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為文藝繁榮出力發聲

推開窗戶，將2017年的陽光擁入懷中，明媚、清新、溫暖——又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全新開始。剛剛過去的2016年，對于文藝事業的發展具有極不平凡的意義，第十次全國文代會上，習總書記對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提出要求：要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更加有效地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這必將在歷史的長卷里留下輝煌的一筆。特別是對于內蒙古文藝界而言，成績固然可喜，未來更值得期待。行進在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發展康莊大道上，讓我們不忘初心、繼續前進。新的一年里，《文藝評論》要發揮“講方向、出精品、領風尚”的特殊功能，進一步推進文藝理論評論的繁榮發展，引領文藝理論評論嶄新風尚，為我區文藝理論評論人才提供陣地和平臺，承擔起時代賦予的職責與使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厚望與重托。

——編者

編者按

文能化人，文可載道。任何優秀的文藝作品，無不是時代的晴雨表、社會的風向標、情感的溫度計、人生的透視鏡。傳之久遠的經典作品，無不體現著文藝家的藝術理想，無不引領著社會風尚。廣大文藝工作者“要以深厚的文化修養、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質兼美的作品贏得尊重，成為先進文化的踐行者、社會風尚的引領者，在為祖國、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實現價值。”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次全國文代會、第九次全國作代會上的重要講話中，殷切希望廣大文藝工作者堅守藝術理想，用高尚的文藝引領社會風尚。

為了踐行習近平總書記的殷切期望，深入學習貫徹習總書記在第十次全國文代會上的講話精神，本版特邀自治區作協、自治區評論家協會、自治區書法家協會等14個協會的作家藝術家代表抒懷建言、暢談體會，以饗廣大讀者。

文藝評論：走在前頭 站在高處

◎尚貴榮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和改進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更加有效地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

關于文藝評論的重要性問題，總書記在2014年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要高度重視和切實加強文藝評論工作。他指出，文藝評論是文藝創作的一面鏡子，一劑良藥，是引導創作、多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的重要力量。

總書記的表述簡明扼要，每一個字都說出了文藝評論的分量。尤其是“引領”二字，明確地為文藝評論定位。是引領、引導，不是平行，更不是跟在后面。既為引領，就要走在前頭，站在高處。它是千軍萬馬中那個奔跑在最前邊的旗手，是一條新誕生的河流最先抵達滄海的那一掬。

一

在中國悠久的文學、藝術創作進程中，優秀的先進的文論主張、文藝批評一直參與其間，沒有缺過位，而且總是站在制高點上，指導引領文藝創作，并形成了一種優良傳統。在世界范圍內，這也是一個獨特的現象。

中國最早的文論主張出現在《尚書·堯典》中。“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涉及詩歌與音樂創作。歷代批評家對這一主張多有解釋和發揮。這一理論對古代文學創作和批評產生了深遠的積極的影響。它鼓勵作家在作品中真實反映生活，寫出真情實感，真言無諱，抨擊時弊，對于阻抑浮靡庸俗的創作傾向和形式主義文風起到了很好的效果。這一主張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顯而易見。不過它僅僅是對古代詩歌和音樂創作現象的客觀表述，還未進入自覺的批評狀態。這一主張發表的時間，距今至少有3000年了。同時我們因此間接看到中國詩歌與音樂創作歷史之悠久。

中國古代真正具有自覺意識的文學批評出自孔子。在《論語》中，孔子的文藝批評論述很多。比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史摯之始，《關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辭達而已矣”……等等。孔子的文學批評主要體現在《詩經》中，因為在孔子之前，文學創作遠沒有他的后代和我們今天這么豐富。

在孔子的眾多文學、音樂和繪畫的批評中，最重要的是他的“興觀群怨”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興，指的是文學的創作方法，具體為引譬連類，抒發情志；觀，指的是通過讀“詩”，可以提高人的觀察識別能力，觀風俗，考得失，辨真偽；群，指的是優秀的文學作品可以教化凝聚人心，群居切磋，使人心向上向善；怨，指的是詩人通過詩歌作品發表自己的社會政治見解，以詩為器，諷怨時政風俗。興觀群怨，不僅是中國古代第一個具有自覺意識的批評主張，也是中國歷史上文學創作的第一個命題。它的重要性在于連續不斷地影響了中國2500余年的文學創作實踐，時至今日，依然具有鮮活的生命力。

