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近五年的中國詩歌繼續在平穩中推進，在多元中發展，繁榮、多元、和諧、共生是詩歌發展的關鍵詞，以底層詩人為主體的非專業寫作成為近年的一大亮點。

當下詩歌問題也并不比以往時代要少。盡管詩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體的狂歡中變得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優秀的詩人可能被一擁而上的歡呼所淹沒。”

在被指認為文學閱讀碎片化的年代，近五年的中國詩歌繼續在平穩中推進，在多元中發展，在沉靜中開掘，在喧囂中分化。繁榮、多元、和諧、共生是詩歌發展的關鍵詞。尤其是新詩、舊體詩詞、散文詩、兒童詩出現共同長足發展的局面。其中，少數民族詩歌在關注各個民族獨特的文化傳統和地方性知識的同時也更為關注現實生活以及個體復雜的情感，整體呈現出絢爛多彩且風格各異的創作局面。同時，以底層詩人為主體的非專業寫作成為近年的一大亮點。

“回暖”與反思

近年來，詩歌在社會和公眾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變，受關注度和影響力也明顯擴大，但是研究者應對以上現象做出審慎的分析和判斷。

在碎片化、電子化閱讀語境下，詩歌寫作、閱讀和批評實現了即時性、交互性、日常化和大眾化。新媒體尤其是移動自媒體使得詩歌在寫作人數、傳播速度、接受面積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都出現了新變。而“媒體報道”的點擊率法則一定程度上對“詩歌現實”構成了巨大的虛構力量，使得帶有“新聞話題”、“娛樂效應”的詩人和寫作群體一夜成名，比如余秀華現象、底層詩人、紀錄片《我的詩篇》等。詩歌的跨界傳播，如劇場化、影視化、廣場化等成為令人矚目的現象。由此，詩歌在社會和公眾中的地位和形象有所改變，受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也明顯擴大，但是在詩歌“活動”已達高峰期的時候，研究者應對以上的詩歌現象做出審慎的分析和判斷。一方面是熱鬧的詩歌現場和詩歌文化的多元化，“大躍進”式的詩歌生產，頻繁的詩歌活動和獎項，詩歌刊物“回暖”，各種渠道出版或自印的詩集、詩刊、詩選的繁榮局面以及難以計數的微信群和詩歌公眾號；另一方面是新媒體和各種活動、獎項刺激下的寫作者的虛榮心和膨脹心理，而大眾對詩歌“讀不懂”的困惑以及對“個人化”、“圈子化”、“小眾化”的不滿仍然存在。

近年來，人們對詩歌的普遍觀感是重新“回暖”了，詩歌似乎又重新回到了大眾身邊。而詩歌如何有效地重建與讀者的密切關系，是詩歌界不斷探索和熱議的課題。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的文藝座談會中提到傳統詩歌和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孔子倡導的“不學詩，無以言”的詩教傳統在今天該如何傳承？北島編選的《給孩子的詩》、王小妮編選的《給孩子的詩》、葉開主編的《這才是中國最好的語文》（詩歌卷）、中國青年出版社《天天詩歷》的熱銷以及全國中學校園詩歌節、廣東小學生詩歌節，還有電視節目《詩歌之王》《中華好詩詞》《中國詩詞大會》等的熱播，都引發了文學界和教育界對詩教問題的反思。適合兒童和青少年閱讀的詩歌選本和相應的教材以及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高校推出的駐校詩人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詩歌教育的普及和校園詩歌文化建設。

“詩緣情”和“詩言志”

