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敘事的雙重奏

聚焦文學新力量

　　小說敘事的雙重奏

　　□林培源

周潔茹

　　周潔茹，女，1976年生，江蘇常州人。1991年開始寫作并發表作品，發表小說百萬余字。著有長篇小說《中國娃娃》《小妖的網》，中短篇小說集《我們干點什么吧》《你疼嗎》，隨筆集《天使有了欲望》《請把我留在這時光里》等。曾居美國，現居香港。

　　周潔茹近幾年的小說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香港故事”：以書寫異鄉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為主；另一類小說可以稱之為“女性故事”，寫的是現代女性的生存體驗和精神疼痛。

　　周潔茹的短篇小說大體采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呈現出來的整體風貌介于通俗與嚴肅之間，觀照世相，描繪情事。這樣隨性而略顯保守的寫作姿態恰是大部分女性寫作顯得促狹的原因所在，格局不夠開闊，過于個人化，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拉鋸中，前者的影子太過強大，以至于我們在讀完她的小說之后，會留下些許遺憾。

　　2000年8月，24歲的周潔茹離開中國去了美國。這一年是她生命的轉折點，也是她創作生涯的分水嶺。中間斷斷續續，她的寫作處在不穩定的狀態，直到移居香港7年，她才又拾起小說這一工具，開始清理此前動蕩的人生。

　　這些人生，被她編織進了小說。這批小說大體可分兩類，一類是“香港故事”：以書寫異鄉人在香港的生活經驗為主。在她筆下，香港既是人物活動的場所，也是故事發生的空間載體，地理、空間概念在其中占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如《到香港去》《旺角》《新界》《尖東以東》等，共同特點是冠以與香港有關的地名。《新界》一文尤其值得注意，這篇小說原名《鄰居》，起初并沒有采用香港地名的命名套路，但其內在刻畫和敘述的仍舊是香港逼仄的公寓樓、人情、世態，聚焦的仍舊是活生生的香港經驗；另一類小說可以暫且稱之為“女性故事”，如《幸福》《生病》《結婚》《離婚》等，這些命題都與女性生命攸關，一起一落，大開大闔，寫的是現代女性的生存體驗和精神疼痛。

　　香港經驗與他者視角

　　《到香港去》《新界》《旺角》《尖東以東》中，周潔茹勾勒出一個陌生化視角下的香港。周潔茹移居香港7年，她曾坦言自己尷尬的“香港身份”：“所有除我之外的新來港人士，都是在第一個月就學會廣東話了。因為要融入香港社會，做新香港人。而不是像我這樣，時刻準備著要離開香港。不會廣東話是我的遺憾，要不然我就可以用廣東話的模式來寫我的香港小說，讓它們成為最香港的小說。”這里的廣東話(粵語)與“最香港的小說”之間具有某種吊詭的關系，她的這段話和香港故事之間形成了奇特的對照，換言之，雖然周潔茹沒有使用粵語來寫有關香港的小說，但并不代表她無法呈現一個真實的或許“另類”的香港。明顯，這里的“最香港”，放置于周潔茹的創作中，是需要被懸置并且打上問號的。

　　什么是“香港小說”？是否只有香港本土作家才能寫出地道的“港味”小說？很明顯，周潔茹的小說是對這一概念的反詰與逆寫，是對“香港”這一人為構建的主體與意識的顛倒。周潔茹寫香港，用的是鮮明的“自傳性”筆調(即便套上第三人稱的虛擬外衣，骨子里依舊透著“我”說話的聲音)。先看周潔茹寫于2013年的《到香港去》：內地婦女張英為了給孩子買安全的奶粉，積攢假期，只身跟了旅游團赴港，整篇小說借用的就是張英的“游客”視角，周潔茹讓這位第一次到香港的女人沿著旅行團設定的路線游歷香港，港鐵、金鋪、星光大道、藥店等構成了香港的都市景觀。小說中，張英從渴望去香港到最后不想去香港，“忽然恍惚，不知道自己是為了什么來。”她經歷的是內與外、自我與他者的隔膜和沖突。周潔茹用第三人稱呈現一個陌生化的、游客視角下的香港，并非簡單的二元對立，其間還夾雜著張英與內地游客的微妙關系：旅行結束過關時，張英被攔了下來，因為沒有一個人告訴她，一個人只能攜帶兩罐奶粉出境，而張英買了4罐。小說寫得克制，沒有故作姿態，沒有強硬的批判與申訴，張英成了無數內地游客的縮影，她是短暫徘徊于香港的一縷幽魂，構成了香港小說的一個地理空間意象。

