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劉繼明無疑喜歡那種有著思想力量和社會廣闊度的文字。在長江文藝雜志社的一次筆會上談到“文學的力量”這個話題時，他認為在這個碎片化的現實世界人的處境和意義都有所窄化，越來越成為馬爾庫塞所說的“單向度的人”，文學多表現個人身體、情感等方面的經驗而斬斷了跟社會、歷史、文化的復雜關聯。基于這種不滿，他認為文學要有整體思維和廣闊視野，要重新審視后逆向而行，才能找到自己的方位和力量。他斷斷續續歷時多年創作而成的長篇小說《人境》，就是對他這一想法的呼應。小說以中國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為時代背景，以傳統的現實主義創作手法塑造了馬垃這樣一個個體命運與時代休戚相關的人物形象。馬垃的精神成長，馬垃的個人經歷，馬垃的理想與困境，都成為劉繼明寄寓自己個體經驗和社會抱負，思考這個復雜多元時代的一個深入的切口，具有某種精神自傳的意味。即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樣，馬垃對他而言是活著的人物，伴隨著自己青年時代走過三十多年的生命印跡和歷史進程。馬垃的經歷正是他經歷過的和在想象中經歷的，無法割舍，就像他的另一個生命。我想，正是由于他與《人境》這種精神上的漫長而復雜的緊密聯系，他才宣稱“寫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很多人都認為《人境》是劉繼明由早期的先鋒小說轉型到傳統現實主義的集大成之作，具有總結性意義。這種變化，與其說是有意識的轉型，不如說是慢慢積累的回歸。很多先鋒作家后來選擇回到現實主義創作道路，這一方面因為先鋒小說自身“空心”的先天性不足，另一方面也與作家的閱歷和心境有關，有點千帆過盡、洗盡鉛華的意思。初讀《人境》時你會有恍如隔世的感覺，劉繼明確乎是在用一種非常老套和老實的寫法來描寫21世紀以來的中國鄉村，慢鏡頭、全景式掃描，歲月靜駛，神皇洲在四季更迭中安寧地變換著顏色，歷經滄桑、回到神皇洲的中年人馬垃在這片故土上慢慢摸索著鄉村改革與建設之路。這樣的敘述包含著作者極大的寫作耐心，創作風格上與十七年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比較接近。這是逆向、回歸的寫作，也是劉繼明的有意為之。他不僅在創作手法上如此，而且在小說中多處提到《創業史》《平凡的世界》等經典社會主義現實之作進行致敬，包括進城買稻種的細節（《創業史》里是梁生寶到郭縣買稻種，《人境》是馬垃到長沙買稻種），鄉村的命名（柳青是在皇甫村，馬垃是在神皇洲），都有這種千絲萬縷的聯系。或者說，劉繼明正是有意識地去接續那個時期的寫作，接續它的寫作風格，更接續它的精神資源，然后在回歸的基礎上重新出發。

由曾經的先鋒寫作到現實主義的回歸，劉繼明的主動選擇體現了他對時代變遷的感應和思想觀念的變化。正如他在《人境》后記里所說：“文學也是如此，在歷經眾多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名詞新潮流的沖刷之后，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起點。任何花哨迷亂的外衣都無法遮住文學內部的蒼白和危機”，這可視作他回歸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驅動力：關注宏大命題，恢復文學生機。他一方面削減或放棄了一些技術性的東西，比如說文本形式和敘述方式，另一方面在對社會的調查報告或知識分子的思考上有意加大力度。這樣的一個創作思路顯示了劉繼明對以柳青、路遙為代表的現實主義文學鏈條的有意識承接，發揮文學的社會功能，思考“怎么辦”或者“向何處去”這樣一些社會重大問題，并通過馬垃這樣一個熱血青年的個人奮斗歷程來加以凝聚。劉繼明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回歸和接續具有普遍性意義，畢竟作家所置身的時代現場，作家對世態人心的切身感受，是每天都在進行的、根本繞不開的存在。但是，他以文學“向外轉”的方式來拯救文學內部危機的愿望，又如小說中馬垃反哺農村的努力一樣，有著諸多悖論與無奈。

一代人的精神成長

劉繼明在《人境》中塑造了馬垃這樣一個復雜的人物形象。所謂復雜，是指他經歷的復雜，以及“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觀念下的難以被歸類。馬垃從小生活在水鄉，在沿河縣師范畢業后先是分配到河口鎮中學教書，然后跟老師逯永嘉下海經商并因參與走私案在勞改農場待了七年，出獄后馬垃孑然一身回到家鄉神皇洲，開始一系列的鄉村建設。教師？民營企業家？新型農民？知識分子？馬垃的人生經歷數次身份的轉變，但從來又不真正屬于哪一個角色。這也許可以看出劉繼明在五十多萬字的慢敘事背后包含的寫作野心，他想塑造全新的人物形象，寫出獨特復雜的“這一個”，他身上刻畫著中國半個世紀以來的社會變遷，承載著一代人深切的生命體驗與精神成長。

