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進入新世紀以來的文學批評，因社會環境的劇烈變動，文學內部的深層異動，面臨著接續不斷的嚴重沖擊，遇到前所少有的巨大挑戰。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這種情形描述為：一個相對滯后的批評，在面對一個不斷更變的文學；一個相對萎縮的批評，在應對一個不斷放大的文壇。但事實上，文學批評家們并沒有為之氣餒，文學批評也沒有止步不前，仍然在審時度勢中不斷調整，依然在左沖右突中奮勉前行。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10月發表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其中對于文藝批評的評估與批評、要求與期望，既給批評家們極大的震撼，也給文學批評以極大的激勵。文學批評界在學習講話和領會精神中，反觀批評的現狀、反思批評的問題，使得批評的自省與自審，成為振興文藝批評的內在動力，文學批評在許多方面都呈現出新的面貌，體現出新的進取。

新作評介與年度綜述體現的現場感

文學批評有許多方面，有很多任務，但最為重要的，是對當下創作的最新成果及時地予以品評，對一個時期的創作情形進行概要地梳理，使作家悉心創作的文學新作、一個時期的創作概貌，經由批評的回應與概括，使人們看到當下作家創作的最新收獲，近期文學創作的最新動向。這也使得批評在與創作相隨相伴行進的同時，強化了介入性，增進了現場感。

長篇小說因為篇幅較大、分量較重，一向為文壇內外所廣泛關注，而對年度長篇小說新作的跟蹤評介，也成為文學批評的一個重點。2014年到2015年間，一些小說名家先后推出自己的長篇新作，其中一些作品在鄉土中國的變遷、鄉土倫理的嬗變方面，既突破了作家以往的創作，也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鄉土文學的寫作，如賈平凹的《老生》、關仁山的《日頭》、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孫惠芬的《后上塘書》、遲子建的《群山之巔》等。在這些作品甫一發表，便有李星、陳曉明、謝有順、雷達、胡平、范詠戈、汪政、周景雷、潘凱雄、孟繁華等人評論上述作品的文章跟隨而來，以自己的閱讀感受對這些名家新作給予了精到的解讀。這一時期，那些直面當下都市現實，書寫人們的精神困惑與情感疲憊的作品，批評家們也都一一看在眼里，并用不同視角的閱讀體會給出了自己的批評解說。如雷達、陳福民等人評論閻真的《活著之上》，孟繁華、陳曉明、岳雯、牛玉秋等人評論王躍文的《愛歷元年》，孫郁等人評論寧肯的《三個三重奏》，彭敏等人評論徐則臣的《耶路撒冷》等。

文學批評的要義是發現好作品，有些作者聲名并不顯赫，但作品確實讓人眼前一亮，也會進入批評家的視野，并得到相對充分的肯定。2015年間，陜西的陳彥寫作了長篇小說《裝臺》，作品在小人物的寫作上卓見新意，先后有多篇評論予以推介，如李敬澤、雷達、李星等人的文章。《裝臺》甫一出版，便廣受關注，這種集束式的評論推介顯然起到了作用。

2015年8月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揭曉之后，有關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與作品的評論，在一個時期形成熱點。這里既有評論具體作家作品的，也有從茅獎獲獎作品來觀察長篇小說發展的。獲獎作品何以成為精品，獲獎作家何以形成獨特風格，在這里都有細切的閱讀與精到的評說。2012年到2016年間，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劉慈欣榮獲雨果文學獎，曹文軒榮獲安徒生文學獎，其間都有為數不少的評論文章及時跟進，評說作家獲獎的根據與緣由，論述作家創作的成就與特色。這些評論，以對獲獎作家與作品的細致閱讀與集束論評，使文學批評起到了解讀文學精品，引導文學創作的積極作用。

因為各類創作的數量越來越多，作品的發表、出版與一定的年度相關，年度文學創作的宏觀考察與整體綜評，就顯得越來越重要。在這方面，小型的年度報告，有中國作協創研部撰著的《年度中國文學發展狀況》。這個從2012年做起的文學發展報告，從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活動三個大的方面，對年度文學創作、文學理論批評和文學活動等，進行了鉤玄提要式的描述，帶有年度文學大事紀要的特點。大型的年度文學報告，有白燁主持的課題組撰著的《年度文情報告》（也稱《文學藍皮書》），這個起始于2003年的文情報告，分10個專題，從各類創作到理論批評，從文學聲音到文壇資訊，都有較為全面的記述與概要的反映。因注重資訊的以點帶面，綜述的宏微相間，具有年度文學總盤點的性質。除去這兩份出自團隊作者的年度文學報告，出自個人之手的年度文學創作綜述，也逐步增多，蔚為大觀。

