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作品為中心 改善文藝生態

　　近來，我反復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頗有收獲。

　　一

　　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涉及到文藝工作的許多難啃的問題，內容十分廣泛、豐富。那么，什么是這個講話的中心問題呢？通過認真的思考和學習，我領會到，他是把研究怎樣催生優秀作品，構筑文學高峰作為推進文藝工作的中心問題提出來的。從這個中心問題深掘下去，拓展開來，倒逼出一個個關乎文藝創作規律的具體問題，如文藝與生活，文藝與時代，文藝與理想，文藝與歷史、文化傳統，文藝與創新，作家、藝術家的素質、感情問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等創作方法問題，等等，層層遞進地展開討論。這就像從豐美的果實開始，觀察它垂掛于其上的葳蕤的枝葉；由紛披的枝條，尋找其所由開枝散葉的樹干；由茁壯的樹干所站立的方位，上探其所吸納的陽光風露，下覓其所扎根的沃土良壤。這樣一個從果實回溯到根源的過程，也就幾乎勾勒出了文藝生態的全圖，抓住了文藝運行流程的各個環節。

　　習總書記指出：“推動文藝繁榮發展，最根本的就是要創作生產出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民族、偉大時代的優秀作品。文藝工作者應該牢記，創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務，作品是自己的立身之本。”“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努力創作生產更多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體現中華文化精神、反映中國人審美追求，思想性、藝術性、觀賞性有機統一的優秀作品。”他還把這樣的作品稱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

　　作品，顧名思義，它專指作家、藝術家創作而成的有藝術品味的始創之作。就文學而言，即指各種題材、各種內容的創意新、品相好、語言美的小說、散文、詩歌等。文學這個抽象的范疇，從來都是表現為各種各樣的、爭奇斗艷的一個個龐大的作品的堆積，古已如此，于今為烈。作家，是作品的創作者。作品是作家的立身之本。沒有哪個稱得起作家的人，其名字后頭不是帶著一串為世人所重、為讀者所愛的作品的。

　　以廣大的在第一線看稿、選稿、組稿的編輯為主體的各個部門、各個層次的文學活動的組織者們，他們是好作品的發現者，是幫助各種作品問世的梳妝者、助產士，是把新作品的“初試啼聲”傳播向人世間的報信人。他們的全部工作的價值、績效，端視其促成多少好作品問世。

　　然后才是包括廣大文學讀者和專業文藝批評家在內的文藝批評群體，他們在優秀的新作品問世之后，以口碑相傳的這種最廣義的文藝批評方式，也以發表各種各樣專事評析作品的文藝批評文章的方式，自然而然、自愿自發地口講指劃、微博短信、長篇大論，對作品進行衡鑒、評論，以廓大其有社會意義之點，以煽揚其原創獨特之美質，使優異的作品廣為人知。他們口頭筆下，似有一個無形的巨篩，在不斷的簸揚篩選之中，把那些真正的好作品，推送到最廣遠的人世間，選藏入一個時期、一個時代的文學倉庫。

　　最后的工作就是后代文學史家的事了。在經過時間這個無情的批評家的檢視之后，在接受人民這個最公正的審美家選擇之后，那些存留下來的好作品將被他們一一記錄、評述，成為一個個文學史時期的聳峙的地標，影印在歷史的天幕上。

　　我想，這就是亙古貫今的文學發展的流程圖、生態畫吧。居于這圖畫中心的，仍然是作品。在這個運行圖中，有兩個環節始終是互為因果，互為推力，循環往復，以螺旋式上升的形式呈現的。一個環節是：生活是作品的源泉。作家是時代的肖子。他像一棵樹，扎根在人民生活的沃土中，把枝葉伸展在時代的空氣里。那枝頭的累累果實，就是他的作品。他的生存和創作，全拜其時代和人民生活之所賜。另一個環節是：優秀的、美的作品一旦產生，正如馬克思所說，也能“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好的作品，不斷地產生，不斷地被讀者接受，也就會蔚成風氣，推廣開去，發揮其將人提高，將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審美能力提高的巨大作用。而這種提高了的審美力，又將像漲潮的海水一樣，把文學創作的巨輪更高地托起。在作品源于生活，又反轉過來影響生活這一整個文學發展的流程圖中，就潛伏著、貫穿著人類的道德觀念、審美能力、社會夢想的演進痕跡；那是一個回旋起伏、激濁揚清、終歸于進步、向上，不斷向真、善、美的理想境界提升的過程。

