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茅盾文學獎

獲獎作品《冬天里的春天》

1982年，北京人民大會堂，首屆茅盾文學獎授獎大會會場。

　　《冬天里的春天》（第一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小說以革命干部于而龍重返故鄉石湖的三天兩夜經歷，回溯、對照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后17年到“文革”和粉碎“四人幫”長達40年的斗爭生活，表現了“春天在人民心里”的主題。主人公于而龍抗日時期是石湖游擊隊的隊長，新中國成立后是某大型軍工動力廠廠長兼黨委書記，他重返故鄉是要為他的亡妻、游擊隊指導員蘆花40年前不明的死因解謎，找出打黑槍的兇手。于而龍和蘆花當年都是石湖貧苦的漁民，為了還高門樓王家的債，于而龍喝了藥酒到冰湖中捉鯉魚險些喪命。他們在黨的指引下毅然舉起了革命的火把，與高門樓王家斗，與日寇、湖匪斗，出生入死戰斗不息。于而龍后來又作為騎兵團長，馳騁在解放戰爭的戰場；作為第一批創業者，在沼澤地里建起了大工廠。可是他的結發妻子早在40年前就不幸犧牲。蘆花有著異常堅定和敏感的階級感情，她與高門樓王家有著不共戴天的階級仇恨。她像一尊威嚴的戰神，把王家老大的頭顱擲在老二王緯宇的面前。王緯宇則是混進革命隊伍的階級異己分子，幾十年來一直隱藏在于而龍身邊搗亂，表面上卻假裝“革命”，刨掉自己父親的墳墓，用血寫入黨申請書，開口閉口是“階級斗爭”，又利用游擊隊的求勝心理作出錯誤決定，險些使全隊覆滅。在工廠又搞什么“紅角”，凡事“左”三分，最后他劊子手的面目終于被揭露了。小說時序顛倒，歷史和現實穿插，情節撲朔迷離，更增加了它的藝術魅力。

　　李國文，1930年出生于上海。念過戲劇學校當過文工團員，去過朝鮮戰場，做過文藝編輯；1957年因寫小說《改選》，被劃過“右派”。1979年又寫小說《月食》，重新回到文壇，此后出版過長篇小說《冬天里的春天》《花園街五號》《危樓記事》和中短篇小說集《第一杯苦酒》《沒意思的故事》《電梯謀殺案》《涅槃》《潔白的世界》，作品獲茅盾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多種獎項。并著有《罵人的藝術》《苦瓜苦瓜》《尋找快樂》，《說三道四》《淡之美》《十字路口》《紅樓非夢》以及《重新評點〈三國演義〉》《莎士比亞傳》等書。曾任《小說選刊》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專業作家。

一

　　聽說《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有一部關于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家的訪談錄，即將問世，這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

　　從20世紀80年代初，準確地說，是1981年3月24日，茅盾先生致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的信開始，直到21世紀的今天，若要談起三十多年來的中國文學，必然涉及長篇小說，必然繞不開自1982年首屆起、至今九屆的近50部茅獎作品，這些長篇小說（包括那些遺珠之憾的未能獲獎的作品），實際上可以看作新時期文學30年的縮影。她的這部研究茅獎的專著，等于打開當代中國文學之門，使我們得以登堂入室，品評賞鑒，起到嘗鼎一臠、窺斑知豹的作用，所以，值得期待。

　　平心而論，這些獲獎作品，并非統統都是實至名歸、足以傳世的上品佳構，用平庸之作與精粹之作并存、泛泛之作和優秀之作同在來概括的話，大概接近于準確。因此，對參差不齊、難以盡美的現象，也不必求全責備。中外古今、歷朝歷代，凡文學作者的結群，凡文學作品的組合，薰蕕同器，良莠不齊，是可以忽略不計的常規現象，一點也用不著奇怪。我的獲獎作品《冬天里的春天》，自然屬于平庸和泛泛之作中的一部，而且可以預料，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學的演化，作家和評論家的成熟，特別是讀者的長進，估計對我這部作品，無論公開評價，還是背后議論，當會每況愈下，也是情理中事，可我并不因此恧顏。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大作家寫大作品，不大的作家寫不大的作品，各得其所，各展所長，并行不悖地瓜分文學市場，只不過大作品存活的時間，要比不大的作品存活的時間長久一些，但茅獎作品中的“長久”，距離真正的不朽，恐怕還有相當遙遠的路程。