詩歌最難的在于知曉了世界的殘酷性還能繼續說出“溫暖”和“愛”，只有“怨恨”的詩學是畸形的，只有贊美的沖動也是可怕的。

詩歌既是幽微的心靈世界的復雜呈現，也是時代和社會主潮的揭示者。“詩緣情”和“詩言志”的傳統構成了詩歌發展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在“中國夢”、“一帶一路”背景下，在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工作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的指引下，近些年涌現出大量的高歌中國夢、傳播正能量、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主旋律敘事長詩、長篇政治抒情詩和組歌。其中代表性的詩作在抒寫重大主題和為人民抒懷的同時在詩歌的思想性、歷史感以及藝術架構、想象力和語言上均有一定的探索和突破。與此同時，同類題材的詩歌也存在著挖掘不深、空泛議論、浮夸抒情、缺乏生命體驗和真摯情感的弊端。近幾年以中青年為主體的軍旅詩歌寫作以愛國主義和英雄主義為宗旨，表現時代的重大主題，攜帶著生命體溫、情感熱度、思想深度、人文情懷和社會觀照。當然，軍旅詩歌創作也出現了一些“短板”，一些軍旅詩歌缺乏銳氣和擔當，缺乏有寫作難度和精神難度的撼動人心的大作品。

五年來的舊體詩詞在創作、文獻整理、理論研究和多媒體傳播、對外文化交流等方面都獲得了長足發展。舊體詩詞在繼承和創新中力求表達新的時代經驗，實現中國古典詩歌傳統的當代化和創造性轉化，顯示出日益旺盛的生機和活力。據統計，相關詩詞歌賦社團組織達3000多個，創作者分布在各個階層和年齡段。尤其是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70周年、建黨95周年、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等一系列重大活動，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代詩詞的繁榮發展。其中更為可喜的是，涌現了一批熱衷于古體詩詞并且帶有新氣象的“80后”和“90后”青年寫作群。借助于這些傳統的詩歌樣式，青年詩人煥發出了別樣的生機和精神景觀。他們更為關注的是傳統形式與鮮活的時代現實的對接，凸顯出了個人體驗、現實精神以及敢于創新的文體求變能力。

詩歌是面向未來的，而預寫未來的主體必將是青年一代。五年來，青年詩人成長速度的加快不僅與詩歌自身發展的日漸成熟和良好的詩歌生態有關，也與新媒體、自媒體所提供的交流平臺相關聯，詩人之間的互動和相互砥礪以及快速的詩歌傳播都打開了青年詩人的眼界。不過，必須提出青年寫作中存在的問題。一部分年輕詩人在詩歌寫作中存在“否定性的面孔”，詩人不能濫用了“否定”的權利，甚至更不能偏狹地將其生成為二元對立的極端。實際上，詩歌最難的在于知曉了世界的殘酷性還能繼續說出“溫暖”和“愛”。只有一種“怨恨”的詩學是畸形的，當然只有贊美的沖動也是可怕的。詩歌不能僅僅局限于“怨恨詩學”，除了表達不滿、怨憤和緊張感，詩歌中還有比這更重要的內容需要去發現、關注和抒寫。詩不是貼在這個時代的小廣告、匿名信和舉報信，它應該讓我們看到人群和現實中無比豐富的多層次性以及人類的整體命運和精神大勢。

“霧霾時代詩人何為”

日常現實和詩歌中的現實是兩回事，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真正的寫作者應該具有冷峻的“旁觀者”和水深火熱的“介入者”雙重身份，從而發現日常中“新鮮的詩意”。

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沒有詩，就沒有未來”，在他看來，詩歌無論是回應現實還是回避現實都是一種“奴役”。這一論斷自然有其道理，但是詩人如何能夠超越現實和當下而面向未來呢？詩人的寫作和“現實”沒有關聯嗎？顯然，記憶、現實和未來應該是三位一體的，是彼此接通、相互打開的。換言之，詩歌既不能成為“現實”的寄生物和二手貨，也不能成為完全抽離了現實體驗的空想和高蹈。由此，詩歌中的“現實”以及應該具有的超拔于現實之外的想象能力和“修遠視野”正是考察這五年來詩歌的一個入口或切口。

