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中求質鑄精品

　　只有精品佳作，才能在實現社會供求關系均衡的過程中同時，起到既滿足精神需要又提升生活品格的作用。正是一切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所本應賦有的責任與擔當。

　　一

　　對于精神產品來說，惟有質量才能體現價值，才能發揮作用，才是其活力、魅力與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我們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就必須高度自覺地樹立和秉持品格為王、質量至上、效益第一的觀念與原則，務使“增量提質，量中求質”成為精神生產的玉律和常態，并真切地認識到只有增量提質、達優臻美，才是文化發展、創作繁榮的必由之路。

　　作為精神產品的文化，永遠都只能是對精神粹質的凝結與升華。而任何精神凝結與升華的過程和結果，則又都必定是個別的、新穎的和創造性的，并由此而決定了優秀文化產品的不可逆性和非拷貝性。所以，我們既不能期望所有的創造和創作均皆躋臻上乘，形成精品，更不能瞬息懈怠對精品佳作的傾力構建與矢志磨礪。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始終都是“增量提質”與“量中求質”同時并舉。這是規律，也是定力。即以現今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而論，更尤當如此。特別是自2010 年以來，我們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不僅是空前活躍的，而且其產量也是在以不斷翻番的速度增殖著。整個前17 年，我國長篇小說的出版總量還不到300 部，可如今每年出版的實體長篇小說竟多達3000 部以上，如若算上網絡長篇小說創作，那就完全可以用“海量”來形容了。此外，除了每年創作詩歌300 多萬首之外，并年產電影500 多部，電視劇接近600部，歌曲20000 多首，各類劇目近3000 種。文化產量的快速增長，無疑是文化發展與繁榮的標志之一。在如此雄厚的數量托舉之下，那是肯定會有相應的優秀作品如期而至的。

　　然而，當我們從量與質的匹配關系上進行梳理與考量時，卻不能不承認在它們之間確實出現了落差與失衡，也就是說在我們的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并未完全做到增量與提質同時并舉，更未能在量中求質的銳意進取中推出更多的精品力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這主要表現在相當數量的文化產品和文藝創作都或多或少地缺乏思想深度、精神向度和藝術精度，程度不同地顯露出了浮躁、膚淺的面相和粗糲、歧靡的痕跡，更有的甚至是一味地迎合低俗，解構歷史，率性展陳劣跡，恣情揚播戾氣，全然忘忽了文化的本真與使命。

　　作為一種精神和意識的表達方式，當文藝作品無力充當正能量之釋放源的時候，那就極有可能會成為負作用的策生地。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效果，完全是由文化產品自身的思想內容與藝術方式所決定。這就要求創作主體必須心存敬畏，勇于擔當，以對人民、對社會、對歷史、對未來高度負責的精神進行創造和創作，力求使每一部作品都能成為暖人心、愜人意、通世情、達事理的精品佳構。

　　這并不是苛求，而實為文化創造與文藝創作的規律使然。因為作品的數量雖是文化發展與繁榮的基本條件之一，但文化發展與繁榮的本質表現則永遠都在于作品的質量。

　　在我們現在每年出版的3000 余部長篇小說中，肯定是有不少上乘之作的，但若從作品的社會影響力和讀者群的大小來考量，那顯然是不可與在前17 年和新時期之初出版的諸多廣泛傳播、已有定評的長篇小說同日而語。這其中固然有歷史的原因和時代的原因，但反躬自問，難道就沒有作品自身的原因嗎？肯定是有的，當然是有的。這才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進行這樣的思考，不僅是必要的，而且也肯定是會有益的。因為作為文化的創造者，我們沒有必要也沒有能力去改變歷史和時代的客觀存在。我們所該做和要做的，只能是適應歷史和時代發展的需要和要求而不斷的改變和提升自身，并自覺而有效地將這種改變和提升遷延到創作實踐之中，以使我們的產品和作品更應時、更完善、更純粹、更精美。

