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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藝術,在一代代的美術家和莘莘學子的研習與傳承中,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關山月、葉淺予、吳作人、董希文、常書鴻……這些中國美術史上的大家都曾到過莫高窟“面壁”苦修,精研造型。之后又有源源不斷的美術家和美術院校師生繼續前輩的道路,在汲取養分的同時進行開創性的探索。正于太廟美術館展出的300余件名家臨摹作品和當代美術家多元形態的視覺藝術作品恰好將一輩輩藝術家對敦煌藝術的追溯、臨摹、重新詮釋與創新展示給觀眾。
由中央美院、北京市總工會、敦煌研究院主辦的展覽“文明的回響(第一部) :穿越敦煌”將持續至3月16日,不僅展出了古代壁畫的臨本和老一輩藝術家真實再現古代絲綢之路上經貿、文化交流場景的臨摹作品,以當代審美重新詮釋千年敦煌文明的作品也貫穿展覽“鑿空” “飛天” “司樂” “供養” 4個篇章。不同媒材、不同形式的水墨、雕塑、裝置、影像、服裝設計等作品交匯并置,超長體量的當代藝術作品被懸吊于殿堂高處,古代建筑空間與藝術家的創造發生奇妙的組合關系,充滿了視覺上的沖擊與律動。
因讓雕塑可伸縮而被人熟知的紙雕藝術家李洪波繼續將“拉伸”“扭轉”的動態語言應用于他的作品《無形無相》中,擷取了黃土的色調,延綿的紙雕在墻面上層疊、盤繞的形態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敦煌飛天圖式,兩者的姿態和意境皆是異曲同工。
在敦煌洞窯中曾涌現出大量展現浪漫藝術想象的樂舞壁畫,印證了中西方禮樂文化傳統相互激蕩、共生發展的歷程。跨界藝術家譚盾用他的裝置藝術品《聲音地圖》回應了這一主題,兩個懸掛于墻上,蘊含著“天圓地方”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方形CD播放器,以相同的速率不停地旋轉著,專輯《水樂之復活之旅》中的兩個片段,像墻面背景上“流淌”出的文字,在某一點“交匯” 。譚盾在視頻采訪中將兩部音樂作品的手稿比喻為絲綢之路的兩端,既象征不同宗教文化背景下的神明——佛陀與耶穌,也象征著蘊育出不同人類文明的東方與西方,它們被聯結起來形成的千年的聲音地圖,正像是千年的絲綢之路。
同樣跨界的女藝術家艾敬,帶來了她的兩件裝置作品《生命之樹》和《每一扇門里都有鮮花》 ,由數萬雙一次性筷子塑造的枯樹上沒有果實,沒有萌芽,但枝椏卻分明地向上生長,站在枝頭的鳥也預示著生命的到來;半敞的斑駁的木門后,嬌艷綻放的花朵簇擁著吐露出生命的鮮活。盡管她演繹的對象不是敦煌藝術中參禪悟道的佛祖菩薩,但作品對時光、生命的觸摸,依舊蘊含著佛家哲學思想中循環往復、生生不息的意念。枯萎與綻放——花期的輪回也將在展期中不斷循環,據艾敬介紹,門后的鮮花需要每三天更換一次,而木門則是從歐洲帶回來的“有故事的”清代木門,正是她需要的“有經歷的門” 。
中央美院實驗藝術系副教授鄔建安創作的《鹿王》為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留下了深刻印象, “遠看像是九色鹿油畫,近看卻是無數細小的剪紙重重疊疊拼貼成九色鹿,而每一張剪紙又有不同的造型。 ”鄔建安試著將敦煌鹿王壁畫中具有獨特視覺魅力的元素融入民間剪紙藝術,他說: “敦煌文化中有很多與倫理相關,具有美學震撼的故事,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東方的簡潔和優雅,我盡可能地將這些深深觸動我的能量植入自己的創作之中。 ”
可以看到,當代藝術家以獨特的視角和個性語言為傳統藝術注入了新的生機。鄔建安認為,當代藝術重新詮釋經典文化時會出現一些流于表面的、符號化的問題,主要是“獵奇心態”導致的結果,因為一些人不確定傳統文化資源的意義,所以必須經過轉譯,將可以安插在西方主體結構框架中的要素提煉出來,作為等待嫁接的符號。但參展作品多是傳統精髓與當代藝術風貌相結合的誠意之作。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當代藝術家們正努力走出面對本土文化傳統的“獵奇心態” ,嘗試建立一種新的主人翁意識。這種新型主人翁意識會突出地表現為“對作品預設語境的自信” 。
今天,當我們探討與實踐敦煌藝術的“古今交融”時,中央美院院長范迪安認為確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藝術家不僅要臨摹敦煌藝術的形象,更重要的是感受敦煌藝術的特征,向傳統進行更多的探索和取用。擁有本土文化的精氣神、觀念和語言,把握對傳統研究的目標和方法,尤其是掌握中國人自己的觀察、感受世界的方式。這是當代藝術家探討傳統文化資源與現當代藝術創造之間的關系時的一道準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