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習近平總書記十分重視文藝創新問題。在2014年10月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上，他語重心長地提醒文藝家：“創新是文藝的生命。文藝創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同創新能力不足很有關系……要把創新精神貫穿文藝創作生產全過程，增強文藝原創能力。 ”而《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度談到藝術創新的話題。他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勇于創新創造，用精湛的藝術推動文化創新發展” 。同時指出：“優秀作品反映著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文化創新創造的能力和水平。廣大文藝工作者要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中心環節，不斷推進文藝創新、提高文藝創作質量，努力為人民創造文化杰作、為人類貢獻不朽作品。 ”應當看到，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文藝創新問題的講話精神，不僅建立在對文藝規律深切理解和準確把握的基礎之上，而且體現了高屋建瓴的國家情懷和人類意識。即要求文藝家從構建國家文化形象和促進人類精神發展的層面，來看待并從事文藝創新。正如總書記所強調的： “中國人民不僅將為人類貢獻新的發展模式、發展道路，而且將把自己在文化創新創造中取得的成果奉獻給世界。 ”這當中承載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需要我們悉心體味和深入領會。

一個多世紀以來，中華民族一直在苦苦尋找和孜孜探求屬于自己的發展與復興之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特別是隨著近40年來中國改革開放大業的高歌猛進，這種尋找和探求最終跨入了嶄新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要時期—— “當代中國正經歷著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也正在進行著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 。一個以變革、創新和發展為主旋律的時代，呼喚一種與之相協調、相呼應、相砥礪的精神力量。而文藝作為“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魯迅） ，無疑是這種精神力量的重要來源。因此，一切具有責任感和使命感的文藝家，面對風生水起、激流勇進的偉大時代，理應積極投入到文藝創新之中，做沉潛的探索者和大膽的推動者。一方面，要把創新和創造精神，貫穿到文藝創作與生產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在開闊的視野與深遠的背景之下，以鮮活奇異的藝術形象，表現人類最先進、最健康、最美麗的生活與思想，展示中華民族特有的情懷與風度；另一方面，要直面當下中國正在進行的史詩般的改革創新的社會實踐，滿腔熱情地謳歌和弘揚當下生活中涌現的新事物、新景觀、新經驗，努力創造豐富多彩的中國故事、中國形象、中國旋律，“為世界貢獻特殊的聲響和色彩、展現特殊的詩情和意境” ，使之成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只有這樣，我們的文藝家才能無愧于當今時代；我們整體的文藝創作和生產，也才能與一個正在崛起的東方大國的地位相對稱、相匹配。

文藝創新是歷史和時代提出的根本要求，同時也是文藝自身繁榮發展的關鍵所在。文藝創作就其本質而言，是文藝家在汲取生活滋養的基礎上，向著未知領域或未來憧憬所實施的心靈探索與精神超越。既然是探索和超越，它就必然要追求整體的新穎性與實驗性。可以這樣說，在一定限度內，文藝作品的審美價值同創新元素成正比，其創新元素越多，審美價值就越高。惟其如此，西方文藝家特別看重作品的“間離意識”和“陌生化效果” ，而中國文藝家也一再呼吁創作中的“惟陳言之務去” （韓愈）和“領異標新二月花” （鄭燮） 。不寧唯是，“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趙翼） 。文藝發展還受到社會和時代的影響。不同的社會歷史條件會形成不同的“世運” ，進而向文藝提出不同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大凡有抱負、有作為的文藝家，必須與時俱進，謀新求變，開拓前行。否則，不但是“若無新變，不能代雄” （蕭子顯） ，更重要的是，將最終導致藝術之花的枯萎與敗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 “創新是文藝的生命。 ”誠哉斯言！

文藝必須創新，自是天經地義，然而，文藝如何創新，尚需不斷探索。在這一維度上，習近平總書記的相關講話，言簡意賅，切中肯綮，值得我們高度重視，積極實踐。具體來說，文藝家在藝術創新過程中，應注意處理好四個關系：

