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幻滅到追求

　　聚焦文學新力量

　　文珍，生于1982年，北京大學中文系創(chuàng)作與研究方向碩士。在《人民文學》《當代》《山花》《大家》等刊物發(fā)表小說數(shù)十萬字。出版小說集《十一味愛》。曾獲“西湖”新銳文學獎、首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提名獎等。

　　從幻滅到追求

　　□饒  翔

　　“80后”女作家文珍的寫作從個人出發(fā)，由一己的愛戀悲歡、淺吟低唱或者內(nèi)心的風暴生發(fā)開來，漸漸輻射至更為廣闊的社會與時代。十余年來，文珍從一個“小資文藝女青年”成長為女作家的歷程，或可借用茅盾《蝕》三部曲的命名來概括：幻滅——動搖——追求。

　　從幻滅開始

　　正如文珍的第一部小說集的書名《十一味愛》所昭示的，愛情一度構(gòu)成了文珍的“世界觀”，構(gòu)成了她認識世界、思考人生的一種重要的角度和方式。以形而下之視覺、嗅覺與味覺寫形而上之愛情，是作者慣用的象征手法。在她早先的三篇直接以食物命名的小說中，這種傾向更是明顯：《色拉醬》——豐盛之愛；《關(guān)于我所愛吃的花生》——隱秘之愛；《果子醬》——甜膩的俗世之愛。這三篇小說均為文珍在攻讀北大創(chuàng)作學碩士學位時期的“習作”，有著濃重的“文藝腔”，也散發(fā)著強烈的文珍式文學氣息。

　　文珍的小說從一開始就形成了自己獨有的風格。她操練著文字的煉金術(shù)，遣詞造句仿若古人吟詩煉字，推之敲之，雕之琢之，文字被打磨得通體透亮、溫潤如玉，極雅致，極細膩，確實才氣逼人、詩情洋溢；而她的敘事腔調(diào)高度內(nèi)斂，敘事空間又極封閉，全是內(nèi)心的意識流動，似嘆息，如囈語。

　　《果子醬》堪稱文珍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為她贏得了最初的榮耀，獲得北京大學首屆“王默人小說獎”第一名。小說幾乎不是靠情節(jié)，而是靠細節(jié)和情緒的疊加和發(fā)酵完成敘事的。來自西班牙安達盧西亞的舞者薩拉背井離鄉(xiāng)來到廣州的一個酒吧表演費蘭明高舞，愛上了在同一酒吧謀生的同鄉(xiāng)、貝斯手魯斯特。這段愛何其濃烈，卻又何其隱忍，不曾言明又不言自明。這愛完全是不及物的，與日常生活無關(guān)，只化作生命之舞、靈魂之舞。薩拉的愛猶如一場內(nèi)心的風暴，乍起驟滅。顛沛流離的命運尚且沒有令她幻滅，錯愛的痛苦——魯斯特大啖果子醬的一個動作卻足以令她幻滅。“她千里迢迢地來了，卻料不到遇到的人仍然是錯的。”“其實也沒有什么。她只是覺得很幻滅。”“很幻滅。”夾雜著嘆息聲的喃喃自語、淺吟低唱，是彼時作者經(jīng)典的敘述語調(diào)。

　　作為一名“80后”的寫作者，“幻滅”是文珍筆端常常出現(xiàn)的兩個字。這兩個字在某種程度上構(gòu)成了一代人情感和內(nèi)心的真實經(jīng)驗。這是一種“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的歷史/現(xiàn)實虛無感。文珍認真地呈示了這個并無兵荒馬亂的“太平盛世”里的情感幻滅，以及因幻滅而生的疼痛，她的幻滅因之不顯輕飄，反倒形成了一種美感和悲劇感。或許可以稱她為一名真誠的幻滅書寫者。

　　動搖：在想象與現(xiàn)實之間

　　《果子醬》是關(guān)于藝術(shù)的、關(guān)于愛的凌空虛蹈，是作者以小說形式所作的愛的哲學思辨。在《關(guān)于日記的簡短故事》及“外一篇”《關(guān)于我所愛吃的花生》中，這種思辨仍在繼續(xù)。它們事關(guān)靈魂的秘密，以及對這秘密的細心看護。在文珍高度內(nèi)斂甚或自閉的敘述里，愛情甚至無需對象，也與所愛者幾無關(guān)系；愛是在想象之中，在心靈之上隱秘孕育、生長，拒絕表演、甚至放棄言語交流，直至內(nèi)心孕育成熟的一枚巨大的果實，這隱秘的狂喜僅供獨自咀嚼，獨自品嘗。

　　而在文珍稍后創(chuàng)作的《衣柜里來的人》和《氣味之城》中，愛情動搖于想象與現(xiàn)實之間。兩篇小說有某種主題上的延續(xù)性：前者寫的是準婚狀態(tài)，而后者則描摹已婚狀態(tài)。