中國古代另一個文學創作的重要命題是“文以載道”。這個思想的雛形始于先秦，經過一千余年文學家批評家的闡釋、發揮、提煉，最終定形于宋代。歐陽修說：文與道俱。周敦頤則明確地說：文所以載道也。從周敦頤的角度來觀看，他所說的“道”就是儒道。但從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它可以是宇宙運行、自然運行的天道，也可以是社會發展或治國理政之道。“文以載道”思想，對中國古代文藝實踐影響至重，不亞于興觀群怨。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關于文學藝術創作的重要論述連綿不絕，對于文學藝術的創作都曾起到過積極的指導作用。比如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的“以意逆志”說，《楚辭》中“目欲其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董仲舒的“詩無達詁”，《詩大序》的“發乎情，止乎禮義”，《文心雕龍》的“神思”“夸飾”“通變”“六義”“體性”等主張，韓愈的“不平則鳴”說，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的“意象”說，王維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說，陸游的“功夫在詩外”，蘇東坡的“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不可不止”，明代公安派的“獨抒性靈”說，清代沈德潛的“格調”說，等等。另外，還有大量的文論學說散集在具體的文學作品、音樂、美術、書法等藝術門類的創作理論以及卷帙浩繁的詩話、文人筆記中。比如宋代三大著名文人筆記《容齋隨筆》、《夢溪筆談》和《困學紀聞》，包含著許多非常有見地的文學藝術主張。毛澤東曾不止一次地閱讀《容齋筆記》，還做了大量批注。

近代的大批評家王國維的《人間詞話》是一座文學批評的劃時代之作。他的批評與鑒賞，見識深邃，表述精確，文字有力，境界高遠。在我國漫長的文學藝術創造過程中，有一個重要的藝術手法叫“意境”，它指的是文藝作品中所描繪的生活圖景和表現的思想感情融合一致而形成的一種藝術境界，是情和景意與境的交融，是客觀和主觀的融匯統一，能夠形成鮮明的藝術形象并由此獲得藝術感染力。從先秦以降，這個主張經過無數代文藝家文藝批評家的提煉總結，到了王國維，在前人提煉總結并實際使用的基礎上，歸納提升為“境界”說。在用“境界”學說觀照總結唐宋詞的同時，王國維最后將他的學說這樣概括：“古今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晏殊《鵲踏枝》），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鳳棲梧》），此第二境也。眾里尋她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青玉案》），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至此，他的“境界說”仿佛蟬蛻龍變一般，由小變大，由單一至復雜，從專門的詞學美學范疇中升華而起，成為可以評價概括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一個標準。這是一個了不起的“發現”。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篇關于黨員干部提高修養的文章中，曾經引用了“三境界說”，并加以細致的解讀，非常形象，而且有說服力。

在世界范圍內，文藝批評引領文藝創作亦不乏其例。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表演理論對蘇聯戲劇、中國戲劇甚至世界戲劇表演及創作的影響；比如別林斯基對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批評，涉及到那個時代俄羅斯一批重要作家，如果戈理、普希金、赫爾岑、屠格涅夫、岡察洛夫、涅克拉索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為確立十九世紀俄羅斯批判現實主義文學在世界文學上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貢獻；比如萊辛的詩學美學名著《拉奧孔》和戲劇理論名著《漢堡劇評》對于德國以及世界十八世紀以后的詩歌、美學以及戲劇創作的影響，十分深遠。

