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惠雯：重返純真與詩意

　　聚焦文學新力量

　　張惠雯，女，生于1978年，祖籍河南，現居美國。畢業于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曾獲中國作家鄂爾多斯文學新人獎、首屆“人民文學新人獎”、新加坡國家金筆獎中文小說組首獎等。代表作有短篇小說《徭役場》《水晶孩童》《在屋頂上散步》等，2013年出版短篇小說集《兩次相遇》。

　　張惠雯：重返純真與詩意

　　□曹  霞

　　隨著《水晶男孩》《垂老別》《愛》等小說的發表，張惠雯作品里豐富的敘事指向和動人的力量開始呈現出來。她寫少年時代的暗戀、都市男女的愛欲、現世生活的苦楚，也不乏對精神、愛情的寓言式表達。在多樣性和復雜性的書寫中，張惠雯以天真明媚之心帶著我們重返充滿純真與詩意的年代，賦予其不被消磨的潔凈和激情，并將之升華為一種持久飽滿的精神力量。

　　純真的質詢

　　張惠雯的多篇小說都提到了“純真”這個詞，這一氣質在我們的快捷時代幾近絕跡。只有當寫作主體將自己朝著過去“反向”推回，沉浸于久遠而緩慢的回憶中時，才能建構起關于“純真”的故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將長篇小說《迷途》視為一部“純真之書”。小說主體是一個男孩對一個女孩的暗戀，他一邊在遙遠的島國生活，一邊視她為靈魂伴侶，喁喁傾訴，直到曲折地獲知自己也一直被她愛著。比起同代人，張惠雯在讀書、思考和內省上擁有更多的可能，這就是為什么在她那兒“純真”命題能夠成立，她不會讓“俗”侵蝕人物的精神生活，從而使故事逾越實利主義和瑣屑糾結，走向對形而上的探詢。

　　在張惠雯那里，“純真”多以感情狀態呈現出來，在《愛》中，牧區醫生艾山在酒席上受到不少人關注，他也捕捉到一個嬌小的身影，心里涌動著歡喜和甘甜。這是一個未開始的“愛情故事”，可它卻在主人公對于愛的精細感受和幻想中充滿了天真純美之氣。《古柳官河》講述了3對有情人的故事。鄉村的人性人情之美頗有“湘西世界”的味道。在古柳、沙河和水邊人家的背景下，3段單純動人的故事銜接起關于“愛情”的古老信念，這境界便有了一種暖意和明亮。對純真愛情的“信”與“望”使張惠雯的小說流動著正大而輕盈的韻味。

　　在部分作品中，“純真”不僅是愛情的修辭，還是人物超脫俗世的品性，《群盲》中就有這樣一個純真之人。他不愿意朝九晚五，想當作家。為此他不斷嘗試，拒絕陷入庸俗無聊的圈套。作者以純真得近乎孤絕的方式質詢“群盲”：一定要追隨“他人”，個人的意義和價值才能成立嗎？能不能聽從內心的召喚，成就相對自由的“個我”？這種執著堅定的懷疑精神和不斷的質詢，對充斥著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的當下形成了一種強有力的“冒犯”。它向我們表明，真正懷著生命激情和熱愛的人不是活在“肯定”中，而是活在“懷疑”和“否定”之中。

　　在張惠雯看來，“純真”可以抵擋時光侵蝕，使人保有孩童的天真。然而，她也意識到這不可避免會被世俗磨損。在《蝕》中，隨著民保的墮落，小蓮對他的純真愛戀一點點被蠶蝕了。面對這樣的情感殘局，張惠雯的筆觸里有傷懷悲戚，但也有堅韌和堅持。《聚會》取材于時下常見的“老同學聚會”的故事。在“異鄉人”和“外來者”的視角下，“老同學”搞曖昧、比拼權力、暢談實利的生活就像一潭正在腐爛發臭的污水。他們曾經見證過彼此的青澀，但“成年”無情地踐踏了“純真”。男主人公雖不齒于老同學的無恥，卻也未能免除人性里的俗濫。正是最后這由人及己的自我拷問，使小說顯出了精神深度和批判力度。

　　這些充滿“殘缺”和“磨蝕”的故事是現實生活的常態，它們攜帶著當下的精神荒涼與頹敗，以一種生動的、帶有一代人生存印記和命運變化的經驗“素描”了一個時代的肖像。張惠雯不是為了證明“純真”會遭到損毀，而是向著人性的黑暗和深淵發出詢問。她并不尋找答案，卻在磨損和罪惡里鋪展出人性中模糊而猶疑的地帶，從粗鄙和墮落中看出人的“潔白”。

　　向著現實敞開

　　在張惠雯看來，描寫現實時“經驗”固然重要，但“小說作者最好還具備洞察力、感同身受的能力和想象力”。 在面向現實的寫作中，張惠雯有一種“敞開”的姿態。也許正是因為經歷單純，她反而能夠擴展寫作的邊界。越是進入遙遠而邊緣的界域，她越能夠毫無遮攔地展開虛構和敘述，越能夠像“身處其中”那樣把故事敘述得綿密細致、淋漓逼真。

