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精神現(xiàn)象學”

　　聚焦文學新力量

　　邱華棟，1969年生于新疆，祖籍河南。18歲出版第一部小說集。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夏天的禁忌》《夜晚的諾言》《白晝的躁動》《正午的供詞》《花兒花》，中短篇小說集《哭泣游戲》《都市新人類》《午夜狂歡》，隨筆集《絕色喀納斯》《私人筆記本》《城市午夜的游走》，評論集《和大師一起生活》《挑燈看劍》《同時代的寫作者》，詩集《花朵與巖石》《從火到水》等。

　　城市的“精神現(xiàn)象學”

　　□徐  剛

　　在一本小說集的后記中，邱華棟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概括為“歷史和當下現(xiàn)實”的“兩條腿走路”。盡管就歷史寫作而言，《單筒望遠鏡》《騎飛魚的人》等“中國屏風”系列俱為佳作，但他作為一位小說家的形象被人銘記，還得歸因于他的城市題材創(chuàng)作。“社區(qū)人”系列和《正午的供詞》等長篇，無疑是更為知名的作品。確實，就當代中國的城市小說而言，邱華棟一直被公認為是真正具有城市感覺的作家，他最初的創(chuàng)作其實就預示著一個“以城市為背景的文學”時代的真正降臨。他的作品將目光投向日新月異的都市生活，熱情而敏捷地捕捉城市變化的蹤跡，因而也深刻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中國人，尤其是城市中產(chǎn)階級的精神處境。

　　城市“病癥”的診斷與療救

　　邱華棟的早期小說主要講述城市的疏離感、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城市人的冷漠，以及邊緣人不被城市接納的窘境。他習慣書寫那些奮斗的個人與殘酷城市的慘烈碰撞，因而他的小說往往彌漫著洶涌的欲望和對城市難言的仇恨，“我伸出了中指和拇指彈向夜空，聽見那一座座高樓依次倒下去的巨大聲響，感到了復仇般的安寧和快樂”。這便是他對城市決絕的宣言。關(guān)于城市，邱華棟給人印象最深的無疑是那篇《哭泣游戲》。這是一個中國版的“了不起的蓋茨比”的故事，甚至連結(jié)局都和蓋茨比如出一轍。黃紅梅這位非法勞務(wù)市場上的打工妹，在“我”的幫助下實現(xiàn)了自己的夢想，她從保姆、按摩女，逐漸成長為餐館小老板，同時她明白了這座城市的真諦：只要敢于交換，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因而內(nèi)心的欲望也被激活，“像野獸一樣闖了出來”。在此，出身卑微的尋夢者被城市所塑造，以卑劣的手段成為不可一世的暴發(fā)戶，卻依然無法消除內(nèi)心的孤獨與怯懦，最終又被這個城市所吞噬。她雖然由“我”一手塑造，卻注定與“我”無緣，最終也不出所料地用自己的行動和死亡來詮釋城市與人生的秘密。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哭泣游戲”，也是意義非凡卻不無諷刺的“行為藝術(shù)”。

　　邱華棟的小說總是清晰地標定城市的地理坐標，從亮馬橋到燕莎購物中心、從昆侖飯店到中糧廣場，城市行走的經(jīng)驗令人感同身受。在這個如腫瘤般不斷膨脹的北京城里，遍布著幽靈一樣的人群，他們的臉上都寫滿了欲望，在夢想的裹挾下，向這座絞肉機般的城市進發(fā)。那些虛偽無聊的知識分子、財大氣粗的“富二代”、無所事事的貴婦人以及形跡可疑的裝置藝術(shù)家們，都在城市這條“混濁而骯臟的河流”里，樂此不疲地追逐著情欲的把戲。而城市這個龐然大物不可逆轉(zhuǎn)地改變著每個人的生活軌跡，它讓人愛恨交織，既感甜蜜又覺恐懼。在邱華棟筆下，城市就是一個流動的宴會，人們來來去去，面孔常新，永無休止。《一公里長的餐廳》里的王元朗帶著800萬元來到這座城市，揮霍著自己的夢想。在他那里，“一公里長的餐廳”當然是一個過于荒唐的規(guī)劃，但小說最后，當這位風光一時的暴發(fā)戶真的一無所有地離去時，還是讓人唏噓不已。城市就像一座巨大的磨盤，將人的靈魂慢慢碾碎。《手上的星光》里的喬可與楊哭就像《高老頭》里雄心萬丈的拉斯蒂涅一樣，帶著一絲滑稽與悲壯，向城市進發(fā)。而林薇這位起初落魄的外省女子，很快便展現(xiàn)出物質(zhì)主義女孩的本色，她穿梭于各種酒會，成了名副其實的“小臟孩”。這也是邱華棟小說里最常出現(xiàn)的人物，她們深諳這個城市的交換法則，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最終也被這座城市所拋棄。