當時的歌德毫不諱言《拉奧孔》對包括他在內的德國一代年輕作家的影響力：這部作品把我們從一種可憐的靜觀境界中拉出來，引進爽朗自由的思想境界；這個美好的思想連同他一切的推論像閃電一樣照亮了我們。海涅稱“萊辛是德國文壇的阿米尼烏斯，他把我們的戲劇從異族的統治下解放出來。”車爾尼雪夫斯基說歌德、席勒“思想中一切健康的東西都是萊辛提示給他們的。”

二

古今中外，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足以證明文藝批評及文藝理論在文藝創作中的重要性和它的地位，足以支撐文藝評論家們理置氣壯地站立在文藝實踐的潮頭和前沿，當仁不讓，指點臧否，論說品評，發揮應該發揮的作用。文藝批評的地位問題，本來是早已經在漫長的文藝創作實踐中確立下來的，不容置疑。現在之所以舊話重提，不厭其煩地去解釋論證，是因為現在的文藝批評出了問題。

問題有三。

第一，批評精神的缺失。關于這個問題，《講話》明確提出，文藝批評要的就是批評，不能都是表揚甚至庸俗吹捧、阿諛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論來剪裁中國人的審美（比如意境說，就是中國文藝的獨特審美），更不能用簡單的商業標準取代藝術標準，把文藝作品等同于普通商品，信奉“紅包厚度等于評論高度”。這段話中列舉的現象，普遍存在于批評領域。境界低下、衰弱無力、敢怒而不敢言、患得患失、無原則的吹捧，是筆者對這種現象的補充。

第二，文藝批評家自身修養的不足導致批評乏力。文藝批評家應該是兼容并包，學識廣博的通才。做不到這一點，至少應該通貫自身關注的領域并旁及與該領域密切相關的其他領域。古今大批評家無不如此，孔子自不必說，劉勰、鐘嶸、蘇東坡、歐陽修、白居易、韓愈、王應麟、洪邁、王國維、魯迅、錢鐘書等等，對于中國歷史文化、中國國學皆為融會貫通。融會貫通了，才能有鑒賞鑒別能力，才能有區而別之的眼光，才能在豐富廣闊的文學藝術之海中尋找到規律，才能站在高處，高屋建瓴，引領文藝。一星半點、東鱗西爪，難免生搬硬套、力不從心。所謂修養，不僅指學識，僅僅學識淵博還不夠：還應該包括鑒賞能力、境界、品格、膽識、責任心、使命感等諸多元素。只有這樣，才能見出一個批評家的修養來，有了這個修養，你才能秉持批評精神。

第三，“車之兩輪、鳥之雙翼”說對于文藝批評的影響。在一個很長的時間里，對于文藝批評，有這樣一個表述：車之兩輪，鳥之雙翼。比喻得很形象，也很生動。容易被人接受。坦率而言，這個表述降低了文藝批評的品格和地位，它不符合古往今來的文藝批評實踐，不適應我們今天大力倡導的重振文藝批評精神的現實要求。真正的文藝批評，從來沒有想做或做過文藝的另一只輪子或另一只翅膀。文藝批評是旗幟，是號角，應該走在文藝前面，引導鼓舞文藝前行，這才是文藝批評的使命所在。(作者系自治區文聯副主席)

牢記職責 胸懷大愛 不忘初心

◎武利平

11月30日，作為二人臺藝術從業者的一名代表，在人民大會堂現場聆聽了習總書記的在文代會上的重要講話。“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的重要戰線”“文運同國運相連，文脈同國脈相連”，總書記深刻闡釋了黨對文藝的高度重視和文藝的重要性，對廣大文藝工作者作出的貢獻給予了高度評價，對我國文藝事業發展面臨的形勢和任務進行了深刻分析，指明了新時期文藝的發展方向。總書記從“文化自信、服務人民、創新創造、藝術理想”4個方面對文藝工作者提出了殷切希望。“四點希望”是希望，也是要求，更是每一個文藝工作者的歷史使命。

文化自信是文藝創作的根基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發展，筑就了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文化自信是支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不斷發展壯大的靈魂。我們的文化自信來源于厚重的中國歷史積淀，來源于中華民族的奮斗歷程，來源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來源于中國人民的精神追求。總書記指出：“沒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寫出有骨氣、有個性、有神采的作品。”文化自信必然是文藝工作者不斷創作優秀作品的根基所在。