　　在張惠雯的作品中，以對話為主的《垂老別》頗見功力。小說以3個夜行人展開故事，王老漢、他的弟弟和村長為了老人的贍養問題去找他的小兒子，卻遭到冷淡推脫。一個堅守傳統倫理卻最終被親人盤剝得一無所有，內心充滿尊嚴、畏懼和難堪的鄉村老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現在我們面前。小說撇去了籠罩在親情和血緣之上的禮儀道德，以精微貼切得近乎冷酷的敘述還原了人的本性。《路》通過孤苦無依的老婦人去看望教友小宋、將教友們湊的錢送到老郭家兩段故事，細膩地鋪陳出老人們在破敗無望的現實生活中追求精神彼岸的心境，并把不同家庭的生存景象連接起來，呈現了“人之老境”的凄涼圖景。在小說結尾，老婦人在雪地里緩慢從容地行走，心中沒有陰影。一種由生存本相生發而成的堅韌結實成為文本的底色，對“塵世之苦”的出離使小說彌漫著淡淡的詩意。

　　張惠雯“寫實”的一個重要主題是最具當下情境和時代變化特征的情感故事。《完美的生活》講述了在新加坡生活的6對中國男女的愛情與婚姻生活。在復雜的男女關系和變幻莫測的組合背后，是他們共同的愛之匱乏與焦慮。《藍色時代》寫一個男孩對媽媽的同學產生的朦朧情意；《暴風雨》敘述了一對男女被困于車內的一段“婚外情”；《小角色》以日記體形式展現了一個在愛情中極其尷尬和苦痛的女性內心世界。作家以對激情與理智的深切觀察、對人性和情感變遷的敏銳捕捉，講述了一個個困惑于生存與人倫、或者在道德邊界游移的愛情故事，層層嶄露出人性里最黑暗本真的部分。

　　張惠雯筆下有這樣一類女性，她們或生機勃勃或安靜素淡，對男人和世界的認知是天真而茫然的。比如《年輕的妻子》中那個飽滿害羞卻行蹤不定的小妻子，《書亭》中那個在書亭里度過青春只能對窗外世界抱以幻想的女孩。她們在婚姻和愛中的耽溺、想象與猶疑，展現出女性在混亂荒蕪的境遇中對“完滿”的堅守，即便生活最終被證明為破敗不堪，但堅守本身就敞開了面向一切的可能性。

　　張惠雯的現實題材很“陳舊”，但她通過對現實細致而生動的處理，對世俗人物不斷嘗試與冒險的審美判斷，生成了既屬于寫作者個體、也屬于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經驗和生活經歷的共同記憶。

　　寓言化寫作

　　作為一種古老的寫作方式，寓言以寓理的深廣性和普泛性成為重要的文體。當我們都認為“70后”缺乏寓言思想與精神含量時，張惠雯卻從這里出發，堅持不懈地探索小說中抽象化與哲理化的表達。

　　在張惠雯那里，寓言最重要的功能是探索復雜人性與純潔自由精神的關系。《水晶男孩》中那個美麗透明的水晶男孩讓污穢中的世人感到不安和恐懼，他自己也遭到了世俗力量的不斷磨損。《徭役場》很容易讓人想起《一九八四》《美麗新世界》等“反烏托邦小說”，在未來的世界里，人們受到規訓和奴役，難以反抗、終被規訓。這兩篇小說既可以理解為“人性惡”和“奴性”的寓言，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形而上的哲學寓言。

　　《極速列車》是一個關于高速發展社會的寓言。在世界上最快的列車上，“無知者”沉浸在科技的刺激之中，瓦特及助理愛因斯坦不停地做試驗，以讓其更高速地前進。這篇小說涉及科技、速度、教育、虛幻與真實等多個主題，它們共同構成了高速發展的危機預言，以看似荒謬滑稽的設想深刻地揭示出了當下情境中人的生存狀況。

　　《島》和《島上的蘇珊娜》更像是從神話和人類生活中截取的片段，人物的對話遠離煙火氣，間以大量的討論和思索以及充滿詩意的描寫。《島》設想在一座島上，一對男女過著亞當夏娃的“樂園”生活。一艘大船的到來打破了他們長久的寧靜，讓他們對彼此充滿了嫉妒和恐懼。而《島上的蘇珊娜》恰好和《島》形成“逆向”推演：一個由“信”走向“不信”，一個由“疑”走向“交融”。“我”和蘇珊娜展開了關于男人和女人、靈魂和肉體的對話。他們意見相左，卻不妨礙彼此講述古怪而沒有意義的夢，直到“在荒涼的島上，她的眼睛是惟一的燈”。這兩篇小說沒有鮮活的現實生活，氤氳在作品中的只是一些片段、囈語和文不對題的對話。它們都可以視為對兩性關系中“忠貞”問題的寓言性探討，在折射出以愛情為象征的精神世界可能出現的空洞時，也在盤詰著“愛情何為”、“生命何為”等終極命題。

　　《安娜和我》則以純凈悠揚的韻味揭示了如下命題：只要堅持，安詳寧靜的精神可以一生相伴。安娜是一頭大象，貧窮的“我”善待她，視她為靈魂的伴侶。這篇小說具有詩一般純粹的精神質地。它的寓言力量來自于“安娜”，她不僅僅是一頭大象，更寓意著每個人生命中如影隨形的精神物象。隨著個體的成長與見證，它們最終會成為生命中不可缺失的部分，構成相互映現的瑰麗鏡像。

　　張惠雯的小說里有著濃郁的“詩意”：潔凈、空靈、輕逸，囿于塵世又超拔于此，有直襲心靈的精神物象，也有潛意識世界的豐富和深邃。在被關于人性的憂慮和未來的宿命感所籠罩時，她也在不懈地尋找具有個性、藝術性又不乏公共認知的精神表達，由此建構起屬于自己的詩性沉思錄。一切留戀著詩意和純真的人，一切愿意在文學中尋找心靈自由與呼應的人，都可以在她那里感受到精神世界的優美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