　　邱華棟總是矚目于居住在城市的現(xiàn)代人，他們就像失去家園的流浪者一樣，永遠行走在尋找自我的漫漫旅途上，這是一種病癥，他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致力于這種城市病癥的療救。正像《狗兒子》所揭示的，城市的病癥不在于把狗像兒子一樣看待的城市中產(chǎn)階級，而是他們那永遠愁云滿布的面孔。這些吃飽了飯沒事干的有錢人，總是無法找到生活的快樂，哪怕是“唐裝派對”和“一夜情俱樂部”，也只能增添短暫的歡愉，片刻之后，無邊的抑郁便彌漫開來，將人吞沒。《尋愛的一天》講述一個頹廢無助的男人，在一個百無聊賴的夜晚尋找自己過去年代的性伙伴，只為求得一次酣暢淋漓的性愛。最后，他那無望的尋找終究歸于失敗，不得不落入“痛楚和虛無相糾纏的時刻”。《毀容》里孤傲的岑璐，不能忍受無所事事的貴婦人的生活，而惟有一次突如其來的事故，讓她在“毀容”之后才坦然而謙卑地面對她原本厭惡的社區(qū)生活。值得注意的還有《內(nèi)河航行》，這個稍許溫暖的小說同樣講述的是一次療傷之旅。面對15歲女兒的意外懷孕，作為劇作家的媽媽無言以對。這無非是這個欲望化的城市里常演常新的節(jié)目，企望年輕的女兒去理解人性的復雜多少有些奢侈，但好在內(nèi)河的風景奇跡般地平復了母女二人內(nèi)心的創(chuàng)傷。成長自有代價，一切都可重來，無奈卻不必傷感。

　　“社區(qū)人”與中產(chǎn)階級的精神世界

　　邱華棟大量的城市題材小說，都旨在觸摸新的社會現(xiàn)象，進而形成一種觀念的表達，這無疑體現(xiàn)了一位敏感的新聞記者對社會變化的理解與把握。在邱華棟這里，新的現(xiàn)象總是層出不窮，比如《網(wǎng)上的食人魚和吐火女怪》表現(xiàn)了當時剛剛流行的網(wǎng)絡(luò)聊天，以及小白領(lǐng)不切實際的網(wǎng)絡(luò)幻想；《我的種子，她的孩子》講述借種懷孕的故事，而《代孕人》則呈現(xiàn)了城市里新的商品交換形式——“代孕”，并以奇觀化的方式展現(xiàn)了“代孕”的具體流程與經(jīng)過。《離同居》講述的故事同樣離奇：同居的夫妻早已厭倦了雞毛蒜皮的婚姻生活，甚至對彼此的身體也提不起興趣，于是離婚變得不可避免。然而，當他們拉開一段距離重新審視對方時，卻又驚奇地發(fā)現(xiàn)彼此身上的諸多優(yōu)點，發(fā)現(xiàn)了此前無法察覺的美麗。最后，離婚的人重新生活到了一起，構(gòu)成了一種“離同居”的奇怪狀態(tài)。除此之外，新的城市生活的體驗也不斷涌現(xiàn)。《社區(qū)人的故事》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幅幅別開生面的城市片段：蛙人與飛行員的愛情故事、心理學教授與“飛行的處女”的故事以及父子倆對同一個陌生女子的“偷窺”，無不呈現(xiàn)了城市人之間刻骨的隔膜。誰都渴望揭開生活幕布下所覆蓋的秘密，但卻沒有人成功，每個人都是彼此眼中的陌生人。