時代的發展、生活的巨變對詩歌構成了嚴峻考驗，也為有作為的詩人敞開了廣闊天地。詩人對現實尤其是社會焦點問題和公共事件的關注從未像今天這樣強烈而直接，這一定程度上與媒體開放度有關。而對生存問題的揭示、對生態環境的憂慮、對民生問題的反思正印證了當下最為流行的話——“霧霾時代詩人何為”。而當下對“詩人與現實”、“詩歌與生活”等問題的爭議使得寫作者對“現實感”的理解發生分歧。一部分詩人強調詩歌的“介入”、“見證”、“及物”，強調應該站在現場和煙塵滾滾的生活面前，感受生活的殘酷性；另一部分詩人則認為詩歌應該保持獨立性、純粹性和個體主體性，應該重新對“生活”、“現實”、“時代”進行衡估和再認識。無論是現代詩還是舊體詩，詩人都必須面對一個“傳統”，即詩人如何通過語言、修辭和想象來面對一個時代的現實。由五年來詩歌寫作中的“現實抒寫”，我們注意到日常現實和詩歌中的現實是兩回事，詩人所理解的現實也是多層面的、差異很大的，任何執于一端的“現實”都會導致偏狹或道德化的可能。真正的寫作者應該是冷峻的“旁觀者”和水深火熱的“介入者”的雙重身份，從而發現日常中“新鮮的詩意”。

中國目前有3.1億的農民工，有2000萬在寫作，有100萬的一線打工詩人。現代性的城市化景觀在帶來了時代美好前景的同時，也給一部分詩人的寫作帶來了“鄉愁”，最具代表性的是近年來以廣東（珠三角）和云南為代表的詩人群落。廣東因為經濟原因成為“打工大省”“移民大省”，涌現出了大批外出務工者的“異鄉”寫作，如楊克、鄭小瓊、許立志、郭金牛、謝湘南、烏鳥鳥等。與此相對的則是較為偏遠的“西部高原”，一部分詩人在“故鄉”生活和寫作。他們感受到的是日新月異的新時代巨變以及隨之生發出的對現代性的反思，比如于堅、雷平陽、樊忠慰、艾傈木諾、王單單等，都在詩歌中重建了文化的鄉愁、地方性的想象和差異性的現實感。

詩人與日常生活和社會現實之間的緊密關系使得詩歌的現場感、及物性得到很大程度的提升，與此同時詩歌的題材化、倫理化、道德化和新聞化也使其思想深度、想象力和詩意受到挑戰。深入探討詩歌與現實的關系對于深入研究和解決當下詩歌寫作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引導現代新詩的健康發展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詩學價值。

女性詩歌與長詩寫作

近幾年來，大批年輕女性詩人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素和寫作方向。

對于長詩寫作而言，最大的難度不僅來自于空間和時間，更來自于抒情主體的個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敘事性之間的平衡。

當下的女性詩歌已經漸漸祛除了偏激的精神疾病的氣息，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想象中舒展出內心的潮汐冷暖。或者可以說，這些女性的聲音不再像以往那樣尖利，而是在靜水流深中閃現的幽微光芒和閃電。但問題是，當下的女性寫作者之間的面目越來越模糊，盡管女性的精神世界已經足夠豐富，女性在文字中也能發揮出感性和想象的才能，但是正是因為了缺乏一種精神提升的力量和開闊的視野，女性寫作呈現出窄化和自我迷戀的趨勢。近幾年來，大批涌現的年輕女性詩人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嶄新的精神質素和寫作方向。我們由此看到了一個個別致而充滿差異性的女性花園，花園里每夜都有人在講著屬于個人的故事。女性詩歌仍然在不同程度延續了“個人情感”寫作向度的同時進一步打開了詩歌的空間。在女性獨白的幽微閃電的照徹下，我們還要注意女性寫作中的生命意識、歷史意識、生存意識、生態意識以及現實經驗。尤其是翟永明、藍藍、路也、海男、安琪等以生態、歷史、戰爭和精神自傳為題材的長詩寫作，提供了女性寫作的另一種景觀和可能性前景。