　　在這個文學發展的流程中，作品，尤其是偉大的、優秀的作品之產生，始終處于中心樞紐的位置，一切環繞著作品而發生，一切推擁著作品而運行。離開了創作作品、推出作品、閱讀作品、評論作品、研究作品，文學事業就什么也談不上了。以作品為中心的文學發展生態，是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自然而然地應時而生的人文發展生態之一。你可以粗暴地阻斷它(比如“文革”時期)，也可以張揚地加速它(比如“網絡”時代)，但你不可能改變這個客觀的文學生態的基本樣態。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上曾經出現的“好作品主義”的作家宣言，毛主席為《人民文學》所寫的“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問世”的著名題辭，習近平在這次文藝座談會上強調的“必須把創作生產優秀作品作為文藝工作的中心環節”，一脈相承，都是對繁榮文學事業的善祝善禱之辭，是打開文學奧秘的無量法門的鑰匙。

　　二

　　呼喚優秀作品，瞻望文藝高峰，研究它們產生的條件，營造催生它們的文化環境，這些，習近平都不是泛泛而論，而是有的放矢，有感而發的，是以我們文藝界的創作確實存在的問題為背景提出來的。習總書記強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藝創作迎來了新的春天，產生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優秀作品。同時，也不能否認，在文藝創作方面，也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存在著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存在著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在這里，習總書記把文藝創作出現的優秀作品匱乏，文藝高峰缺失問題，直截了當地與文藝的方向問題，與文藝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聯系起來，這是發人深省的。

　　開始，在學習、思考這一問題時，我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峻性，覺得這里說的是希望創作界好上加好的意思，我們雖然缺“高峰”，但畢竟有“高原”了，也差可自慰了。至于習總書記指出的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我腦子里出現的，首先是影視界和一些文娛節目的類似情況，總覺得文學作品的狀況還不至于此。不是可以聽到有作家抱怨當代批評家缺乏發現同時代作家的偉大作品的眼力嗎？不是也有批評家在呼喚要有發現、推出優秀作品的勇氣嗎？看來，也許我們并不缺少偉大作品，只是缺少發現罷了。但是，如果你經常翻閱我們的文藝報刊的話，你就會發現，那里幾乎每天都有優秀之作被發現、被贊賞。批評家的的眼力和勇氣不夠的話，自有作家自己來自我發現，互相發現，于是，文學創作界的贊賞與自我贊賞、吹捧與自我吹捧之風甚熾，“研討會”此起彼伏，各種評獎五花八門，面對這種“大好形勢”，要說創作不很繁榮，好作品不太多，那是很說不過去的。所以，習近平指出的文藝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的問題，文藝創作出現的低俗化、同質化、機械化生產等問題，文學界也許是沒有直面的勇氣，總想推諉開去，讓自己置身其外。——當然，這只是以我自己的私見來推衍揣測罷了。

　　在進一步聯系文學創作的實際深入思考之后，特別是在回頭梳理我所親歷的新時期文學的興起、繁榮、退潮、分流的整個發展變化的過程之后，我終于意識到，當前文學創作界的情況，就其負面的問題而論，并不能使它自處于習近平所批評的那些文藝消極現象之外。文學創作中嚴重脫離人民的生活、脫離時代的要求，陷入摹仿、抄襲外國文學作品的窠臼所造成的新的主觀唯心主義的，公式化、概念化、低俗化的傾向，是嚴重地存在著的。還有一些作品，則更進一步，由所謂新歷史主義的創作潮流，滑入了歷史虛無主義和民族虛無主義的泥淖，成了國際反華勢力的應聲蟲。這也是無可避諱的客觀存在的事實。指出并分析這樣的事實，倒是需要有別一種眼光與勇氣的。

　　與文學創作方面存在的消極的、負面的潮流與傾向并存而且持續地為之推波助瀾的，還有理論批評方面早已形成并發展多年的“新的文學觀念共同體”所鼓吹的種種主觀唯心論的文學論、新形態的文學教條主義和公式主義，再加上現當代文學史研究領域里更加放逸無度的歷史虛無主義傾向，共同造成了文學界長天一角霧霾籠罩，是非模糊，美丑莫辨的現狀。這種消極現狀的嚴重程度，也許大大超過遠遠一瞥的觀察者所能估量出的程度。發現并分析這種文藝理論批評界、文藝理論教育界、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界早已司空見慣、習非成是的現象，那就更需要眼光和勇氣，需要一顆無私無畏的心了。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我們對習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的學習，還剛剛開始。