童年的創傷與陰影直接影響到馬垃的性格心理和人生選擇。馬垃幼年失怙，隨哥哥馬坷和母親外出逃荒，三歲時輾轉到神皇洲落腳。在他開始懂事的時候，母親出意外去世，在他十四歲的時候，哥哥又因搶救集體財產在大火中喪生。在馬垃的成長過程中，親人們一個個離他而去，最后成為一個孤兒。后來又有給了他父愛的逯老師的死。“他如同一條孤立無助的魚兒，無時無刻不生活在死亡的陰影之下”。那種從小的漂泊無根感，那些關于死亡的體驗與思考、孤獨與恐懼，成為他一生的夢魘，造就了他內向陰郁的性格和猶疑不定的精神氣質。這種性格、氣質與他后來對社會人生的認識、選擇和愿望一脈相承。可以說，正是因為這樣一個不斷缺愛的、沒有安全感的成長環境，馬垃才那么強烈地渴望擁有一個指引自己的人生導師，才那么急切地想要找到和建立與這個世界的聯系。

劉繼明在《人境》中引用了無數中外的現實主義經典之作，那是馬垃青少年時期的閱讀積累。知青下鄉時慕容秋帶來的一箱子書，讀師范時逯老師的書房，教書時的圖書館，勞改農場的圖書室，都成為馬垃獲取知識的寶庫，也是他重要的精神導師。小說中引用張承志《北方的河》里的一句話說：“年輕人在人生的關口原來需要一個導師，這種導師將深思熟慮地指導他的人生。”這種實在的人生指引對于馬垃的性格、氣質而言更為迫切。所以馬垃經歷了他人生最重要的兩個導師，一個是他哥哥馬坷，一個是逯老師。這兩個性格特點、人生追求完全相反的人卻可以毫無違和感地接受和影響到馬垃身上，也是件值得深思的事情。馬坷生活在一個“無”我的時代，單純，熱情，青春洋溢，為了國家集體可以犧牲小我，他是悲情的英雄人物，他的青春之歌，他的愛情和生命，都在一場搶救生產隊稻種的大火中葬送。馬垃自此也失去了一個在生活和精神上可以庇護自己的親人，成為一個雙重的孤兒，直到讀書時遇到逯老師。而逯老師是一個浪漫不羈、個性強烈的人，自我精神上的完美追求和世俗生活上的放浪形骸雜糅一起。他的理想主義和豐富思想，他強大的精神氣場，令馬垃深深吸引和折服。所以當逯老師順應形勢提出讓馬垃辭職跟他下海一起干時，他就像“一個在暗夜里走投無路的人迎來了黎明”，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但這兩個不同階段的人生導師有時又會突然在馬垃腦子里冒出來吵架，在馬垃出獄后把逯老師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哥哥墳旁的時候，在馬垃的鄉村建設愿望落空后恍惚的夢里，哥哥和逯老師都在激烈爭吵和辯論，那是關于個體與集體、理想與現實、生命與價值的巨大分歧么？這也折射出馬垃深層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他性格的優柔不安決定了需要精神導師來為他的人生指向，另一方面這種優柔不安里面也包含著某種開放性，讓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導師都可以在他的生命里留下印記，并加深這種曖昧雜糅的底色。這種對導師的倚重和依賴，就是一種創傷心理下對安全感與存在感的尋求。每一次導師的訣別，都讓馬垃陷入強烈的迷茫和困頓之中。直到逯老師去世、馬垃入獄七年后再回到故鄉，人到中年的他才開始真正“斷奶”，真正獨立自主，摸索人生之路和鄉村建設。而在導師的尋找、得到與失去的過程中，馬垃經歷了巨大而漫長的精神歷練與心靈成長。

這正是凝結了一代人的精神氣質。馬垃的心路歷程因此具有一代人的樣本意義。劉繼明坦陳自己跟馬垃一樣，精神上從來沒有堅定過，始終是猶疑、不確定的，即便是在理想主義熱情高揚的80年代。也許，80年代對于正值年少的60后而言，感受到的更多的只是一種氛圍，并沒有形成明確的思想觀念和價值立場，亦沒有50后那般清晰的思想認識和強大的精神氣場。所以他們這種模糊、不堅定的精神特點決定了人生進程的摸索性，如馬垃一樣開始并沒有明確的人生方向和奮斗目標，只能邊走邊看，或者借助于人生導師。他們一方面因為安全感的缺失，急切地想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標，上下求索，想建立起與他人與世界的關系；另一方面又因為精神上的模糊不定，沒法做出鮮明的人生選擇，面對現實困境時缺乏創造性和自我解決的能力，只能借助于人生導師或歷史的滋養。所以馬垃們才要后撤與重建，在鄉村建設與改革時上要接續50年代的精神資源，下要重建精神烏托邦，想要打通自己致力的事業與過去和未來的聯系，他們就像魯迅所說的“中間物”，在時間的鏈條上接續過去，執著現在，達觀將來，從而為進行的鄉村建設改革尋求思想理論支撐和合法性論證，增加其說服力和可信度。馬垃形象的復雜與豐富性在此，他人生的挫敗感與悲劇性也全在于此。

