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美學

　　9月的某個夜晚，我和一位寫小說的朋友走在北京的街頭。迎面走來一群說個不停的西方人，這位朋友告訴我，他認為這些西方人過于吵鬧，他們太愛表達，不懂得沉默的含義、沉默的美。的確，在社交生活中，美國人把“害羞”、“內向”看成一種缺陷，甚至當成有待治療的心理疾病。掩藏起來的美學對他們來說是陌生的。大概正因為如此，他們的小說會走向另一端：極簡。極簡有它的啟示意義，但我并非極簡的崇拜者，這就像一個人喜歡勻稱的身段卻未必追求骨感。

　　無論是福樓拜的《三故事》、喬伊斯的《都柏林人》，還是契訶夫那些不朽的短篇佳作，其特點之一是纖秾合度，把最應表達的表達出來，把應掩飾的置于昏暗的沉默中，因此，它們才具有異常耐讀的品質。在這些作品里，細心的讀者會從詞句里的蛛絲馬跡、巧妙的隱喻和映照中發現未寫出來的內容，它們就像繪畫里的陰影和留白，與光亮的部分一起決定著作品的質感、深度和氛圍。當我們沉默的時候，其實我們也在做另一種表達。

　　我很喜歡愛爾蘭小說家威廉·特雷弗所說的：“如果把長篇小說比作一幅復雜精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畫作，短篇小說就是一幅印象派繪畫。它應當是真實的迸發。它的力量在于，它略去的東西，要不是很多的話，正好和它放進去的等量。”如果語言表達追求的是“意盡”，在我看來，短篇小說并不服從這個原則。在說與不說之間、表達與掩飾之間、描述與暗示和隱喻之間，存在著那么一個點，短篇小說的作者除了化煉詞句，絕大多數努力似乎就是尋找這個點，盡我們所能去接近它，使小說呈現恰好的明暗度、勻稱而又有血肉感的美。否則，小說就會面臨粗鄙露骨或干癟乏味的危險。

　　契訶夫曾說：“好的、壞的，都不要叫出聲來�！贝蟾潘�早已發現，“忍住不說”對寫作者來說其實無比困難。無論在他人的小說里，還是在自己的小說里，我多少次發現作者說得過多？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我多少次要和“說出來”、“說清楚”做一番嚴酷的斗爭？大多數時候，我失敗了，我把應該刪去的句子重新加到小說里去，惟恐人們體會不到我的用意，結果，理應沉默的地帶變得喧囂，小說的美感被破壞了，矜持的藝術法則遭到破壞……我覺得我是在“刪除”、“恢復”、“再刪除”、“再恢復”中多多少少學會了一點兒忍耐的技能，盡管時至今日，我有時仍會把一些理應刪除的廢話當珍寶。

　　日常生活中的人與事、人在平靜生活表面之下內心的風暴和曲折更吸引我的注意，它們對我來說更富于詩意，也更易喚醒我的聯想力。有時，別人告訴我一件小事或者一個小細節，我會聽得著迷，如果他們告訴我一件波瀾起伏、高潮迭起的故事，我反倒不知所措。我想我只能當一個印象派的小說家，宏幅巨制對我來說是不適宜的。我寧愿讓精練的詞語、細節和氛圍說話，以便使人物突出，而非使情節突出。我的短篇小說常常缺乏情節，它更像是個隨意截取的、現實生活與心靈生活交織的片段，對我來說，這個片段式的情節是一種真實，或者說，它是表達人的真實的一個手段。

　　我喜愛的人物往往不怎么外向、健談，在一個懂得適時沉默的人身上，我能發現更多的美和故事性。在今天的社會，露骨的展示、大聲的叫嚷已成為吸引注意的普遍捷徑，而我仍固執地要求我的人物為了美感而保持基本的矜持，這實在是個不順應潮流的嗜好。可每當要求小說家為大眾口味的改變而“改善”自身的呼聲響起，我反而更頑固地想要守住自己的陣地。如果一個小說家不能影響讀者的思維與感受，那么至少，別讓讀者輕易地改變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