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文化自信”這一理念，貫穿了習總書記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座談會上的講話。

不忘本來、中國立場、中國理論、中國智慧、老莊孔孟是中國的王牌，中國人必須用自己的頭腦思考……這些不時閃現于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中的言辭與含義，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五千年的中華文明在哲學社會科學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的話語資源。但是，由于“西方中心主義”借軍事、經濟的強大而成為我們躲閃不及的存在，久而久之使我們養成了眺望他者世界的習慣，而對自己的偉大歷史和巨大思想遺產往往采取背對的姿態，甚至以為這些資源已成明日黃花再難轉化為當下哲學社會科學的話語資源。其實，無論是在政治學、倫理學、哲學、歷史學、法學還是美學、文學等方面，中國文化都有可以轉化為當下話語資源的潛力與可能，并且這些話語資源是獨一無二、無與倫比的。那些充滿智慧的思想和方略都有可能是醫治現代人類社會之痼疾的良方。

文化自信的不足，話語權意識的淡漠導致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主體性的弱化。

大約在上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實際上不僅僅是文學批評，還包括其他許多人文科學）就一直處在一個非常尷尬的位置上：我們用來進行言說的理論資源，基本上來自于國外。到了20世紀80年代以后，情況幾乎變成：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已成為西方理論的二次重現。我們從前門請走了“別、車、杜”，又從后門請進了德里達、福柯、羅蘭·巴特、杰姆遜、海德格爾、羅布－格里耶、馬爾庫塞。十多年前，我曾在北大課堂上發表了關于“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理論資源貧困化問題”的看法。記得我當時深陷困惑，憂心忡忡。之后，我又將我的博士生、碩士生、國內訪問學者們召集在一起專門討論過這個問題。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一個國家的文學批評理論資源匱乏，幾乎全靠外來接濟，這個問題當然重大。就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而言，我們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貧油”大國。

那么，是否還可能有被中國當代文學批評所利用的屬于我們民族自己創造的理論資源？

這一發問，實際上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我們原有的精神倉庫，是否還能提供一些可以被當代文學批評利用的理論資源；二，我們是否還有能力于當下創造新的理論資源，以供當下文學批評利用。

前者是指先人們創造的思想。中國先人們曾創造了無數偉大的思想，他們為人類的精神殿堂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這些杰出的思想家們與西方思想家們交相輝映，曾展示了他們創造思想時的那種巨大沖動、充滿精神快感的畫面與傲然人間的翩翩風度。這是全世界的高度感知和共識。然而，我們不得不承認，到了近代，仿佛突然中了魔法，中國的思想家們再也不能與他們的西方同仁并駕齊驅，各擅所長。我們經過了一段相當漫長的思想貧困時期。中國的思想界，再也不能一如既往地向人類落落大方地奉獻他們獨特的有利于人類心智開化的創見。

那么，中國的古代先人們創造的思想，到底還有沒有作為我們今天的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的可能性？

在未經過審慎而理性的分析之前，在未經細心而周到的論證的情況下，我們似乎僅僅是隨著感覺之流匆匆而下。我們不自覺地從內心深處覺得先人們的思想已經陳腐老化，已經過時，已不再具備解讀今日之文學的能力；它們已成卷刃之老刀，再也無法行“解牛”之能事。我們在這種泛泛的感覺之中，忘記了對一個問題的嚴厲追問：究竟是一般意義上的所有人類的古代思想都只能作為古代學術的理論資源而于當下無補呢，還是僅僅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只能作為古代學術的理論資源而于當下無補？我們并未從任何一個方面看到對前者的否定。那么為什么單單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具有時效性？這個疑惑一直困擾著我們。習近平總書記在他的講話中幾次理直氣壯地反問過，為什么獨獨是我們的文化過時了？事實上，我們是在對中國古代思想不假思索、不加甄別的心態下去面對滾滾而來的西方理論資源的。我們沒有足夠強烈的起用中國古代理論資源去試一試的動機。我們沒有嚴肅而認真地設想過：倘若我們一路深入中國古代文化的腹地、利用一下古代的理論資源，會不會也能展開生動別致的、充滿靈性的、絕不亞于利用福柯、德里達等思想家的理論資源的美妙言說呢？既然說中國古代思想只能作為古代學術的理論資源在邏輯上絕不能成立，那么，我們為什么不去大膽假設：老莊的無處不在的“道”，來自于中國美學“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精妙思想，《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以及似乎無窮無盡的其他古代經典，在經過我們心靈的重新過濾與生發，在經過新的、非常別致的處理之后而得以重新表述，是否都有可能成為意想不到的理論資源？中國古代文論在論及文學的高下時，歷來講“意境”、“雅趣”、“雅興”、“味道”、“意趣”等，而并無“深刻”這一范疇，可誰證明過“意境”等范疇比“深刻”這一范疇來得低下呢？西方文學所依仗的“深刻”，我們也許能夠做到，但我們的“意境”西方人也一定能夠做到嗎？我們的文學批評為什么不從中國古代文論中進行話語資源的開發、去吸納精粹而獨到的見解并將其變為我們所認可的“標準”呢？

