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文學新力量：邊緣線上的人與物

　　聚焦文學新力量

　　雷平陽，1966年生于云南昭通，1985年畢業于昭通師專中文系，著有《風中的群山》《我的云南血統》《雷平陽詩選》《云南記》《基諾山》等作品集十余部。曾獲人民文學詩歌獎、十月詩歌獎、華語文學大獎詩歌獎、《詩刊》2013年度詩人獎、人民文學年度詩人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邊緣線上的人與物　

　　雷平陽總能將云南大地的山水風物與農耕民族的古老命運結合在一起，并賦予其坦率、親近、質樸的語言肉身，令詩作呈現出一種由內到外的“本土質感”。人們對雷平陽的喜愛，背后似乎暗藏著對歐式語言與空洞無物的修辭炫技的厭倦。當此漢語新詩百年之際，雷平陽的寫作似乎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

　　“神啊，感謝您今天/讓我們捕獲了一只小的麂子/請您明天讓我們捕獲一只大的麂子//神啊，感謝您今天/讓我們捕獲了一只麂子/請您明天讓我們捕獲兩只麂子”。許多人對雷平陽的印象，或許是從這首《基諾山上的禱詞》來的。那種孤獨站立于兩個世界的分界線上呢喃自語的姿態，也正貼合雷平陽詩歌的精神氣質。這首詩暗示出雷平陽寫作中強烈的“邊緣意識”：鄉土與都市的邊緣、蠻荒與現代的邊緣、古老記憶與當下時間的邊緣、現實與超現實的邊緣、生與死的邊緣。在這條邊緣線上，雷平陽不斷在回歸/放逐、介入/疏離的雙重騷動中來回游弋，傾聽、對話、品味、挽留那些隨風吹散的聲音和記憶，直至徹底融身其中。這使得雷平陽的詩歌常顯出一種“醉態”：不論是獨登山巔的“醉氧”，還是豪飲之后的“醉酒”，都構成身心的充分釋放，那些情感豐沛的話語和瑰麗自由的想象隨即涌流而出，奔向滇東北高原上所有那些神秘而深情的人與物。

　　清晰古樸中的爆裂

　　雷平陽的大多數作品并不像這首“代表作”一樣縹緲、奧秘，如一個不容偷窺的神圣儀式。更多時候，雷平陽的詩歌自然、舒展、率性敞開、汪洋恣肆。他從不以繁復的技巧或陡峻的隱喻取勝，相反，其詩的情感走向如此清晰、抒情敘事如此直接、古樸的語言如此誠懇甚至近乎于笨拙，背后卻有著裹挾千鈞的力量，像河流裹挾碎石，沿西南高地等高切線的邊緣浩浩蕩蕩奔流不止。《從東川方向看大海梁子》或許可以看作對雷平陽詩歌整體風格特征的小小隱喻：“這可能是靜止在嘩變，/但它是有序的，只把憤怒體現在臉上/像一個癲狂的巨人/認真地，培養著體內的毒素。”雷平陽在詩中追求的，正是這種“有序的嘩變”；他所贊美的，是“巨人體內慢慢蓄積的毒素”，而不是速成肉豬那因攝入過量激素而腫脹的肝臟(《底線》)。雷平陽的詩歌正像是一片蓄積著毒素的內臟，它時刻處在飽和狀態，一旦遇到振幅相同的聲波，便會產生物理學上名為“共振”的效果，直至爆裂開來。

　　不論情感抒發、想象升騰還是故事講述，雷平陽的詩歌語言都有一股漫延奔放之氣，像瀾滄江的江水一樣不容規訓。盡管在現實生活中它已被不斷地侵占、拆解，但在詩人的記憶和想象世界中，它依然保持著一種執拗而悲愴的完整。云南大地上的山水風光、人物故事，一直是雷平陽詩歌寫作的重要母題和第一驅動力。

　　故鄉與現代的對抗和平衡

　　故鄉風物在雷平陽詩歌中的重要地位，僅從其近年來幾部詩集的名字便可看出：《云南記》《出云南記》《雨林敘事》《山水課》……云南的江河與山巒始終是詩人書寫歌唱的對象：怒江、瀾滄江、昭魯大河，蒼山、哀牢山、阿魯伯梁子。同時，這些詩句并未停留在簡單的觀看、賞玩層面。雷平陽一直努力要將自己的靈魂與民族的記憶化入山川自然的呼吸之中，與之合而為一并相互詮釋。雷平陽的許多詩歌，其實是一種重新尋找、融入原始自然呼吸的節奏練習。