　　二

　　現象總是和本質相聯系的，任何現象都可以從本質上找到原因。一旦找到原因，也就尋獲了改變現象的途徑與方法。以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量質失衡現象而論，其本質的原因主要在于以下四個“不足”，即積累不足、開掘不足、認知不足、創新不足。

　　積累不足的關鍵，主要在于對生活和時代的感知比較膚淺，缺乏實際的生活體驗，未能積蓄和融會相對豐厚的創作素材，缺乏對素材的高度升華與深度釀造，特別是對時代精神與現實生活的關系未能深切地領會和準確地把控，從而導致在兩個重要層面上出現偏頗。一是在處理生活與創作的關系時常常容易頭足顛倒，不是從社會生活自然過渡到創作狀態，而是為了進行創作才不得不特意去尋覓所需要的生活。這就違背了認識論的基本邏輯與原理。存在決定意識，生活促成創作之所以是一個不容違逆的鐵律，就因為在任何情況下，“物”都是“意“的源頭與基礎。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對這一規律的感應和兌取，就更為直接而現實。舉凡精品佳作的問世，無一不是由于切身生活深刻地感動了作者，甚至是強烈地震撼了作者，并使作者情愫熾燃，心旌搏躍，事體縈懷，欲罷不能。事實已經無數次地證明了一個至理，那就是豐富的生活存量和對熱生活的深切感知，常常是優秀文化產品得以形成的前提條件。

　　在這個過程中，還有一個容易出現認識誤區的地方，那就是一些創作主體經常自覺不自覺地將時代精神從現實生活中剝離開去，用二元論的觀點對現實生活實行去意識化、去政治化、去精神化，甚至是刻意而片面地追求所謂的純粹化生活與超現實人性。這種想法和做法不僅是不可能、不現實、不科學的，而且也是在事實上難以做到的。因為意識、政治和精神之類本來就是生活的構成要素，是生活的氣質與魂魄，是同現實生活化合在一起的，又怎么能企望從生活中將它們擇離和剔除呢？其實，有那么一些文化產品和文藝作品之所以會是只有生活的“渣”而沒有時代的“魂”，根本原因就正在于此。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

　　開掘不足的關鍵，往往在于創作主體不僅將現實生活表面化了，而且將時代精神空心化了。創作主體所看到和感知的，只是生活的硬盤，而無視和無知的卻是時代的芯片。這其中，最為常見的一種現象，就是在作品中所表現的不是人民，而是自我。按說，在作品中融入作者的情感和認知，不僅是自然的，而且也是必須的。但如果作者的情感和認知不是融入，而是植入，甚至是強行闖入和強勢表露，以至于全然抹煞、掩蓋和吞噬了作為生活的主人與歷史的脊梁的人民大眾，而只一味旁若無人地“表現自我”，口若懸河地自說自話，那就顯然有背于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的文本設定與主次關系了。因為一切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在本質上都是主觀對客觀的藝術反映與美學表達，這就使作者以主觀情感和自我認知對客觀世界的表現愈準確、愈生動、愈真誠、愈深切，其作品也就自然會愈成功、愈感人、愈有效、愈有力。反之，如果作者只熱衷于將自我的生活流程和感情皺折連篇累牘、不加節制和選擇地書諸于紙面，強推給受眾，那就只能是以熱切的愿望而換取冷落的回報了。因為作者雖具有自由書寫的權利，而受眾則同樣具有選擇接受的自由。