　　《新界》的故事發生在新界高聳逼仄的公寓樓里。小說由“我”的一個詭異的夢開始，寫鄰居一對夫妻，卻自始至終都帶著隔閡的冷漠的距離，“我”反復聽到奇怪的女人尖叫聲，飽受干擾的“我”甚至叫保安來查看。直到他們搬家，“我”也只與他們打過幾次照面。小說的另一面講述的是“我”的朋友格蕾絲的鄰居，在“我”的鄰居搬走，新鄰居還未入住的當口，對面屋苑一對中年夫婦吸嗅乙醚死于家中。這篇小說寫得鬼魅叢生，不確定敘事的手法看似隨意，實則頗具意味。第一人稱的寫法令讀者感同身受的同時又拉開了距離，這是敘述的奇妙之處，看似彌合，實則裂縫已生。這是有關陌生化城市的“陌生化視角”，在這里，女性居住的房子以及由此形成的“鄰居”關系成了又一個寄身于地理空間的精神性場所，它是符號，是指涉對象——周潔茹用這個“容器”來盛放女性個體經驗與香港這座“孤島”間的復雜關系。“我”帶著的“窺視”姿態，精準地勾勒出現代社會的鄰居群體：他們一直在，又一直不在。他們始終是陌生人。

　　周潔茹“香港小說”的獨特之處就在于她始終是以一種游移且陌生化的他者視角來審視筆下的人物，她所處理的個體經驗與香港這座城市獨特的地理空間的關系，成為我們閱讀香港、想象香港的另類方式。

　　女性故事及其“話語”

　　在中西方文學和文學批評史上，女性的地位問題，女性與男權社會、父權制的角逐與較量一直是作家(尤其是女作家)書寫的重心所在。周潔茹也不例外，她的《結婚》《離婚》《幸福》《生病》等寫的都是關乎女性的生存體驗。這一批小說聚焦的都是女性，女性經驗的在場和話語的缺席。

　　《結婚》篇幅不長，類似一則場景速寫。小說所描述的主要場景是一個特殊的婚禮：“我”的朋友張英結婚，卻直到婚禮前一小時才通知，前半小時又改了辦婚禮的酒樓地點，直到“我”趕赴婚禮現場，才一層一層剝開這團迷霧——男方此前有過一段婚姻，婚禮現場，男方的前妻帶著一雙兒女來鬧場，最后連警察也來了，婚禮并沒有辦成。小說的結尾，荒唐的鬧劇懸置著，大家圍坐一桌，無力地吃飯。在《離婚》中，周潔茹講述的是“我”與三個閨蜜：米亞、飄飄、小奇各自的婚姻故事。小說開篇寫4個閨蜜到寺廟里找和尚算命，最后4個人的婚姻都應了和尚的話，沒有逃過離婚的結局。可以說，這一篇寫的是現代人的離婚群像，4個女人結婚、出軌、離婚、移民，“我”的講述輕描淡寫，又充滿疼痛。周潔茹把女性在婚姻中的離散、聚合、精神疼痛全寫出來了，寫得那么立體、深刻。

　　從敘事方式上來看，這4篇小說都采用第一人稱，講的是“閨蜜”之間的故事。“我”是故事的講述者，既在內又在外，既疏離又融合。小說是女性經驗的集體呈現，從頭到尾，她們的傷痛、離散、創傷記憶等經驗是“在場”的，她們在現代社會的話語場域中卻始終居于邊緣和弱勢，看似發聲，實則沉默。與女性形象相比，小說中的男性角色多少有些模糊，成為某種“缺席”，他們與女性經驗的“在場”構成互補。在女性“失聲”的地方，父權制社會的男權話語體系凌駕其上。

　　周潔茹小說敘事的雙重奏

　　在香港故事序列中，周潔茹盡管將故事的發生場所安排在香港的不同地理空間位置，但它們所處理的經驗都驚人相似：女性個體的生存空間與香港這座“孤島”之間微妙復雜的關系。在這點上，這批小說存在明顯的同構性，呈現的是身在此而意在彼的游離。而在另一條創作軌跡上，沿著書寫女性經驗和傷痛記憶的方向，周潔茹為我們勾勒出婚姻愛情中處于“愛與痛的邊緣”的一系列女性形象。這批小說中比較耐人尋味的是異國地理的出現，就其深層結構來看，它們也構成了女性“逃離”傷痛記憶、試圖開始新生活的另一處空間所在——這或許與作者曾經的海外生活經驗相關，它們勾連起作者的另一塊屬于海外經驗的創作疆域。周潔茹始終站在“此岸”冷靜而克制地觀望“彼岸”，小說《離婚》中的女人并沒有因為去到國外、嫁給外國人而獲得幸福，相反，她們始終處在分裂和焦慮的精神狀態中。

　　香港故事與女性經驗水乳交融、彼此依存，是周潔茹小說敘事的雙重奏。周潔茹的短篇小說大體采用的是現實主義的寫作手法，呈現出來的整體風貌介于通俗與嚴肅之間，觀照世相，描繪情事。這樣隨性而略顯保守的寫作姿態恰是大部分女性寫作顯得促狹的原因所在，格局不夠開闊，在面對社會萬相時，總是將手中利刃輕易滑過，剖開的雖是女性的疼痛，但畢竟過于個人化，私密空間與公共空間的拉鋸中，前者的影子太過強大，以至于我們在讀完她的小說之后，會留下些許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