當然，馬垃記憶的河流中，除了孤獨、死亡，還有愛與情感的成長。那些艱難生活中的點滴美好，他會記得格外深刻，成為他努力生活下去的勇氣和動力。哥哥、逯老師、大碗伯，都在不同程度上彌補了馬垃的父愛。他后來回到神皇洲后對逯老師遺孤唐草兒的尋找和救助，對鄉村弱小和孤兒小拐兒的收養都可以視作這方面的反哺之情。也有在中學教書時初戀的美好與憂傷。但真正影響到馬垃情感成長的是慕容秋。知青下鄉無疑給鄉村和鄉村少年都帶來了新鮮的刺激。慕容秋帶來的一箱子書對馬垃進行了文化啟蒙，但是她身上好聞的雪花膏味兒留在馬垃多年的美好記憶里，讓他一直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單純，善良，少年情懷。直到中年之后再與慕容秋相遇，他想叫出的仍然是那一聲親切清脆的“慕容姐姐”。她是哥哥的戀人，又是自己的老師，馬垃對慕容秋的情感也是模糊的，像少年的愛慕，又像對母親的依戀。不管怎樣，這種年少時的美好情感成為馬垃以后人生無數磨難坎坷孤獨困惑時的一絲支撐與慰藉，即使在私生活比較自由放縱的逯老師身邊，他仍然保持著少年之心與情感的純潔性，其實就是一直空白，一座孤島。像是在等待著冥冥之中與慕容秋的再次相遇，像是等著這恩賜的相遇來把空白填充，從而完成情感上的真正成長。小說的最后也暗示了兩人殊途同歸后的這種美好可能。

慕容秋可以看作是另一個馬垃。知青生活對她而言同樣是一種歷練和開拓。鄉村火熱的勞動生活，馬坷的青春蓬勃、理想激情、公而忘私，都給慕容秋帶來熱切的感染。與馬坷的初戀讓這種美好升級，然而馬坷的犧牲又讓這種美好在傷痛中永遠定格。不曾想馬坷所代表的那個時代又與他的犧牲一起過去。這是馬坷所有的幸與不幸。它讓慕容秋一直珍視和懷念與馬坷的這份情感，而少了其他知青們的種種后續糾纏與麻煩；又成為她長久以來不愿面對和揭開的傷疤，直到中年后與馬垃相遇，她才回到神皇洲站在馬坷的墓前吐露心結。慕容秋之所以是另一個馬垃而不是馬坷，是因為馬坷和他的時代精神一塊兒被埋葬了，慕容秋不得不和馬垃一樣經歷著時代的風云和現實的嬗變，他們在社會轉型時期所感受的迷茫、失語、糾結和掙扎是一樣的。只不過慕容秋的經歷稍微單純，一直在高校教書，葆有知識分子的某種精神獨立性和純潔性，不與腐爛的學術圈同流合污，在社會責任感的驅使下也由一名清高、淡泊的知識分子變成關注現實、走向田野的社會學者。她與馬垃在鄉村的合流，是兩個同病相憐、同氣相求的人遇見另一個自己，是兩個有著務實精神和現實關懷的人在“三農”問題上的志趣投合。但是慕容秋哪里知道，她最終決定回去做田野調查的神皇洲，已經變成了一片汪洋；她的改變社會的愿望，和在汪洋中的孤島上死守的馬垃一樣，都遭遇了人間最沉重的幻滅和困境。

走不出的人間困境

劉繼明是一個入世精神很深的作家，對社會的關注和思考常常溢出了文學之外。《人境》把他對社會現實的思考聚焦在“三農”問題上。或者說，在這個復雜多元、支離破碎的時代，作為一種后撤的策略，他想把農村作為抵抗現代性惡果、尋求社會出路、重建精神家園的一方凈土和一種可能。“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小說以“人境”命名包含著作者無盡的現實關切和美好的鄉村愿景。這種關切和愿景來自劉繼明對社會、歷史的認知和自我的鄉村經驗及想象。所以，無論是小說上部實干的馬垃們在鄉村的建設實踐，還是下部以慕容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對于“三農問題”的高度關注，都從不同側面表達了作者的這種基于現實問題的思考和探索，寄托了一定的社會理想與抱負。然而，這多少又有些一廂情愿。馬垃們的鄉村建設，只是憑著對故鄉的樸素情感，憑借個人經驗，對歷史進行選擇性接續和對鄉村的烏托邦想象達成的。所以他們的鄉村試驗，必然是失敗的；他們寄寓美好愿望的“人境”，遭遇更多的是人間困境。但是他們理想主義的熱情，與時代氣候的格格不入，對社會真相的揭示和弊端的披露，又具有一種堂吉訶德般的單純與可貴。