　　邱華棟總不忘將這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上升到哲學的高度，從而滋生出些許現(xiàn)代主義以來的文學命題。如《公關(guān)人》《電話人》等，深切反映了城市變動中“新新人類”的生活方式，彰顯的也是現(xiàn)代生活的異化本質(zhì)。生活的便利最后成為了一種新的控制方式，這當然像噩夢一樣讓人不寒而栗。這些故事的觀念雖然簡單，卻足以使人震驚和警醒。另外，《時裝人》表達了對于城市符號化生活的憂慮之情，《直銷人》以夸張的筆法講述物的世界對人的擠壓，《持證人》則以各種證件對人的包裹來闡明存在的荒謬，《化學人》直指城市生活中化學物品對生命的殘酷侵蝕，最近的《塑料男》依然在講述同樣的問題：城市的環(huán)境污染，這一現(xiàn)代性的后果無疑是中產(chǎn)階級生活中所蘊含的巨大風險。當然就小說而言，《塑料男》的問題也恰恰在于過于淺白而急切，“塑料化”這一奇崛的身體變形，明快地表達出異化與整個社會存在的荒謬本質(zhì)，因而顯得缺少了蘊藉。

　　從邱華棟近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開始從容而篤定地講述中產(chǎn)階級的疼痛與歌哭、他們的焦慮與激憤，這與他早期略帶艷羨與反諷的語調(diào)對中產(chǎn)階級生活所作的單純觀察大異其趣。一個首要的證據(jù)便是，他的小說不再熱衷表現(xiàn)“外來者”慘烈的奮斗歷程和都市沉重的生活壓力，而是直陳中產(chǎn)階級家庭生活的本質(zhì)、夫妻之間的貌合神離、各自支離破碎的生活，以及屈辱而庸庸碌碌的生存狀態(tài)。《高速公路上的電話亭》里的主人公梁崢和陳曉雯是一對文科教授與律師的組合，這個表面溫馨光鮮的三口之家，過著標準的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卻掩飾不住他們那千瘡百孔的婚姻本質(zhì)。《里面全是玻璃的河》意外展現(xiàn)了平靜的日常生活暗藏的兇險，夫妻情感的脆弱，稍不留神，賴以為系的倫理關(guān)系便宣告破裂；《紅木偶快餐店》也是如此，夫妻間偶然爭吵所牽扯的往事，直接摧毀了現(xiàn)實的生活，在這個危機四伏的現(xiàn)代社會里，你永遠無法預料，生活在什么地方會突然改變航道和速率。就像他在《沙盤城市》中所表述的，“在這座沙盤城市中，什么都是一場流沙，一座沙堡，什么都是脆弱和不真實的。”而他在《氣球》中更是借人物之口指出了婚姻的本質(zhì)：不過是兩個人一起在沙灘上壘了一個沙堡，顯然經(jīng)不起海水的沖刷，倘若毀滅了，聰明的人不會想再去壘了；或者如一個使人感到壓抑的黑色氣球，如果用一根巨針扎下去，便會立即爆開。

　　當然，邱華棟的故事中也不乏給人溫暖的篇什，比如《我女兒的故事》中女兒對父親女友從排斥到接納，《一臺巨大的冰箱》里同性戀的父親終于爭得了兒子的撫養(yǎng)權(quán)，而《蛙人與飛行員》則講述了愛的過程：從渴望神奇的相遇，走過了現(xiàn)實的折磨，到最后理解了承擔生活的意義和真諦。另外，他也曾試圖讓城市里那些“看不見的風景”顯形，取得了不錯的效果。《馬路的這邊和那邊》以別樣的方式呈現(xiàn)了極為嚴重的貧富分化問題，這也是都市的病癥所在。家住別墅區(qū)的張角在深夜尋找刺鼻氣味兒的來源，終于尋訪到了馬路“那邊”的“上訪村”，在這個鬼魅的夜晚，他發(fā)現(xiàn)了與自己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一個底層的世界。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他決定為這些人做點什么并積極投入的時候，他已經(jīng)與自己既有的世界劃開了一道界限，乃至于最后，他雖然得到了內(nèi)心的安寧和道德上的滿足，卻失去了家庭的溫馨。