　　說到“土”，這是雷平陽詩歌中一個重要的意象；它不僅與自然有關，更與生命有關、與人有關。土象征著原始，意味著萬物生存繼而腐朽的大輪回，也隱喻了生命的來處與歸處。在《塵土》一詩中，雷平陽這樣寫道：“終于想清楚了：我的心/是土做的。我的骨血和肺腑，也是土/如果死后，那一個看不見的靈魂/它還想繼續活著，它也是土做的”，乃至與人世生活有關的一切，“都不是真的”，也“都是土，直白的塵土/戴著一個廉價的小小的人形護身符”。在這里，土與山水雨林一樣，都構成了對“人”及其若干執念的消解，自啟蒙時代以來被不斷賦予意義直至超負荷運轉的現代主體，在這里褪去遮蔽，裸露出最初的肌體，單薄、脆弱，卻富有彈性。雷平陽不是要取消人，相反，他是要重新打量人，在一種“凌虛御空”般的神秘疏離感中重新體悟人世與命運。

　　這種體悟，首先發生于對自身情感模式的重新結構。《親人》中，雷平陽以一種近乎偏執的語調寫到：“我只愛我寄宿的云南，因為其他省/我都不愛；我只愛云南的昭通市/因為其他市我都不愛……假如有一天我不能再繼續下去/我會只愛我的親人。”筆鋒一轉，詩人道出了“狹隘”的真正原因：“這逐漸縮小的過程/耗盡了我的青春和悲憫”。看似不斷縮小的結果，卻道破了詩人本心里始終不渝的“大愛”與“大悲憫”。如果說“針尖”代表了現代都市生活中欲望膨脹、主體異變的標準路徑(“我還要什么”)，“蜂蜜”則是歲月侵蝕世事打磨之后我們尚能依憑的最后一點愛和溫暖(“我還剩什么”)，這首貌似簡單的詩，便真的擁有了針尖般的刺痛感，以及濃蜜那滲著苦味的甜。

　　這在雷平陽的其他作品中有更直接的展示，即其筆下的山水，并不是簡單的描形狀物，而是與現代生活構成了一種微妙的對撞與平衡：詩人有“歸園田居”的古老夢想，卻是要安置在高速公路旁邊，在車聲水聲的交響之中，品咂自己所經歷的生活(《高速公路》)；他體驗過快的人生、快的欲望，最終依戀的仍是慢的怒江、慢的蒼山，以及最慢的“死去的鄉親還醒著的墳”(《快和慢》)；列祖列宗安息的墳山被夷為平地，“一座化工廠/在白骨堆上拔地而起”，在詩人的“一愣”之間轟然垮塌的，是西南邊地小鎮那記憶與傳說構筑的總體神話。

　　在詩歌中講故事

　　雷平陽喜歡在詩中講故事，他的詩里出現過許多令我們印象深刻的人物與場景。《殺狗的過程》在一種不斷重復的白描式敘述之中，那條被主人宰殺的狗一次次逃走又血肉模糊地走回來，等待主人以一種慈父般的溫柔攬住它的腦袋，然后把利刃再一次插入它的脖子。這首詩寫得殘酷，讀來每有心驚肉跳之感，但其筆觸卻又是如此單純明凈，像一柄清水中洗著的刀子。在另一首詩中，屠狗人的身影再次出現：“屠狗的人，臨終前/效仿狗吠”，而村里所有的狗，都在清朗的月光下，匍匐在廟門之外。那人狗莫辨的吠叫聲，仿佛“來自塵埃”，讓聞聽者產生出幻覺：“像死去多年的女人，又回到了身后”。溫情與殘酷、存活與死滅，在一種趨漸混淆的沖動中勾畫出原生態式的生存圖景，既真切又魔幻，恍若基諾山頂古人口中的低聲祝禱。在雷平陽的筆下，人物往往詭異驚悚，背景中也常彌漫著垂老蕭瑟之感，背后卻總有一種哀傷的暖意和神秘的平安。

　　所有令人難忘的人物之中，有一個身影是相對特殊的，那就是詩人的父親。《祭父帖》堪稱一部個人小史詩。父親的一生，既牽動著血脈流淌間獨一無二的情感之痛，又隱喻了西南大地上無數孤獨生命的佝僂背影；既投射出農業文明古老記憶的黃昏，又重溫了歷史進程轟然碾壓的創傷。

　　如今，怎樣更好地講述“中國故事”、在藝術上彰顯“本土性”，已經成為最引人矚目的文學話題之一。理論認知與具體的創作之間或多或少總存在有時差；而這種時差的存在，會讓我們更加珍視那些真正顯示出“中國精神”、“中國風格”的作品。我想，這是雷平陽的詩歌近年來備受關注的重要原因：他總能將云南大地的山水風物與農耕民族的古老命運結合在一起，并賦予其坦率、親近、質樸的語言肉身，令詩作呈現出一種由內到外的“本土質感”。人們對雷平陽的喜愛，背后似乎暗藏著否定的動機——中國詩壇一度泛濫的歐式語言與空洞無物的修辭炫技已令我們感到厭倦，雷平陽的詩歌正是對此類風氣的反撥。由之引申開去，當此漢語新詩百年之際，雷平陽的寫作似乎有著特殊的象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