長詩寫作在這五年來獲得了長足的發展，無論是敘事詩還是一般意義上的長詩都展現了當代詩人綜合寫作能力的提升。對于長詩寫作而言，最大的難度不僅來自于空間和時間，更來自于抒情主體的個人化想象能力，以及抒情性和敘事性之間的平衡。代表性文本是吉狄馬加的《我，雪豹……》《致馬雅可夫斯基》、西川的《萬壽》、歐陽江河的《鳳凰》、翟永明的《隨黃公望游富春山》、孫文波的《長途汽車上的筆記——感懷、詠物、山水詩之雜合體》、柏樺的“史記”系列、周倫佑《后中國七部書》、蕭開愚的《內地研究》、雷平陽的《去白衣寨》、陳先發的《九章》、楊鍵的《哭廟》、王明韻的《長愛歌》、道輝的《大呢喃頌》、胡弦的《蝴蝶》等。這些長詩文本無論是在個體精神的復雜性、思想的深度、歷史的個人化、現實體驗，還是在寫作技巧、修辭策略上都體現了探索精神和實驗意識。

陣地建設與理論批評

詩歌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的交流活動，使詩歌譯介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詩歌批評和理論領域，青年一代以鮮活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研究領域成為生力軍。

詩歌的跨語際、跨文化、跨國別的交流活動近幾年呈現繁多的局面，除了各種國際詩歌節和交流活動之外，中國作家協會創研部的對外翻譯工程（含少數民族文學的對外翻譯）、北師大的國際寫作中心以及磨鐵圖書公司的“詩人互譯”工程以及不斷涌現的“詩人翻譯家”，如西川、王家新、陳黎、李笠、黃燦然、汪劍釗、田原、高興、樹才、李以亮、桑克、程一身、伊沙等，使得近年的詩歌譯介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

詩歌批評和詩歌理論上成績不俗。尤其是在新詩百年之際，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中國詩歌學會、中華詩詞學會、中華詩詞研究院、中華詩詞網、中國詩歌網以及首都師范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東吳大學等高校的詩歌研究機構以及《詩刊》《星星詩刊》《揚子江詩刊》《中華詩詞》《中華辭賦》《中華詩詞研究》等刊物主辦的相關研討會、推出的研究文集、報告和專著均取得建設性成果，如《中國詩歌通史》《中國新詩編年史》《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理論史》《中國現代詩學叢書》《中國新詩研究論文索引》《中國詩歌現代性問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等等。此外，中國作協創研部、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和江蘇作協聯合舉辦一系列“中國新詩百年論壇”活動對詩歌的傳統、現代性、本土性、地方性、語言、形式建設、翻譯、批評和理論、少數民族寫作等問題進行了富有成效的討論。而近年來涌現的以“70后”和“80后”為主體青年詩歌批評家姜濤、張桃洲、胡續冬、李潤霞、冷霜、王敖、楊佳嫻、楊宗翰、孫良好、胡亮、楊慶祥、張定浩、何同彬、劉春、劉波、陳衛、陳均、張偉棟、崔勇、茱萸、熊輝、易彬、盧楨、王東東、顏煉軍等以蓬勃的激情、鮮活的研究方法以及多元化的研究領域成為詩歌理論建設的生力軍。

對于詩歌的來路、當下以及未來，我們有理由相信漢語詩歌正在不斷成熟和快速發展，但是也要注意“時間神話”和“文學進化論”的危險，當下詩歌問題也并不比以往時代要少。盡管詩歌的交流渠道正在新媒體的狂歡中變得如此便利和快捷，但是仍有優秀的詩人可能被一擁而上的歡呼所淹沒。由此，觀察、發現、再造、冷靜、深入、沉潛，是我對當下詩人的期待。

來路正長，時間會收割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