用，我受過其利，也迷于其惑。其利是，一些藝術留存在人物和故事中得以選用后，增強了我的文體文化感、可讀性和新奇味，比如我在《儺神》中大膽地進行“引用”，寫到主人公參與儺舞《打赤鳥》時，全文引用三節“喊斷”；寫到“文革”后復儺時，直接將儺藝傳人給我畫的儺舞《舞回回》圖案照搬到書中；在寫到不同時代的各種儺戲表演時，我選取了池州幾乎所有儺戲戲文……讓讀者對這一古老文化有了全新的認識。當然，我也一直受制于部分文化載體的專業性、個體性強的制約，在開掘、改造和選用上不時出現硬傷。

小說是語言的藝術。秘魯作家巴·略薩在談到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風格時說：“他因為語言地道和純正而屬于古典血統，但是并不僵化，也不好用古語，而是更善于吸收民間成語、諺語和使用新詞和外來詞。”語言作為文化，我多次嘗試著選擇來自特定地域的方言和一個人區別于另一個人獨有的表達語匯來完善我的小說。如果我的幾個長篇正如我所想要冠以“地域文化小說”之名的話，那么我是沾了它們的語言的光鮮。《大富水》是楚文化下的語言體系，我刻意選取了當地帶有明顯標志性反問句式“么子……噻”。至于人物獨到的表達敘事，我略有得意的是《父子連》具有不同三代軍人特色的“軍語”、《大富水》中張口就是“有句老古話：……”的黃誠玖、《儺神》中見神說神話、遇人說人話的儺儺。與其說，他們是小說人物，不如說是地域文化的代言人。

民俗風情，是一個地域長期形成的風尚、禮節、習慣等的總和，也是長篇小說講好中國故事的標志性要素之一。我努力地讓婚喪嫁娶、節日禮拜、宗法信仰等地域文化元素參與我的人物塑造、故事建構，于是也得到了一些大家鼓勵性的表揚：《父子連》是 “人物的性格史與時代風云、社會變遷、人間冷暖、世間百態有機地融為一體”（丁臨一語）、《大富水》是“一部具有風俗詩、鄉土魂的作品”（雷達語）、《儺神》 “采取了個性突出與地方彩色很濃的私人化敘事方式”（張志強語）。

作家吉狄馬加曾說：“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一定的族群和社會里，民族的歷史和民族的文化是我們生命中最重要的文化基礎，每一個民族的作家和詩人都有責任去保護和純潔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民族的文字。”文學透視的是人類心靈的世界、顯現的是人類生命的意義、展示的是人類精神的力量，而這一切都蘊藏在民族語言、宗教、心理、民俗、建筑和工藝等六大文化之中。文學中的長篇小說，因其闊大的架構和包容，更能在人的精神時空中完成民族文化傳承的使命——我如此認識，也在如此踐行和努力，并且直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