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美學精神”的理論定位及其功能特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提出的“中華美學精神”，所概括的是一種新的美學結構體系和新的審美文化觀念。

　　一

　　中華美學精神具有什么本質特性，這是研究中最核心、最基礎的問題。中華美學精神是包容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這個廣闊的領域之中的，那么它的性質是由什么所規定的呢？習近平總書記所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大戰略任務，就是對此所做出的明確回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興國之魂，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本質的體現。要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和主導權，堅持正確導向。這就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本質，是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本質所具體規定的。這個根據中國的國情、民情和當代中國文化事業發展的實際所做出的論斷，是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文化結構體系中，在中華美學精神的整體框架中核心和主導地位的肯定。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意識形態理論，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確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在當代中國文化整體結構體系中的基礎和核心地位，進而全面把握由不同文化形態、不同意識形式要素所共同構成的這個體系的整體結構特性，這是建設和繁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的學術之根本和歷史之必然。馬克思在劃分各種社會和文化現象類別的時候，把由經濟基礎及物質層面、社會存在層面所決定的觀念上層建筑及精神層面的內容，提升和凝聚為“社會意識”這一綜合的范疇。作為與社會存在相對應的范疇，社會意識包括了構成人的全部社會精神生活及其過程的各種意識和觀念要素，是由個體意識到群體意識，由社會心理到社會意識形態的眾多思想、觀念序列縱橫交錯的動態網絡結構。這種抽象、普遍、理論意義上的社會意識，通過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運動過程，一旦成為具體、特殊、實踐意義上的該社會的觀念上層建筑之后，它就會成為其文化構成中的核心和主體。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從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基本社會類型及其意識形態的更迭、文化格局的演進，都證明了這一點。同樣，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也遵循著這一客觀規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即中國特色馬克思主義在當代中國的確立和發展，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成為了反映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形態及其所決定的政治制度，并體現為一定的上層建筑，因此而形成了一個能夠包容中華民族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的整體文化結構體系和總體文化格局。顯然，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包括中華美學精神在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整體，這決定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格局的多樣統一性。

　　二

　　中華美學精神并非一種抽象的理論規定的結果，而是具體存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整體結構中，存在于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是通過它所發揮的獨特功能和作用得以確認的。從意識形態在文化整體結構中的核心地位看，作為意識形態諸形式的藝術、道德、政治和法律思想、哲學和宗教等，是這種功能結構的最集中、最深刻、最全面的表現。它們對經濟關系的反映和反作用要以特定的政治關系為中介。習近平總書記以意識形態為核心、為中介揭示了文化的本質特性。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文化結構中意識形態的主導作用做出了新的闡釋：“文藝事業是黨和人民的重要事業，文藝戰線是黨和人民的重要戰線。”“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從這些論述中可以看出，由于特定社會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必然或隱或現地體現為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因此，以中華美學精神諸意識形態形式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文化結構，也就必然要把自己的視野放在以政治為主導的現實生活中，把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系作為自己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對象。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完全脫離政治的社會文化是不存在的。社會文化反映和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要以特定歷史階段的政治為中介的理論，構成了文化功能整體結構的基礎層面，是我們全面把握中華美學精神功能特性的理論基礎。  

　　在文化功能的整體結構中，除意識形態諸形式所集中表現的反映政治關系的主導功能之外，還包括其他各種意識形式和各種意識、觀念因素對社會生活實踐的不同領域和側面的反映。現實生活中的風土人情、生活習俗、文化傳統、心理結構等眾多文化的生長點，雖不能簡單地歸屬于階級和經濟的范疇，但都是社會文化整體結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中華美學精神豐富性的體現。社會主義的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僅從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和社會生產力諸方面還不足以說明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還必須有一個本質特征，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作用，習近平總書記做了這樣的規定： “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

　　三

　　中華美學精神植根于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民本”思想之中，以儒家思想為主流的中國古代文化觀念，由于自孔夫子以來就特別注重人事，所以“民本”的觀念古已有之。以民為本，注重人與社會的和諧，作為儒家的美學理想已深深地融鑄在中華民族的心理結構之中。在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無疑是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開始的標志，以人民為本位的文藝觀的確立正是傳承和弘揚這種中華美學精神，開啟一個新的美學時代的必然結果。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是涵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源泉，也是我們在世界文化激蕩中站穩腳跟的堅實根基。要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

　　以中華美學精神為底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是建立在文化與人民的關系這一基礎之上的，而文化的功能最終要通過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實踐活動得以體現并受到檢驗。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問題，在習近平總書記那里被具體化、現實化為文藝與社會生活、文藝工作者與廣大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并把創造生活的人民大眾放在了核心和主導的地位，他因此而提出了“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的論斷。這里的“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是從文藝表現的對象方面講文學藝術為什么要為人民服務的問題；而這里的“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則是從文藝主體方面講文學藝術家應該站在什么立場上，以什么樣的世界觀來對待人民群眾，來反映現實生活的問題，并把這一點作為文藝與人民關系的主導方面。面對相同或相近的客觀現實生活，由于文學藝術家的立場不同，對待生活的態度不同，他所把握和反映的內容也就不同。只有那些與人民的命運息息相關的文學藝術家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生活，揭示歷史發展的本質和規律。

　　習近平總書記確立了從意識形態的建構實踐方面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思想路線，以及在客體結構與主體結構、客觀性與主體性的辯證統一中來把握文藝與人民的關系的方法論原則。在客體結構方面，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由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關系所規定的社會主義文藝的性質和內容：“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文藝的作用不可替代，……廣大文藝工作者要從這樣的高度認識文藝的地位和作用，認識自己所擔負的歷史使命和責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努力創作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作品”。在主體結構方面，習近平總書記突出強調了文學藝術家的歷史選擇和自由創造，提出文藝的主體性建構的實質是如何做到以“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為出發點，堅持“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體，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的基本原則。正是在這種文藝主客體的關系結構中，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新的時代的高度，揭示了文藝與社會生活關系的本質是文藝與人民的關系，強調文學藝術家與人民群眾的聯系最根本的是與他們情感的溝通和心理的交融，并因此而形成了文學藝術要以人民群眾的社會心理為中介反映現實生活，發揮其認識社會和道德教育作用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整體功能的理論。這是中華美學精神在現時代的理論升華，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理論的一個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