　　都市女孩小枚與男友C相戀多年，在面臨婚姻的門檻時猶豫不決，不辭而別只身去了西藏。這是她的第二次西藏之旅——半年以前，在對未來的規(guī)劃與男友產(chǎn)生分歧之后，她也曾出走拉薩，在此結(jié)識了一群“拉漂”，并與其中的一名叫阿七的男子產(chǎn)生了似有若無的感情。西藏與漂泊滄桑的阿七在她的潛意識中，隱隱成為庸常生活的反面，吸引她再度尋訪。然而，面對阿七的追求，她又退卻了，這一方面是她的道德感使然，另一方面她并不能確認自己是否真的愛阿七。在與阿七同游納木措的途中，她得知了阿七曾因熱愛旅行而痛失所愛——那提示著另一種生活的危險。她也開始想念相隔迢遠的男友C，那是一種熟悉而安穩(wěn)的日常生活。最終，她放下了阿七，回歸到屬于她的、雖時感窒息沉悶，但又割舍不下的生活。《衣柜里來的人》便是這樣一個逃離——回歸的故事。作者以反浪漫的方式，呈現(xiàn)人物內(nèi)心真實的困惑、動搖、糾結(jié)與抉擇——關(guān)于什么是“愛”，關(guān)于生命的意義何在，關(guān)于什么是我們應過的生活。

　　《氣味之城》的敘事則更為虛化，它又一次顯示了文珍構(gòu)思意象的才華。兩個人的婚姻“圍城”，各種氣味充斥彌漫其間，每一種氣味都是一段生命的印記，都是“活過”的證明。在她離家出走之后，他于她留存的氣味中感知她的存在，他憑借對于氣味的記憶，追緬過去的好時光；他于氣味的變異中覺悟到愛情的僵死變質(zhì)，覺悟到自己婚后如何凝滯于平庸的生活，如何以自己的慵懶疲沓與漠然無視冰封了另一個鮮活的生命。他懊悔不已，痛哭流涕，他想告訴她：“我們可不可以重新來過。”然而，他們將如何重新來過？在這個精神全面平庸的時代，激情與夢想早已漸漸遠去，粗糲的生活一天天露出它的利齒，我們要怎么做才能保持對氣味(生命)本身的敏感，免于被吞噬，我想，這也是作者在認真思考的問題。

　　《地下》則講述了一段中年情殤，這是文珍的小說中較具戲劇感的一篇，較為平淡的敘述之下其實暗藏洶涌。“我”于被囚禁在地下密室的人生絕境中，覺悟到年少的背叛如何銘心刻骨地傷害了自己的初戀，如何摧毀了他的愛情乃至一生。而“我”也終將為年少時的任性付出代價，背負起靈魂的十字架遠行。此情可待成追憶，再回頭已是百年身。自此，文珍的小說漸漸地有了滄桑感。

　　發(fā)現(xiàn)時代的“精神內(nèi)傷”

　　若以一言蔽之，文珍的小說寫的大多是“大城”與 “小愛”。文珍曾生活于深圳和廣州這兩個大都市，后又定居北京，都市經(jīng)驗已深刻植根于她體內(nèi)。文珍寫作的一大貢獻，就在于其對都市病和邊緣弱勢人群的觀察勘探和生動的文學呈現(xiàn)。在文珍的理解中，“不是只有進城務工人員才算弱勢，有很多有正當職業(yè)、收入穩(wěn)定、但性格相對軟弱的人同樣屬于弱勢”。通過對他們精神世界的深入探究，文珍探討了當下都市人的生存和精神危機，進而呈現(xiàn)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精神內(nèi)傷”。

　　《第八日》是文珍的“學位作品”，也是她迄今最好的小說之一，充分地發(fā)揮了她自身的才華。作者以密不透風的敘事將一個弱者的失敗心路展現(xiàn)得跌宕起伏、驚心動魄。顧采采——一個再平凡不過的女孩兒，一個漂浮在大都市的小人物，一個嚴重的失眠癥患者，她何以如此，何以至此？只因身處這個涼薄的世界，她還有微薄的憧憬，還有不多的夢——朋友、愛人，一個獨處的空間以及一個安然的睡眠；而她這些微薄的憧憬與不多的夢都一一幻滅了，她陷入了絕對的孤獨，成為這個運轉(zhuǎn)不停的大都市里的多余人。在這個碩大無邊卻又無處安身的北京，分外敏感內(nèi)向的顧采采比一般人更深刻地體會到生命的絕境，而事實上，無論貧窮還是富有，成功或是失敗，我們每個人的心中都住著一個顧采采，這是生命永恒的絕境。文珍以她的深刻體察與明銳發(fā)見，寫出了她自己的“城市文學”。