劉繼明也許是想把鄉村和馬垃的鄉村建設作為一種退守和重建，小說中也一再提到《安娜·卡列寧娜》中列文的鄉村改革和精神困惑，但是依然接連遭遇了一系列阻力和困境。首先是神皇洲的種地大戶趙廣富，馬垃與他就像是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拉鋸。趙廣富是一個對土地深懷感情的老農民，自家的、別人撂荒的土地，他都種上，農忙時就雇人幫工，有點當年地主的感覺。因此，當得知馬垃回來準備種地時，他是有些敵意的，覺得會搶了自己的“生意”，尤其是一些農戶又把土地要回去自己種，都讓他有危機感。但后來他看到馬垃搞同心合作社的種種新氣象，終于按捺不住也成立了棉花種植專業合作社，引進了抗蟲棉，獲得了大豐收，也留下了隱患。在資本與科技的席卷之下，無論是趙廣富順勢而為的轉基因農作物，還是馬垃針對食品污染堅持的有機生態大米，都抵擋不住。不僅有李海軍等人在搞農村資本滲透，推廣轉基因種子，還有城里楚風集團的生產污染導致了周圍居民的怪病和集會抗議。抗議的結果是公司準備遷址神皇洲。馬垃的建設宏圖還未來得及大規模展開，就被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淹沒了，這洪水是自然的洪水，更是資本與權力的合謀。在這樣的合力之下，馬垃組織的村民自救毫無招架之力，全村撤離到鎮上去，只剩下馬垃帶著小拐兒和兩只劫后余生的刺猬，守著這汪洋中的孤島。

馬垃失敗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與權力對鄉村的擠壓，在于馬垃理想主義與時代潮流的格格不入。小說塑造了辜朝陽這樣一個買辦資本家形象，他是官場勾結的一個鏈接點，更是造成馬垃人生重挫、理想幻滅的直接元兇。馬垃的人生經歷了兩次巨變：一次是跟逯老師下海時在人生的巔峰時刻鋃鐺入獄，根本原因就在于與辜朝陽合作的一單大生意因為走私出了變故，辜朝陽們因為有權力背景安然無恙，毫不知內情的馬垃實際上當了替罪羊；一次是在神皇洲進行的鄉村改革，因為污染企業楚風集團的強勢入駐導致夭折，而辜朝陽正是改組后的楚風集團的實際控股者。神皇洲因為洪水的自然災害，因為災難面前政府的選擇性作為，因為污染企業由城而鄉的破壞性遷移，導致馬垃的鄉村建設不僅在這樣強大的攻勢面前毫無還手之力，鄉村將變成荒漠，連他自身都面臨走投無路的困境。辜朝陽的如魚得水映照著馬垃的處處失意，他們代表著兩種時代的審美趣味。“商人重利輕別離”，辜朝陽身上集合了這個復雜時代賦予他的所有特質：投機，現實，功利，對市場敏感，對感情隨意；而馬垃是時代的逆行者，他的失敗不僅在于所進行的鄉村改革被資本和權力合力夾擊，根底在于他的理想主義與這個時代精神的格格不入，他房頂上的風車，洪水中的孤守，都象征著這種格格不入的孤獨。

所以說，劉繼明在《人境》中與其說寄托了對鄉村的回望，不如說飽含著對當下的深思。他拋出了“農村的出路在哪里”這個曠日持久的命題，也在小說的下部急切地讓眾多面目有些模糊、形象有些單薄的知識分子上場，如慕容秋的鄉村社會研究，曠西北創辦的民生網，何為的農村社會實踐，都是這一問題的探討，甚至借他們之口直接表達對農村問題的看法和主張。但是他們也跟馬垃一樣，看到了現在的社會問題與鄉村困境，選擇的出路和解決辦法卻不一定可行。

劉繼明要追求的顯然不止文學的表達，他近年來的身體力行也證明了這一點。《人境》有著對諸多社會熱點和重大問題的思考，中國加入WTO后往何處去，社會轉型后出現的問題，分散經營的小農生產方式如何改革？諸如此類。這樣一種“大”的思考正好印證了他對有力量的文學的期待，更表達了他對社會現實深度介入的野心。

（作者單位：《長江文藝》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