現象捕捉與傾向評析中的問題意識

這些年來，在一些作家作品的論評中，一些批評家力求透過現象看內在，循著傾向找問題，使得他們的評論文章都不同程度地體現出一定的問題意識，其所論問題也給人們造成了強烈的印象。如賀紹俊先后發表的《以文學介入中國經驗的闡釋》等文章，在論述近期的長篇小說創作時，著重從“中國經驗“的角度，發現作品的精神內涵與思想價值，使得作者自覺不自覺地隱藏在長篇小說中的思想追求，既得到了一定的闡發，又得到了鮮明的張揚。如洪治鋼的《論新世紀文學的”同質化“傾向》，從創作中人們習焉不察的作家的自我重復與相互襲仿，揭示出優秀作品所以稀少的原因，是由于作家精神的懶惰化和寫作的慣性化導致的“同質化”。既解析了作品“同質化”的內在原因，又提出了“主體意識自覺”的有益建言。在第九屆茅盾文學獎揭曉之后，一些評論家就長篇小說現象進行的思考，從宏觀層面提出了一些值得人們關注的問題。如楊楊的《長篇小說之“長”》，針對有一些長篇小說字數越寫越多，篇幅越拉越長，指出長篇創作事實上存在的“馬拉松式”寫作傾向。這些作品雖然越來越長，但卻“并沒有帶來文學的驚喜，而是恐懼和擔憂”。由此，他認為，“文學寫作變得長篇化、巨量化”，“已成為當今中國文學面臨的主要問題”。而同樣是著眼于長篇小說創作，汪政的《長篇小說的輕與重》，從一些“70后”作家的小故事結構、小規模敘事入手，談到“輕質小說的創作”，已成為長篇創作的主要取向。他經由一些作品文本的具體分析，指出：“一種新的輕質小說美學已經形成”。這也向人們表明，長篇小說創作的多樣化，已是一個基本的定勢。這些文章從現象出發，由作品立足，而從中捕捉到的問題，論析到的因由，卻關乎到總體的長篇小說創作乃至整體的文學創作，很令人深長思之。

在近年來的文學批評中，在觀現象、察傾向方面做得較為出色也較有影響的，是批評家雷達。雷達依憑著厚實的理論功底與敏銳的審美觸覺，常能在紛紜的事象中發現現象，在氤氳的現象中捕捉傾向，文章所談話題既契合著現實的創作實際，又觸摸著切實的文學時弊。他近年來在《文藝報》開辟的“雷達觀潮”專欄，就典型地體現了他的這一批評特點。這個專欄從去年到今年，連續推出多篇話題性文章，如《從“鄉土中國”到“城鄉中國”》《文學與社會新聞的“糾纏”及開解》《反思閱讀方式的巨變》《面對文體與思潮的漫泛》《慢說“非虛構”》《文學批評的“過剩”與“不足”》《關于文學批評的幾條標準》等等。這些文章所抓取的現象，所觸及的問題，從文學的社會環境、文化氛圍到創作的矛盾、閱讀的異動、批評的難題，都是當下文學中切實存在而又未能引起重視的。經由他如此這般的給予描述和加以評析之后，現象凸顯了、問題嚴峻了，而他滲透在其中的評說與見解，也總能給人一定的新的啟迪，或引發人們的再度思考。