　　《錄音筆記》仍聚焦顧采采式的都市邊緣人。禮品公司的接線員曾小月除了擁有一副好嗓子，并無更多資本，因而無法引起他人關(guān)注，既缺乏男人青睞，在公司地位也很邊緣。對于聲音的敏感，使她總是能聽到身邊的爾虞我詐、鉤心斗角的對話，也時常被淹沒在電話鈴聲、顧客的扯皮和投訴聲浪中。曾小月在種種噪聲中苦苦掙扎，終于有一天她發(fā)明了一種游戲——用錄音筆將自己的聲音錄下來，再放給自己聽，以此將自己同她所不堪忍受的環(huán)境隔絕開來，她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中……這樣的情節(jié)真是令人震驚：這是一顆多么孤獨、多么卑微的靈魂！進而，這是多么令人窒息、殺人不見血的生存環(huán)境！文珍的批判筆觸直指當代人泛濫的“一腔廢話”，以及由此造成的溝通的虛妄與人心的隔膜。

　　文珍現(xiàn)在居住在北京一個叫安翔路的地方。她的住所不遠處是我們這個偉大盛世的象征——“鳥巢”，而近處則是熙熙攘攘的市井生活。文珍穿行于其間，構(gòu)思于其間，便有了《安翔路情事》。仍然是“情事”，而此次卻將目光從她所熟悉的人群移開，寫了一個賣麻辣燙的姑娘與對門賣灌餅的小伙子之間的愛情故事。她有意選取了3個城市空間：鳥巢所代表的碩大無朋的“國際化大都市”地標，安翔路所代表的都市平民的市井生活以及圓明園所代表的傳統(tǒng)古典的生活理想，人物浮沉于其間，內(nèi)心的靈魂糾結(jié)撕扯于其間，無法安適。文珍于時代的大遷徙中體味到“愛”與生命的微末，漂流的人們無家可歸，時代轟隆的快車遠遠地把“人”甩在后面。一場現(xiàn)代都市建設中微不足道的拆遷就足以摧毀一份彌足珍貴的愛情，改寫他們的命運軌跡，他們束手就擒、無能為力，但是他們的痛苦卻是無比真切的。文珍寫出了這個驚鴻一瞥的瞬間，寫出了人物如浮萍般的命運，也寫出了天長地久的愛情愿景與時代的瞬息萬變之間的巨大悖論與張力。身處這個“加速前進”(昆德拉語)的時代中，我們其實多么想要一點安穩(wěn)。

　　追求：瞬間與永恒

　　在今年完成的三篇新作《到Y(jié)星去》《我們一定要幸福》和《助理律師奧特曼》中，文珍進一步展現(xiàn)了她切近現(xiàn)實的勇氣和魄力。《到Y(jié)星去》是一則詼諧幽默小品。都市小白領許先和張愛這對情侶“漂”在京城，面對不斷上漲的房租，收入微薄的他們6年里搬了7次家，終于在一個黑夜又被房東趕出家門，流落到青年旅館。深夜，兩人面對天花板上的漬跡，展開了他們對于Y星球“美好生活”的想象。白日夢很快醒來，天明他們又要開始一天的生計奔波，要以僅有的一萬多元存款尋找一處尚能落腳的居所。小說的主體部分是兩人對Y星球“美好”生活的向往、描述，有意味的是，連他們自己都很快感覺到這“美好”的乏味。現(xiàn)實的逼仄限制了一代青年關(guān)于未來或他處生活的想象力，令讀者在會心一笑之余，又生出幾多心酸無奈。

　　《我們一定要幸福》中，幾個都市的大齡剩女喊出了“我們一定要幸福”的宣言。然而，故事里卻沒一個人真正幸福。都市男女都像沒頭蒼蠅一樣受困于自己無法克服的欲望和現(xiàn)實的種種沖突。小說觸及“剩女”與“同妻”等都市新題材。性取向、宗教信仰、個人隱私等等，區(qū)隔著人群，但這并非關(guān)鍵，關(guān)鍵是當代人與人之間的互不溝通與不諒解，冷漠、無視乃至于歧視，最終彼此傾軋，互相摧毀。

　　《助理律師奧特曼》中，在律師所當了7年助理律師的“普通青年”宋笑，因為種種屈辱、憋悶，在一個暴雨天準備自我終結(jié)，卻在營救一個四五歲小孩樂樂的過程中，激發(fā)起勇氣和能量，成為孩子眼中的英雄“奧特曼”。小說給出了另外一種結(jié)尾：天晴了，被救助的孩子如雨滴般“人間蒸發(fā)”了，宋笑懷疑，是否真的有過一場雨天的救助壯舉，但確鑿無疑的是，他借此完成了一次自我救贖。文珍為她所善寫的都市邊緣弱勢者完成了一次英雄般的成長，這種成長的力量來自何處？是來自沉睡的英雄主義情懷、樸素的人道主義或是內(nèi)心善與愛的凝聚爆發(fā)？答案似不明晰。值得肯定的是，文珍在人物由弱轉(zhuǎn)強的瞬間，寄予了她對于人類永恒價值的思考與追求。

　　“取下假面，真誠地，深入地，大膽地看取人生并且寫出它的血與肉來”。在不斷地克服其“潔癖”——文字的潔癖、情感的潔癖、道德的潔癖的同時，文珍的文學也在不斷通往一個更真實，或許也更殘酷的人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