　　我寫作，從不追求長久，這點自知之明，還是有的。寫作，尤其寫長篇小說，是個力氣活，猶如舉重，超過自身能力極限，1公斤，或0.5公斤的突破，也往往是徒勞無功的挑戰。所以，我知道我吃幾碗干飯，我也深知自己的文字，不過爾爾，因此，我寫作更在意當時效果，作品問世，三頭兩月，一年半載，有人贊，有人彈，有人高興，有人跳腳，我就足夠足夠了。晉瑜向我提了一個問題：“您會回頭去看自己的舊作嗎？”第一我不那么自戀，第二除了編書和校對的必須外，我認為有讀舊作的工夫，還不如寫新作。所以，《冬天里的春天》出版以后，偶爾翻翻，有；從頭到尾地再讀一遍，沒有。三十年過去，這部作品中人物、故事、情節，已經逐漸淡化，記憶模糊，也只好無可奈何了。我記得有一年和意大利作家莫拉維亞對話，問起他筆下曾經寫過的幾篇有關中國風物的作品，因何而來？他的回答干凈利落：一、我老了；二、我寫得太多太多；三、我忘了。那時的莫拉維亞也就七十出頭、八十不到的樣子，現在的我比那時的他，年紀要更大些，但他最后“我忘了”的答復很精辟，被人遺忘，或者，被自己遺忘，也是絕大多數作家和絕大多數作品的最好下場。因此，對于某些前輩，某些同輩，也許太過自戀的緣故，忙不迭蓋個文學小廟把自己供起來，也只有掩口葫蘆而笑了。

　　不過，關于我得茅獎的這部《冬天里的春天》，舊話重提，還真是五味雜陳，頗多衷曲。多年來，偶爾在文章中像祥林嫂似地嘮叨幾句“沒想到春天也有狼”之類的話，為人詬病，遂盡量少談自己。其實，狼除了不吃死孩子之外，無論春夏秋冬，都張著吃人的嘴，說又何益？這次，晉瑜要寫這部關于茅獎的書，找到我，要我為她的這部著作，提供一點現場感，當然是責無旁貸的了。因為一，我得過獎，屬于在劫難逃；因為二，我得的還是首屆獎，更是難以推脫；因為三，這是最重要的，與我同屆獲獎的其他五位同仁，死的死，亡的亡，她能找得到的當事人，也就只有我。既然無法拒絕，也就只好扯下臉皮，不談春天的狼，而談秋天的收獲。大言不慚，幸勿見笑。

　　我從網上查到，首屆茅盾文學獎的頒獎，為1982年12月5日。儀式是在人民大會堂的小禮堂舉行的，那天天氣不錯，晴朗無霾，但遺憾的是，那時我所屬單位為中國鐵路文工團，與首都文學界少有來往，偶爾碰到一起，寒暄幾句，姓氏、名聲、面孔、職務，常常吻合不到一起。所以，那天坐在主席臺上的諸公，究竟有幾位，又是哪幾位，失敬得很，真是記不起來。而主持者誰，講話者誰，授獎者誰，我是從哪一位前輩手中接受這項榮譽，實在有點對不起晉瑜，三十年后的我，對于這次盛會，在記憶中已成空白。因為要寫這篇文章，我也努力在網上搜索，能夠找到的，僅有一張照片，站在左邊的那個高個子，就是本人。我很訝異那時的我，一副木然的表情。后來才悟出來，大抵旱得太久的莊稼，即使等到遲來的風調雨順，成活也許不是問題，但精氣神的振作，肯定是要大打折扣的了。命也運也，夫復何言？

二

　　命運的轉折，應該更早一點，那是1957年的夏天，我突然心血來潮地寫了一篇題名《改選》的短篇小說，投給了《人民文學》，很快就發表在七、八兩期的合刊上。因此罹禍，逐出北京，碧落黃泉，命運顛覆，一蹶不振二十多年。20世紀50年代，《人民文學》雜志，為文學期刊之翹楚，人所共知。我的處女作，能在那里發表，還放在頭條位置，自然是難得的“殊榮”。隨著這部小說的問世，顯然是受當時蘇聯文學的影響，而在國內形成風氣的“干預生活”文學潮流，也就從此中止，研究當代文學史的論著，都把《改選》列入此次文學潮流的代表作之一。老天的作弄，有時是很殘酷的，成功與失敗，只是須臾間事。隨后，我被發配到太行山深處修新線鐵路，開山劈石，接受高強度的勞動改造，以及一言難盡的屈辱和折磨。起初，我以為我活不下去，或者，即使活，大概也活不多久，后來，我不但活了下來，似乎還活得可以。

　　《改選》七八千字，獲罪二十多年，所以沒趴下，所以沒死掉，正是《改選》能夠在《人民文學》頭題發表，給我帶來的創作自信，成了我必須活下去的動力。相信有一天，當我重新執筆，會寫出一些東西，而且還是說得過去，成個樣子的東西，是絕對可能的。因此，我特別相信那句名言，“人，是需要一點精神的。”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因我深有體會，也是篤信不疑的。1999年，我應已故的丁聰先生之約，為他畫我的漫畫，賦打油一首：“學畫吟詩兩不成，運交華蓋皆為空，碰壁撞墻家常事，幾度疑死惡狗村。‘朋友’尚存我仍活，杏花白了桃花紅，幸好留得罵人嘴，管他南北與西東。”其實正是這種內心反抗的寫照。