文學批評家中，另一位具有較強問題意識的是孟繁華。他在2012年間曾以一篇《鄉村文明的崩潰與“50后”的終結》觸及到時下較為敏感的鄉土寫作傳統與“50后”的寫作狀況的評估問題。他認為當下的文學創作，事實上已經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那就是：傳統的鄉土文明日益為全新的都市文明所替代，代表了鄉土寫作傳統和舊的文學意識形態的“50后”，應該讓位給對這個時代的表征與精神做出有力表達的“60后”、“70后”。這樣的一個斬釘截鐵的論斷，因為稍顯簡單一度引起不小的爭議。在綜述2015年的短篇小說創作情形時，他以《無處不在的情義危機》為題，以他讀到的小說不約而同地“缺情少意”，得出了“這種沒有約定的情感傾向的同一性，不僅是小說中情義危機，而且也昭示了當下小說創作在整體傾向上的危機”的結論。這些論斷因為以極而言之的方式表述出來，常常會引起一定的爭議，但它實際上以自己的方式揭示著一種真相。而引起爭論本身，也引發了更多的人們關注傾向，探討問題，對于引申人們的思考，活躍批評的氣氛也都大有裨益。

網絡文學相關問題的研探漸趨深入

網絡文學的研究是隨著網絡文學的市場拓展與寫作進展逐步展開和推進的。一開始，關注與熱議網絡文學的主要是來自傳統文學領域的研究者與評論家。既有的文學觀念使得他們的看法不免帶有以傳統的眼光打量網絡文學的明顯特點。后來，隨著一些研究者對于網絡文學作家創作的持續跟蹤與文本閱讀，一些出自傳統文學領域的專家學者逐漸在網絡文學研究上取得一定的成果，并在網絡文學批評上獲得了一定的發言權。從目前初步形成的格局看，當前的網絡文學研究已大致形成五個重鎮，并分別以中國作協“中國作家網”、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南大學文學院、杭州師大動漫學院、山東師大文學院為團隊代表，他們各自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并業已形成各有側重的研究特點。而在網絡文學研究刊物方面，創辦較早影響也較大的，先后有廣東作協主辦、花城出版社出版的不定期的《網絡文學評論》，浙江作家協會、浙江網絡作家協會主辦的《華語網絡文學研究》（不定期，已出1、2期）。2016年9月，廣東作協經有關方面審核批準獲取了《網絡文學評論》的正式刊號，使得此刊成為國內第一種網絡文學評論的紙質傳媒。

在網絡文學研究中，一些研討會起到了溝通信息、交流意見和推進研究的重要作用。如2014年6月，由中國作協創研部與人民日報社文藝部舉辦的“網絡文學再認識”的研討會。2014年7月，由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全國網絡文學重點園地工作聯席會議、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光明日報社文藝部共同舉辦的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尤其是在2015年9月、2016年9月，分別于上海、廣州舉辦的首屆和第二屆中國網絡文學論壇，網絡文學的寫作者與研究者，經營者與管理者等各個方面的人士齊聚一堂，跨界交流、相互溝通，在網絡文學的許多重要問題上都形成了一定的共識，取得了豐富的收獲。

在網絡文學研究中，談論較多的是網絡文學的特性問題，馬季認為，網絡文學具有文學性與商業性的雙重身份。20世紀末以來，以互聯網為傳播媒介的信息革命，不僅改變了人們的閱讀方式，而且逐漸改變了人們的生活習慣和思維方式。新世紀文學的空前變化，從表面看似乎源自網絡文學的蓬勃興起，本質上卻是信息革命引發的文化價值系統的轉型和重組。邵燕君從媒介新變的角度來看網絡文學的發生與發展。她認為，嚴格來說，網絡文學并不是指一切在網絡發表的文學，而是在網絡中生產的文學。在“網絡性”的生產過程中，粉絲的欲望占據最核心的位置。網絡文學不僅是文學研究的對象，更是文化研究的對象。追蹤網絡文學的潮流新變，可以觸摸到國民的精神脈搏和心理趨向。要建設具有價值觀引導性的主流文學，也需要從研究網絡文學的快感機制入手，摸索寓教于樂的新途徑。

2015年間，網絡文學研究的話題又有新的拓展，如邵燕君的《媒介融合時代的“孵化器”——多重博弈下中國網絡文學的新位置與新使命》探討網絡文學在各種壓力下保持“自主力量”的可能性。黃發有的《網絡文學的本土文學傳統》則在西方文學與文化的主導性影響下，探求網絡文學與本土文化建立內在關系的可能性。馬季的《網絡文學的三個變量》從受眾層面、審美層面和表現方式三個方面，觀察了網絡文學以特有的語言消解文學的傾向與問題。而千幻冰云的《IP對網絡文學發展的影響》、夏烈的《從中國故事到中國IP——網絡文學的新境界和新使命》聚焦于當下最為熱門的IP概念，由知識產權的新角度探討IP對于網絡文學的全面推進。顯而易見，網絡文學的研究與評論，較之過去，數量上有較大增長，質量上也有顯著提升。