“文學創作已進入了現代形態，而對其加以批評，就自然必須要憑借具有現代性的理論資源”。這個提法更像是一個圈套。因為我們一旦承認了這一點，就等于承認了另一點：不具有現代性的中國古代思想，自然也就不能作為面對現代形態之文學的文學批評的理論資源。我不喜歡“自然”這個字眼兒。從理論上說，文學創作已進入現代形態，那么只有那些具有現代性的理論才可作為批評的資源，似乎是成立的，但卻不符合事實。首先，我們應當看到，文學創作并非都一律進入了現代形態；文學的現代性與時代的現代性并非是一種絕對的對應關系。我們甚至可以說，現代也未必只有所謂現代性，“現代”與“現代性”并不是同一的概念。現代即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倒常常顯示出與“現代性”的不和、背離與對立。就對文學藝術的要求而言，這個時代同樣甚至是在更大的程度上，依然歡迎古典的文學藝術形態。退一步講，即使屬于現代形態的那一部分文學，對其進行研究，是否就必須要求依賴于具有現代性的理論資源？“對現代形態文學的解讀就得使用現代性的理論話語資源”，這個看法顯然是可疑的，是一個邏輯上的把戲。其實，不管是何種理論資源，都不過是向我們提供一種讀法而已。對現代形態的文學，未必就一定要憑借現代性的理論話語資源進行研究。

我們現在的處境是否真的像當年有人判斷中國貧油那樣而理論貧困？我們到底還有無通過李四光式的執著探尋而擺脫理論話語資源貧困的可能？我們是否可以在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奮斗之后，不僅為自己創造足夠開銷的理論資源而且還輸出疆界供他人使用？理論資源的輸出象征著一個民族在這個世界上的必要性，意味著一個民族有著可與世界對話的能力，表現著一個民族應有的不愿寄生、享受他者而愿與世界一道共創天下、平分秋色的氣度。當年，莊子并不是面對他人的資源，而是面對造物主的天地人間，在穹隆之下進行了曠達無極的思考，為人類創造了用之不竭的精神資源。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始終提醒著我們要對文化自信的喪失有所警覺，從確立文化自信、掌握哲學社會科學話語權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地位和生存價值的高度，為建立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作了充分闡釋與論證。

我們在強調文化自信的時候，并不意味著我們是站在文化保守主義的立場上。狹隘的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已使中國在過去喪失了許多次與國際先進潮流對話、融會的機會，并使這個文明古國一度急劇衰敗，這一慘痛的教訓刻骨銘心。改革開放的中國，早已對“開放”一詞的含義有了透徹的理解。“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對未來”。《講話》辯證地完成了時代與歷史、民族與人類、中國與世界之間關系的表述，自始至終，既堅定地站在民族國家的立場上，又理路清晰地將民族國家放置于全人類范疇考量、定位，用開闊的世界性目光打量著中國的哲學社會科學領域。

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故事出自《煉金術士》，作者是一個巴西人。作品寫一個西班牙牧羊少年在西班牙原野上做了兩個內容相同的夢，夢中的情景是：在很遙遠的地方，一座金字塔下埋藏著一批財寶。這個異想天開的牧羊少年，決定追隨天意，以夢為馬，去遨游人生。他歷盡千辛萬苦，越過海洋，穿過沙漠，來到非洲，終于找到了那座金字塔。然而，他根本沒有發現財寶。此時來了兩個壞蛋，將他狠揍了一頓。當兩個壞蛋準備丟下他離去時，其中一個對他說：“你會活著的，因為我想讓你永遠知道，你是天下最愚蠢的人。兩年前，就是在現在這個地方，我也做了兩次內容相同的夢。我夢到，我應該到西班牙的原野上，去尋找一處破敗的教堂。在圣器室的位置上生長著一棵桑樹。我被告知，如果我在桑樹的根部挖下去，我將挖到一批密藏的財寶。但是，我不至于蠢到為了一個做過兩次的夢，而穿越整個沙漠。”那個人所說的地方，正是牧羊少年出發的地方。牧羊少年聽罷，雙膝跪下，仰望蒼天，熱淚盈眶。他重返他的西班牙草原，在他出發的地方，發現了一堆財寶。這是一個寓言性的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財富不在遠方，財富就在我們自己的腳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