　　《改選》一出，輿情大嘩，最滑稽者，莫過于一位文學界前輩，帶頭發難，在《文藝報》著文批判《改選》，他認為我的文筆老辣，應該是一位成熟作家的化名之作，那也太抬舉我了。緊跟著，那時還是一個鴉鴉烏的小角色，后來鼎鼎大名的姚文元，也在《中國青年報》長篇累牘對我口誅筆伐，對此，我一一笑納，并以阿Q精神，借此證明我的寫作能力，大概屬于“出類拔萃”的一撥，否則，干嗎那樣咬牙切齒，恨不能食肉寢皮呢？諸如此類的批判，不但屁用不頂，反而增大我的文學信念，鞏固我的創作信心，而且支撐著我，無論怎樣艱難困苦，無論怎樣拿你不當人，也要堅忍不拔地活下來。中國人習慣三十年為一代，而每一世代的更迭，都會隨之發生一些或大或小的變化，這在我讀過的那些史籍中是有據可查的。算一算賬，試以二十加三十，難道我會熬不到五十多歲嗎？

　　于是，到了70年代，中國進入了只有一個作家唱獨角戲的年代，斯其時也，一方面是《詩經·小雅·小旻》里的那句“我視謀猶，伊于胡底”，弄到如此不可收拾的地步；一方面是晏殊《浣溪沙·一曲新詞酒一杯》中的那句“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隱隱約約的異動，勢必要來的轉機，正在形成當中。那時，我已年過半百，開始構思在“大地、人民、母親”這樣一個母題下，來寫《冬天里的春天》這部長篇小說。

三

　　依我之見，文學作品在作家還存世的那些歲月里，大家關注的重點，是其藝術成就的高低、美學品位的優劣、詞語文字的精糙、趣味風格的雅俗上。但是，印刷物的壽命通常要比寫書的作者長些，經過日月的淘汰、時光的銷蝕，后人拿起這部長篇小說閱讀，除了上述文學屬性的考量外，恐怕更在意這部作品所反映的那個時代的真實程度。文史文史，文和史從來是不分家的。所以，我在想，若干若干年以后，讀我們現在這些獲獎作品的讀者，猶如我們曾經讀過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長篇小說，收獲應該是相同的。除了美學享受外，或多或少得以了解抗戰以前的上海、北平，以及抗戰以后解放區、國統區，大概是個什么樣子，特別諸如那些年里，國人的生存狀態、精神面貌、思想感情、政治動向……乃至于生老病死、婚喪嫁娶、柴米油鹽、吃喝拉撒等等感性認識，在歷史教科書上，是絕對讀不到的。我是這樣想的，也是這樣做的。我相信，百年以后，也許不到百年，大部分茅獎作品，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應當是處于塵封狀態。即便如此，這些作品中，所寫出的20世紀后半葉，至21世紀前半葉的中國社會，哪怕只是一個粗陋的畫面，一個模糊的背影，對于那時的讀者，也是具有文學以外的認識價值。

　　正如晉瑜所說：“《冬天里的春天》的創作運用大量意識流、蒙太奇、象征等藝術手法，打亂了敘述節奏，穿插寫作今昔之事，充滿新意。”“新意”二字，也是我萌發重新執筆、回到文學創作以來的始終追求。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手工勞動，都是永不停歇的或簡單或復雜的無數次重復，獨有文學創作，對同為手工業者的作家而言，最忌重復，重復別人不行，重復自己更不行。所以，我在寫作《冬天里的春天》時，抱定主意，嘗試變換長篇小說的傳統寫法，不是按照人物成長，故事進展的ABCD時序，逐年逐月，一路寫來，而是打亂順序，時空交錯，以CBAD，或BDCA的架構，通過主人公兩天三夜的故鄉之行，來敘述這個延續將近四十年的愛恨情仇、生離死別的故事。這種寫法，至少那時的中國，在長篇小說領域里，還沒有別的同行在做類似的實驗。因此我想，這部并無多少過人之處的作品，若不是寫法上的這點“新意”，會入評委的法眼嗎？