批評的現狀反思與問題自省

進入新世紀之后，由于文藝觀念的趨于多元，文學創作的日益多樣，文藝批評既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自身也需要隨著新的文藝時代適時新變。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既對文藝批評的作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對文藝批評的現狀提出了一些嚴厲的批評。這些有關文藝批評的意見與精神，進而促使文藝批評界對于文藝批評現狀進行自我檢省與自我批評。

談到文藝批評如何改變當下的現狀，一些論者首先提到要真正回到文學現場，密切聯系創作實際。錢小芊在《結合文學創作展開文學批評》的文章中，以博鰲文學論壇為例，論說了關注中國經驗、介入文學現場開展文學批評的可行性與重要性。他指出，文學評論應在借鑒吸納人類豐富經驗的同時更多地關注中國經驗、中國傳統、中國現實。面對我國文學創作生產活躍、內容形式豐富、風格手法多樣的新現實，文學批評應該“及物”、“中的”、褒優貶劣、激濁揚清，評論家也要走出書齋深入生活，面對中國當代變革中的新鮮經驗，自覺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為指導，從中國文學發展實際出發，運用歷史的、人民的、藝術的、美學的觀點評判和鑒賞作品，在藝術質量和水平的評判上敢于實事求是，對各種不良文藝作品、現象、思潮敢于表明態度，在大是大非問題上敢于表明立場，說真話、講道理，把好文藝批評的方向盤。

文學批評的自省，涉及到文藝批評領域的方方面面。首先的一個問題，依然是對于存在的主要問題的把脈與診斷。因為角度不同，對于問題的看法也不盡一致，但大致都指向著批評的錯位、批評的失衡、批評的不及物等現象。雷達在《文學批評的“過剩”與“不足”》一文里指出批評的矛盾與尷尬在于一方面“過剩”，一方面又“不足”。黃力之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審視文藝批評的弊病，他在《文學批評主體性的闕如與濫用》一文中指出現在文藝批評的問題，一方面是批評者主體性闕如，另一方面是濫用主體性。

文藝批評要有批評精神，是文藝批評現狀反思中的另外一個焦點。朱輝軍在《文藝評論要有批評的鋒芒》的文章中指出，人們不滿于文藝批評的，主要是批評缺乏批評的鋒芒，不能對文藝作品、文藝思潮、文藝現象等做出鞭辟入里的分析，給人以茅塞頓開的啟迪。因此，改進文藝評論，首要的就是應恢復其批評的鋒芒，重建其在公眾心目中的權威。曾慶瑞在《好的文藝批評也是剜掉文藝爛蘋果的正義之劍》的文章里發表了相近的看法。他認為，有些號稱“文藝家”的人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沾滿銅臭氣……治理這種亂象，和威力無比強大的“法治”一樣，文藝批評同樣可以大有作為。

在對文藝批評進行自省的同時，一些批評家還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就文藝批評需要予以特別重視和著力加強的方面提出了許多建議與建言。如龐井君在《文藝評論工作急需加強頂層設計和工作布局》里提出，推動文藝評論繁榮發展既需要從戰略上做好“頂層設計”，又需要從理論、組織、陣地、人才等各方面扎實推進工作。劉川鄂在《文學批評的文體與批評的有效性》一文里提出重塑文學批評的文體意識，增強文學批評的權威性；通過各種綜合性的工作，提高文學批評的有效性。李云雷在《文藝需要爭鳴》的文章里，提出需要開展文藝爭鳴的問題，他認為，中國當代文藝的發展面臨著重大機遇，也面臨著諸多問題，要以文藝爭鳴的方式表達出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進行平等的學術討論，“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能為當代文藝發展提供不同的可能性。樊星在《良好的批評氛圍需要各方共建》的文章里提出文藝批評需要建立良好的氛圍，這既需要作家養成豁達的胸襟、評論界遠離不正之風，也需要有關管理部門吸取前車之鑒，以寬容的胸懷營造百家爭鳴的良好氛圍。楊慶祥在《文學批評的文化責任》一文里提出拋開西方強加于我們的自我認知，找到新的方法論，建構具有中國視野或者中國立場的文學批評。劉大先也在《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中提出，要重提文學批評的中國視野，這一方面是要接續中國文學批評主體性歷史建構的“未完成的規劃”，另一方面則是走出文學批評的封閉圈，讓文學回到生活之中與現實發生互動。這兩者實際上都指向了一種瞻望中國文學批評未來前景的企圖。如許角度不同又自有見地的意見體現了批評家自我反省的多維與多向，也表明了文藝批評需要從多個方面予以改進與加強。