文化自信還要體現人民性。二人臺是內蒙古的一個地方劇種，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深受當地群眾的喜愛。用本土的藝術形式，抒寫本土人民的生活、情感，必然會贏得本土人民的歡迎。因此，二人臺創作者的文化自信，是建立在人民喜愛的基礎上的文化自信。文代會召開之前，我參加了山西衛視《伶人王中王》的錄制。剛開始，我是不自信的，因為二人臺是一個小劇種，要和京劇、晉劇等這些大劇種的名家比賽，總感覺有差距。可真正到了比賽現場，觀眾的反應近乎火爆，讓我明白了二人臺的優勢在哪里。我比賽的4個劇目，全部反映的是小人物的善良、純樸、生活、愛情，與觀眾的生活距離最近，與觀眾的情感最貼近。我的自信最終來源于觀眾的喜愛。

文藝工作者的文化自信，需要觀眾的支持，需要讀者的鼓勵，需要欣賞者的共鳴，當然更需要他們的檢驗。

服務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核心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時代的雕塑者。一切優秀文藝工作者的藝術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優秀文藝創作都為了人民。”因此，文藝創作的核心一定是服務人民。如何服務？是需要我們深思的問題。比如，內蒙古的二人臺藝術就是孕育在內蒙古大地上，二人臺的題材幾乎都取材于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反映的生活，表達的情感，追求的審美，都體現著這片土地的情懷。服務于他們會更加引起這里人民的共鳴，會更貼近他們的審美價值。二人臺藝術工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要心懷人民，心懷群眾，心懷基層，體驗他們的生活，感受他們的情感，了解他們的內心渴望，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挖掘素材，提煉生活，產生靈感，才能創作出優秀的人民滿意的作品。這既是總書記的希望，也是我們這些基層文藝工作者多年深入人民中間的真實感受。

二人臺《北梁》是根據全國最大棚戶區之一包頭北梁在拆遷改造過程中的真實故事創作而成的。表達了基層人民關于改善住房環境的真實渴望、鄰里之間和睦相處的感動以及積極樂觀的生活態度。同時，也反映了黨和政府對人民的關愛。在創作這部劇的過程中，創作者多次深入北梁，與拆遷戶促膝交談，感受他們的風俗人情，體驗他們的生活習慣，了解他們的思想情感，掌握了大量的創作素材。而且，我們把該劇的首演就放在了北梁舊址。邀請當地居民、干部觀看，并聽取他們的意見，最終成功創作了這部劇。從題材上、藝術水準上都得到了觀眾和專家的好評。這也體現了總書記所講的“走入生活、貼近人民，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態度”。

創新創造是文藝發展的動力

總書記指出：“中華文化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文化不尋求創新，就會停滯不前，更別談發展。中國文藝的高度發展、空前繁榮，也正是秉承了創新的理念。二人臺之所以經久不衰，深受人民喜愛，就是多年來一直秉承著這樣的先進理念。

2012年，我們創作的《魂牽夢繞二人臺》就得到了很好的驗證。我們在傳承傳統二人臺的基礎上，利用現代戲劇手段，融入現代人的審美追求進行了創作，得到了廣泛好評。隨后，我們創作的《天地人和漫瀚調》《二人臺交響音樂會》都是秉承這樣的創新理念和態度。

在以后的創作中，我們更要堅持，但也要把握好尺度，不能因創新而丟掉傳統。還是拿二人臺來講，一定是在保持固有藝術精髓的基礎上，科學創新、合理創新，符合實際地創新。

藝術理想是文藝創作的靈魂

偉大的文藝展現偉大的靈魂，偉大的文藝來自偉大的靈魂。文藝工作者要牢記文化責任和社會擔當。不能為了完成任務而創作。要心懷夢想，心懷祖國，心懷人民，創作出的作品要懲惡揚善、與當代中國的價值理念相適應，要站在黨和人民的角度追求“真善美”，揭露“假惡丑”，否則創作出的作品就會像總書記說的那樣，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