　　我們不能知難而退，淺嘗輒止。

　　三

　　探究文學作品存在著“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的成因，實際上也就是再一次提出了“中國為什么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問題。這里說“再一次”是因為這個問題在1930年代的上海、1940年代的延安，都提出過、討論過了。在怎樣回答這個著名的文學史難題上，我們也是積累了一些歷史經驗的。

　　習總書記在分析、回答這個問題時，首先著眼的，是文藝與生活、與人民的關系問題。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一旦離開人民，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要虛心向人民學習、向生活學習，從人民的偉大實踐和豐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營養，不斷進行生活和藝術的積累，不斷進行美的發現和美的創造。”

　　從探究優秀作品、偉大作品產生的深層的原理，突入了馬克思主義人民文藝觀的核心，觸及了以生活為基礎的唯物主義美學觀的根本。習近平的上述論點，對毛主席關于人類的社會生活是文藝作品的唯一源泉，此外不能有別的源泉的徹底的文藝唯物論觀點，作了更具人民性，更接地氣也更具實踐性的闡發。這里有三個要點：

　　1、人民生活是文藝作品的唯一源泉。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有高尚的、質樸的、用創造性的勞動和工作充實起來的生活，也有平庸的、奢靡的、為滿足感官享受欲望而競逐的生活。一邊是莊嚴而崇高的工作，一邊是荒淫和無恥的狗茍蠅營，這種兩極對照的生活，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里總都會有的。深入生活的作家，需要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然后才能進入創作過程。因此作家應該接觸、了解各種各樣的社會生活形態，當然也包括負面的、沒落的、頹廢萎靡的生活形態。但這并不能否定只有人民創造歷史、承擔時代使命的火熱的勞動與創造，奮斗與開拓的生活才是文藝創作唯一的源泉的觀點。這是因為，作家不是脫離現實世界的超人，也不是具有神秘的“內宇宙”的自我封閉的絕緣體，而是能夠在生活實踐中選擇方向、確定方位的具有歷史主動精神的人生主體。他如果想成為一個夠格的作家，就不能滿足于自己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生活經驗，不能滿足于熟悉和了解小小的朋友圈和身邊瑣事；他必須向人民生活的深處突進，向人民生活的海洋遠游，扎根到物質生活生產和再生產的實際承擔者和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中間去，扎根到時代生活的激流中去，“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成為時代的尖刺和肖子。“到處有生活”、“我就在生活中”、“我也是人民的一分子”，這些普泛的不無道理的空洞的話語，不應成為有志氣、有出息的作家回避、拒絕深入人民主體生活、擁抱浩浩蕩蕩的時代潮流的遁詞和借口。

　　2、人民生活對文藝創作的決定性的源泉作用不僅表現在生活出題材、出素材、出典型人物的原型，出造成典型環境的世態人情、土風民俗，甚至出情節、細節，出文學語言的語料等等上面，而且表現在生活也出創作方法，出現實主義，出浪漫主義，出藝術創新的動力上。習近平指出：“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大家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像這樣講創作方法與人民生活的關系，是很新穎，很切實的。習近平還指出：“文藝工作者要志存高遠，隨著時代生活創新，以自己的藝術個性進行創新。”他還說：“創新是文藝的生命。文藝創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同創新能力不足很有關系。”像這樣把文藝創新同深入人民生活聯系起來講，也是有新意，有說服力的。

　　3、深入人民生活對產生優秀作品的決定性的作用，還表現在人民生活對作家的熏陶、培養上。作家深入到人民生活中去，在人民生活中扎根，必然會受到人民的哺育，生活的教導，他的素質和感情，將會得到很大的提升和凈化。習近平指出：“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對人民，要愛得真摯、愛得徹底、愛得持久，就要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深入群眾、深入生活，誠心誠意做人民的小學生。”習近平還說：“有沒有感情，對誰有感情，決定著文藝創作的命運。”這樣地把作家的主觀世界的感情問題，與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聯系起來講，本來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我們黨的文藝方針、政策的思想精髓，是題中應有之義，但多年來，卻被一些人視為阻礙思想啟蒙，造成文學主體性失落的“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后快；在一般文藝工作者中，談論這個問題的人也少了。習近平的講話，把這個攸關文藝命運、攸關偉大作品產生的問題重新提出來了，這也是我們應該深長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