批評建設中的新刊創辦與新人崛起

作為文學事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翼，文學批評既需要即時性的活躍，又需要持續性的發展。而這種“活躍”與“發展”就必然涉及到批評刊物的建設與批評新人的培育。而在這兩個重要方面，這些年已取得了顯著的進取與可喜的成績。

在文學批評刊物方面，無論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創辦的《文藝報》《文學評論》等，還是新時期之后誕生的《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小說評論》《當代文壇》《南方文壇》《上海文化》《名作欣賞》《揚子江評論》等，在不同文學時期都以堅定的持守、明亮的聲音為當代文學的繁榮與發展起到了保駕護航的重要作用。這些年，這些批評刊物均把當代文學現象觀察、重要作家作品評論、新人新作推介作為自己的主要任務，共同鑄就了當代文學批評多樣的園地與堅強的陣地，給文學批評提供了表現的舞臺與交流的平臺。

特別引人注目的，是2015年間，《中國文學批評》與《中國文藝評論》的相繼創刊。《中國文學批評》季刊由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主辦。該刊以理論探討和文學批評兩大方面為主，在文學批評方面，在當代作品的評論之外，還開辟了“當代作家評論小輯”，相繼推出“關仁山評論小輯”、“王安憶評論小輯”，對于重要作家結合新的創作進行系統觀照與深入解讀。近期該刊還圍繞美籍華裔學者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涉及的文學史觀，組織專欄文章進行研討，體現出在文學史觀的反思上激濁揚清的鮮明傾向。《中國文藝評論》月刊，由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主辦。該刊面對的領域涉及到藝術的方方面面，但不少話題都與文學有關，如話劇《白鹿原》的改編，網絡時代的文藝批評等，都從文藝領域的宏觀角度提供了有益于文學批評的重要資訊與豐富營養。在批評新刊的創辦上，前些年還有山東的《百家評論》，今年湖北的《長江文藝評論》。這些都表明文學批評的期刊建設，一直是在持續發展、穩步前行的。

文學批評因為需要綜合性造詣與實踐性積累，要求較高，難度較大，出新人也較難。這種情形，與文學創作新人層出不窮，從“30后”到“90后”七代人同臺演出相比，文學批評的隊伍顯得有些勢單力薄，后續力量明顯不足。文學批評的這一顯見的弱環與短板，在近幾年因為重視批評隊伍的建設和強化批評新人的培育，一批新人脫穎而出，加入了批評的合唱，較前有了一定的增強與明顯的改善。

在文學批評新人的培育上，重點大學的文學教育與研究生培養，中國作協與地方作協的青年批評家培訓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促動作用，其中尤以中國作協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計劃，《南方文壇》的“今日批評家”專欄，用心用力最多，起的作用最大。這種不遺余力的扶持，加之批評新人自身的努力，批評新人在這些年有如雨后春筍，茁壯成長。目前，活躍于文壇的年輕批評家，既有出道較早的“75后”、“80后”群體的批評新秀，如黃平、金理、金赫楠、劉濤、劉大先、霍俊明、張定浩、黃德海、何同彬、傅逸塵、饒翔、周明全等人，又有近年涌現出來的岳雯、王敏、項靜、陳思、徐剛、叢治辰、王鵬程、李振、馬兵、方巖、楊輝、楊曉帆、劉芳坤、黃相宜等人。他們的批評表現出年輕一代特有的銳氣與生氣，關注新的創作形態與新的文學代際，新的文壇話題，逐步與比他們年長的批評家們拉開距離，并顯示出他們自己的優勢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