另外，文藝工作者要胸懷大愛，不忘初心。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定是有著寬廣的胸懷，無私的大愛，高尚的人格。魯迅棄醫從文，以筆為刀。其表現，正是彰顯了愛國情懷。當代文藝工作者是文化繁榮的建設者，也是當代精神的塑造者。更加要求我們把這種胸懷大愛繼承下來，延續下去。

孟冰創作的《黃土謠》記錄的是一個普通黨員的故事。如果心中無愛，就不會被主人公的道德觀念和責任意識打動；如果心中無愛，就不會到劇中原型人物宋先欽家里與之同吃同住，與之促膝交談。我們用藝術家的責任和情懷，移植了這部戲，用二人臺的手段，更加合理地演繹了這部經典話劇。在移植過程中，既保留了該劇原有的精髓，同時也用二人臺的特色再現了一個普通共產黨員的堅守、堅持及高尚的道德情懷。

總之，人民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藝術創作的繁榮需要創作者的擔當、胸懷和責任。我們要牢記使命、牢記職責，不忘初心，為鑄就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者系自治區戲劇家協會主席）

板凳坐得十年冷 寶劍鋒從磨礪出

◎劉金梅

2016年年底，內蒙古電影家協會第九次代表大會隆重舉行，全區電影人齊聚一堂，共同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家協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講話精神。通過學習，內蒙古的每一個電影人都感覺到了自己肩上的責任和使命。

習總書記在講話中強調了文化自信的確立。這一點我們內蒙古電影人體會尤其深切。一段時間以來，人們說到電影，言必稱西方、好萊塢，這讓我們的民族電影舉步維艱。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堅定了我們拍好民族電影的信念。其實，翻開內蒙古電影史，反映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優秀電影比比皆是，《一代天驕成吉思汗》《悲情布魯克》《諾日吉瑪》《母親的飛機場》等，都在弘揚民族精神、傳承民族文化方面起到過重要作用。票房為王的市場大潮，讓我們的民族電影歷經艱難，讓我們的電影人在迷霧中徘徊。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無疑會有指路明燈的作用。

我們的民族歷史長卷就是一座文化寶庫，內蒙古電影人，會從這座資源豐富的文化寶庫中探微尋幽，推陳出新，創作出具有時代精神的好作品。

內蒙古的電影人，會立足當下，關注現實生活中的每一個普通人，聚焦尋常百姓，凝練塑造出新時代的中國形象來；內蒙古的電影人，更會密切關注世界潮流，在題材、內容、形式上創新，創作出引領社會風尚的中國好故事。2016年新生代電影人拍攝制作的《八月》成為一匹黑馬，不僅入圍臺灣金馬獎6項提名，還摘取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大獎，就是一個最好的注解。

通過學習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內蒙古電影人更加明確了，要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好中國故事，講中國好故事，鏡頭對準百姓，把刻畫最美人物作為自己的責任和使命。

通過學習習總書記的講話精神，電影人明確了自己的奮斗目標，堅定了自己對藝術作品的虔誠追求。大家對“板凳坐得十年冷、梅花香自苦寒來”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歷史實踐已經證明，要想出精品，必須耐得住寂寞，只有“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專注，才有可能創造出“非常之功”。為此，用情灌注，用心打磨，用時間驗證，做“非常之人”，作品才有可能站得住腳，電影人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對得住這個時代。否則，爛片橫行，既浪費資源，也污穢觀眾。

恰逢內蒙古電影家協會換屆選舉。新一屆協會領導集體表態：在習總書記講話精神指引下，充分發揮協會的組織聯通作用，團結依靠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以創作生產優秀作品、推出優秀文藝人才為中心環節，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著力加強協會自身建設，努力推出一批具有較高水準、較強影響力的草原影視精品，造就一批德藝雙馨的草原影視精英人才，開創自治區電影事業和協會工作的新局面。

（作者系自治區電影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