　　三

　　在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中，迎合是必要的，但引導則是必須的。既要在迎合中引導，更要在引導中迎合。它們看似一對矛盾，實際上卻是文化之性質與功能的合理體現，我們必須在二者之間做出恰當的處置和合理的選擇。這種選擇不是可有可無，更不是可以隨便放棄和任意偏廢。因為不迎合，文化就會失去受眾和市場；而不引導，文化則會喪失價值與意義。我們所要做并必須做好的，永遠都只能是在恰切適度的迎合中而實現積極有效的引導。文化的本質效能，從來就是稟賦智慧、提升精神、純化道德、勖勉思想、激揚心志、營造文明，而要實現這一效能，就必須迎合大眾，使之愿意和樂意接受。這個接受的過程，既是審美享受，又是認同引導，并由此而決定了優秀的文化產品和文藝作品在任何情況下都應當做到迎合與引導的完美結合與高度統一。在這個過程中，一定要防止過度迎合與消極迎合，尤其不能用低俗之作取悅讀者，以粗鄙之作污染社會，以無稽之作游戲人生，以惡搞之作調笑大眾，誠如魯迅所說：“若文藝設法俯就，就很容易迎合大眾、媚悅大眾。迎合和媚悅，是不會于大眾有益的�！�

　　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藝術，是美的創造和審美對象。但文化在完成自身的藝術使命時，卻常常需要借助技術的配合與輔掖。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中，隨著新興文化品類的頻仍出現和高新技術的飛速發展，文化與科技的關連性越來越大，文化對科技的依賴度越來越高。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更應正確地認識和處理技術與藝術的關系，既要積極、合理、有效地將技術引入藝術，使文化產品賦有新奇與美幻的品貌，又要以謹慎、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將技術和藝術對接好、結合好、發揮好。特別是要注意克服和防止以技術掩蓋乃至替代藝術的傾向和過度技術化。柏拉圖說過，“過度快感可以干擾心智”。一當技術在文化生產中介入不當，形成痞塊，并以其強勢壓倒了藝術和取代的美感，那么，文化的本質價值和本能作用就會不同程度地受到擠壓和排斥，甚至還可能使文化創造變為玩弄技術，這不僅會分散觀眾的注意力，而且更會消解文化的藝術特質和審美功能。對于此，就連向來以依賴特技、動畫等技術支撐見長的好萊塢大片，也顯然有所意識，其在新近問世的《鋼鐵俠3》《地心引力》中都更多地引入中國元素，便是佐證。

　　創新不足的關鍵，主要在于原創能力的式微和勤謹之心的衰減。由于原創力不濟，從而導致新創意和新建構逐漸減少，并使文化創造失去了張力與活力，以致效法成疾，改編成風，翻舊貨、炒冷飯、襲套路、走捷徑的現象屢有所見。而由于勤謹之心的懈弛，則必然會導致對文化創造失去定力與耐力，創作者往往因為急于求成而草率從事，疏于磨礪，致使荒率、應景之作頻有所現，粗制濫造漸成風氣。出現此種現象的深層原因固然在于浮躁風的盛行和功利欲的膨脹，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對文化創造和文藝創作所承擔的使命、責任及其內在規律與法則的缺乏敬畏和失之昧然。

　　文化創造在本質上是一種精神創造，而精神則是人性的至高與至尊。所以，馬克思說：“人應當是精神性的存在�！睂τ谖幕瘎撛旌臀乃噭撟鱽碚f，其發揮作用的對象不僅是人，而且是人的心性、精神與靈魂，這就要求它不但應當是正確的、積極的，而且更必須是純正的和精粹的。實現這個目標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與途徑，就是創新。因為只有新的美的東西，才能被人接受，也才能有效地作用于人，并通過人而將文明之花播向整個社會。這就要求文化創新必須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同時并舉，務使其產品同時具有好的內容和好的形式。但由于這種“好”是沒有窮盡和沒有邊際的，所以文化創新也就只有進行時，而沒有完成時。顯而易見，在變革與發展越來越成為時代主潮的今天，創新也勢必要成為我們永恒的課題與永遠的追求，而實現創新的動力、方略和路徑，則永遠都在于提升思想，深入生活，知解時代，研習藝術，高度自覺、自信、自省、自勵地下定決心，鑄定恒心，練出耐心，獻出愛心，始終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而進行個性化的藝術探求與文化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