　　小說，在英語里，本是故事之意，現在很多“洋范兒”小說，不大講究故事，故爾成為小眾文學。小眾文學當然也沒有什么不好，蘿卜青菜，各有所愛。但中國讀者的欣賞口味，與西方人到底是有些不同，可能是文化傳承的關系，閱讀習慣還是屬意于以故事見長、以情節取勝的大眾文學。因此，對我這種時空錯置、前后顛倒、故事打散、多端敘述，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交替使用，東打一槍、西打一炮的碎片化寫法，能不能得到讀者認可，一直心存忐忑。直到審稿的秦兆陽先生，給我寫了一封很長很長的信（很遺憾后來不知被誰借走，遂不知下落），約有十幾頁，密密麻麻，語重心長，表示認可的同時，提出不少有益的改動意見；并騰出自己的辦公室，讓我住進人民文學出版社，集中精力修改，我這才釋然于懷。現在看起來，讀者的智商，常常為我們作家所低估，其實，一句話可以說清楚的事情，用不著啰唆再三，喋喋不休，一個詞語足以表達的意思，用不著賣一贈二，重床疊屋。如同中國畫的留白一樣，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用不著怕讀者不能夠心領神會。此書問世以后，在這種寫法的改變上，始終得到讀者的大度寬容。

四

　　晉瑜問道：“您知道有哪些評委吧？和他們有交流嗎？”按照中國作協后來的評獎辦法，好像要經歷初評、復評兩道程序，首屆茅獎是否如此，不得而知，只有當時主持此事的人員可以回答了。至于我的作品如何入圍，如何中獎，真抱歉，恕我一無所知。直到有一天，接到一紙通知，某月某日，到王大人胡同華僑飯店報到，是不是攜全國糧票若干，我也記不起來了，不過，就在那里，我們六位獲獎者，分別拿到了各自的獎金3000元。3000元，對當時月入八九十元的我來講，也相當于一個天文數字了。相比在此之前，我在1980年3月份的《人民文學》上發表的《月食》，次年獲得了第三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其數百元獎金額度，真有小巫大巫之別了。

　　實際上，《冬天里的春天》完成在先，出版在后，《月食》寫作在后，發表在先。所以，80年代初期，《月食》的影響比較大些。我也不知《人民文學》的涂光群先生，從哪里打探到李國文還活著，跑來約稿，那時，我一家三代人擠住一間半屋子里，他一來，屋子便滿了。盛情難卻，唯有應命。那時，我的《冬天里的春天》已經脫稿，循著“大地、人民、母親”這樣一個母題，駕輕就熟，寫出來《月食》。盡管人物、故事、情節、內容，兩者大相徑庭，但《月食》實際上等于是《冬天里的春天》的縮微版，因此，很受在解放區生活過的老同志賞識，甚至被問過，“你是晉察冀幾分區的？”在我印象最深刻的，莫過于北影導演水華先生，有意要將《月食》搬上銀幕時，約我與當時還健在的鐘惦棐先生對談。他用車先來拉上我，然后再去接鐘先生。他一上車，水華先生為之介紹，這就是寫《月食》的李國文，我和他都坐在后座，他側過身子打量我一番，然后，第一句話就說：“你的這篇小說，可讓我流了不少眼淚啊！”

　　至此，沉寂22年以后初試身手的這部作品，能得到那時的讀者青睞，那時的文壇認可，時年五十出頭、六十不到的我，也就相當知足了。尤其是只有一面之緣的鐘先生的那句話，對我來講，意義非同一般。盡管經歷漫長時間的淪落，寫作能力尚存，文學稟賦未泯，就沖這一點，敝帚自珍，狂飆兩句，也就不在乎方家笑話了。

　　晉瑜說：“20世紀80年代末，對于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分水嶺。”其實，作家也許是春天飛來的第一只燕子，“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70年代末已現端倪，隨后，新時期文學便開始出現旺盛的勢頭，一發而不可收，那時文學書籍的印數，動輒以數十萬計，與當下寒酸到不好意思在版權頁標出印數，有天淵之別。這其中既有“文革”十年的空窗期后，讀者對于文學的渴求強烈的因素，也有復出作家的努力回歸，以及知青作家的來勢洶涌而產生的影響，于是，那幾年里，佳作問世，口碑載道，名家名篇，洛陽紙貴。現在回過頭去看，大有看自己孩提時的照片那樣，對于那時寫作的幼稚、粗糙、淺顯、笨拙，甚至不堪卒讀，也只好啞然失笑，撇在一邊。當然，學步時的蹣跚，那是行走的最初階段，誰也回避不掉，所以也無須自卑。那時的作品，完成了那時讀者的須求，也就算完成任務。但如果看不到文學在日日新、又日新的前進過程中，如果看不到中國人習慣以三十年為一代，過去完成時，硬要摻和到現在進行時中裹亂，那就難免要貽笑大方了。

　　對此，我尚能保持最起碼的清醒，因為晉瑜這本書，又犯規倒出了這些陳谷子爛芝麻，實在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