　　“兩條腿走路”與“積累中壯大”

　　以上邱華棟的種種小說，皆在表現(xiàn)城市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世界，或曰中國新的“中等收入者”家庭的內(nèi)部“隱秘”，看起來是如此瑣碎、平庸，乃至世俗，卻是對時代本質(zhì)的生動顯現(xiàn)。相較于邱華棟近期的作品，筆者總是對他的舊作《花兒花》偏愛有加。年輕的作者也許曾和某位庸俗的武漢女孩有過一次銘心刻骨的失敗戀情，才會以這樣虔誠的姿態(tài)和傾情投入的方式，將瑣碎的日常生活寫得如此驚心動魄。而且在此之中，時代情緒的渲染與“花”的意象的建構(gòu)，都恰到好處地展開。尤其是那種超越技巧，不事雕琢的清新文風使它較之知名度更高的《正午的供詞》更勝一籌。當然，懷念的同時也讓人抱憾，倘若換作今天，事業(yè)有成、心有旁騖的作者，恐怕難以寫出如此篤定的作品了。比如最近他那部以“教授即叫獸”為商業(yè)噱頭的長篇小說《教授》便令人略感失望。這個小說雖竭力展示當下政、學、商三界緊密勾結(jié)，達成利益共同體的腐敗面貌，但人物的情感終究稀薄，現(xiàn)實的想象力也著實有限，缺乏早期作品所飽含的誠意，頗有些意欲用力強攻，卻終究無計可施的感覺。

　　最近幾年，邱華棟開始不斷落實他自己所說的“歷史和當下現(xiàn)實”“兩條腿走路”的寫作方式，將歷史故事也寫得有聲有色。“中國屏風”長篇小說系列便嘗試用外國人的眼光來打量中國近代史的變化。正如歷史是現(xiàn)實的借鑒，也是現(xiàn)實的補償，現(xiàn)在看來，“中國屏風”其實更像是邱華棟都市生活寫作和觀察之余的一次別開生面的調(diào)劑。歷史的宏闊與雄奇令人感慨，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對于一位小說家而言，其間的曲折與微妙更是讓人著迷。而邱華棟正是用他奇崛的想象，將原本干癟的歷史或回憶錄寫得充沛淋漓、氣象萬千。那些不為人知的人物得以生動再現(xiàn)，耳熟能詳?shù)氖录�則細節(jié)充盈，歷史便有了一絲活泛的氣韻。然而概括來看，邱華棟筆下的歷史故事雖大多確有其人，但也皆是從他廣博的閱讀中擷取的片段和人物，他用傳奇的筆墨，將非凡的個體鑲嵌在業(yè)已寫就的歷史之中，以飛揚的敘事彰顯小說的不凡魅力。這當然對文學和歷史皆有裨益，但坦率地說，“中國屏風”除了以他者的眼光重新發(fā)現(xiàn)一個古老國家在特殊歷史時代的“趣味”之外，其實難以讓人體察其間的驚人新意，或者至少從目前來看，沒能顯現(xiàn)出尤瑟納爾意義上今與古的對話意味。當然，這也不能完全否定他歷史寫作的成就，亦不能一概抹殺其間包含的可喜變化和可貴嘗試。這便正如評論者所說的，“從前那個天才無畏的青年，結(jié)束了自己一段內(nèi)心飄搖的歷史，更加深沉，淡定，自然而又超然地走向了人生以及創(chuàng)作的新階段。”這當然對這位大齡文學青年此后的創(chuàng)作大有裨益。

　　在一次訪談中，邱華棟曾這樣說道，“我認為真正好的作家應該是生長型的，他不是轟動一時然后失語，他應該不停地生長，不停地對所處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生命狀態(tài)發(fā)言，通過文學予以不同的表現(xiàn)，這樣在積累中壯大，到一定程度而成大家”。邱華棟大概真的屬于那種不斷生長的作家。有時候就是這樣，你并不能要求一位高產(chǎn)的寫作者每一次出場都足夠驚艷，但好在他永遠前行在“積累中壯大”的路途中，并且時時給人驚喜。我以為，這就是他所說的“生長”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