第一，實現文藝創新，必須處理好創新與繼承和借鑒的關系。中外文藝實踐證明，文藝創新從來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它有著屬于自己的脈絡、蹤跡與譜系，自然也離不開必要的繼承與合理的借鑒。正因為如此，自覺堅持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對外來文化的借鑒，應當是一切藝術創新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圭臬。而從近年來中國文藝創新的語境和實踐來看，強化對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顯然更為重要也更為迫切。應當看到，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雖然有著不同的側面和多樣的沿革，且在近代社會遭遇了西方文化的嚴峻挑戰，然而，倘若就其原初的、整體的和本質的形態考察，卻堪稱是人類文化大格局中獨具優勢因而價值非凡的存在——它所提倡的“仁者愛人”以及由此派生出的“為政以德” “民貴君輕”等等，連接著切實的人本主義和人類社會健康合理的生存之道；它所信奉的“天人合一” “萬物并育” ，啟迪著當今世界在人與自然之間，確立和諧、平等與持久的關系；它所主張的“以和為貴” “和而不同” ，包含了親善、寬容與協調、均衡，有助于歷史的和平發展與穩定前行；它所呼喚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更是直接激勵著現代人以積極開放的姿態，不斷地學習進取……所有這些，為今天的文藝創新，提供了豐贍的文化遺產與博大的精神資源。在中國文化建設朝著更加本土化方向發展的新的背景下，我們應當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號召： “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當代中國文化相適應，同現代社會相協調” ，并在此基礎上，實現卓有成效的文藝創造與創新。

當然，強調文藝創新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也需要有一種辯證的目光和揚棄的態度。對此，習近平總書記同樣有著精辟闡述。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指出： “傳承中華文化，絕不是簡單復古，也不是盲目排外，而是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摒棄消極因素，繼承積極思想，‘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 ，實現中華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這應當成為文藝繼承與創新工作的精神指針。

第二，實現文藝創新，必須處理好引入新知與深入生活的關系。在文藝創新過程中，文藝家思想觀念的創新，起著主導和關鍵作用。而文藝家要實現思想觀念的突破或提升，努力拓寬閱讀視野，積極學習新知新見，自然是有效的途徑；但除此之外，還有一點更帶有根本意義，因而也更需要鍥而不舍。這就是：永遠植根生活，熱情擁抱時代，不斷豐富真切的人生體驗。之所以要做這樣的強調，不僅因為一切來自書本的新知新見，要真正成為文藝創新的推動力量，都必須接受生活實踐以及時代與國情的淘洗、檢驗與汰選，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陸游） 。更重要的是，在通常情況下，文藝家有關創新的動機、激情和靈感，主要來自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和日趨多樣的生命體驗，或者干脆說是生活啟示和時代感召的結果。清人袁守定有言： “文章之道，遭際興會，攄發性靈，生于臨文之頃者也。然須平日餐經饋史，霍然有懷，對景感物，曠然有會；嘗有欲吐之言，難遏之意，然后拈題泚筆，忽忽相遭，得之在俄頃，積之在平日。 ” （ 《占畢叢談》 ）文章創撰如此，藝術創新亦然。因此，我們說：深入生活是文藝創新的必由之路。只有堅持深入生活，文藝創新才能形成源頭活水，保持生命活力；才能最終“接住地氣，增加底氣，灌注生氣” 。

第三，實現文藝創新，必須處理好內容與形式、觀念與手段的關系。文藝創新必須思想領先，內容為王，但不能因此就忽略屬于形式范疇的手法、技巧等問題。事實上，手法、技巧以及所有的形式元素，一向是文藝創新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尤其是在信息化、多媒體時代已經到來的今天，新生的藝術樣式、奇異的表現手法，以及不斷變幻延展的傳播渠道，光怪陸離，亂花迷眼，更從客觀上要求文藝創新必須認真處理好形式與技法元素。在這種情況下，文藝家要肩負起創新使命，必須在形神兼備、質文俱佳上下工夫。要堅持從整體上理解和把握藝術創新，全面提升和增強文藝的原創能力，以“推動觀念和手段相結合、內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種藝術要素和技術要素相輝映” 。同時，要特別警惕和反對那種脫離思想表達和內容需求，單純在手法和技巧上逐新求變的傾向。大量事實證明，藝術上“一味標新立異、追求怪誕，不可能成為上品，而很可能流于下品” 。

第四，實現文藝創新，必須處理好由量變到質變、由積累到跨越的關系。從哲學上講，一切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螺旋式、漸進式的，都存在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文藝創新也不例外。這就決定了文藝家在實施創新的過程中，必須保持科學、清醒和辯證的態度：一方面要看到文藝創新的必要性以及它的無終結與無止境，“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 （趙翼） ，因此要確立主動性和緊迫感，積極有效地推動藝術創新；另一方面要懂得文藝創新自有其內在屬性，“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 （杜甫） ，由是獲得平常心與從容感，扎實積累文藝創新的必要能量。總之，要依照美的規律，實施文藝創新。而在這一過程中，最應當引起文藝家重視的，便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希望和所要求的：“要克服浮躁這個頑疾，抵制急功近利、粗制濫造，用專注的態度、敬業的精神、踏實的努力，創造出更多高質量、高品位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