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幽暗地帶的微光

      http://www.fxjt168.com 2013年10月28日11:38 王虹艷

        聚焦文學新力量

        魯敏,江蘇東臺人。短篇小說《伴宴》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長篇小說《六人晚餐》獲2012年度人民文學獎。著有長篇小說《博情書》《方向盤》,中短篇小說《白圍脖》《鏡中姐妹》《思無邪》《風月剪》《逝者的恩澤》等。

        人性幽暗地帶的微光

        □王虹艷

        魯敏于1999年開始文學創作,2002年、2003年相繼發表中篇小說《白圍脖》《鏡中姐妹》,獲得文壇廣泛關注。短短幾年間,魯敏便以成熟的創作姿態進入人們的視野,她的迅速成長令人驚訝。2012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六人晚餐》更是全面展現了她的創作實力,引起較大反響。十幾年中,魯敏的創作軌跡不斷變化,她的作品或溫馨或壓抑,或寫實或寫意,但始終不變的是對人和人性的持久關注。

        古怪的人物  偏執的性格

        魯敏的小說多寫人性的幽暗部分,主人公往往都有怪異的嗜好、偏頗的觀念或極端的性格。即使面對正常而普通的敘述對象,魯敏也要揭示他們心中微妙的機心或者小小的狡黠。對人物內心世界的深度迷戀和不退的熱情,讓魯敏的小說似是各種奇異人性的集錦。如她自己所說:“我的寄托則只有一個:對‘人’的好奇與貪婪,就跟納博科夫酷愛收藏蝴蝶一樣。我有個不太敢張揚的野心:我想收藏‘人’,人的傷疤,人的靈魂,人的失足,人的攀升。人性之種種,迷人而觸目驚心。寫作就是對人性的探測與撫摸。”

        魯敏善以極端方式寫偏執人物、偏執人格。《死迷藏》中的警察老雷便是代表。老雷活得小心翼翼,喜歡“準確”、“規律”、“計劃性”這樣的詞眼,拒絕不受控制的事情。對于死亡,他不能接受死得太隨便,認為這種“隨便的死”應該被控制:“死,是件大事,應該周全、從容、合理。比如,在自己家的床上,跟家里人一一見過……”但在現實生活中,到處是“隨便”的死,各種意外隨時都會發生,死亡四面埋伏。所以他控制妻子和孩子的一切行為,沒收妻子的身份證,禁止其坐飛機;上班不讓坐公交,因為公交車會自燃,地鐵也不行,怕碰上壞人施放毒氣,或是司機厭世自殺式撞車,他不準家人到咖啡館或歌廳,逛地下商場,說那種地方一起火準死……如此防范,還是沒有躲得過死亡——兒子誤飲老雷調制的毒橙汁,中毒而死。人能夠控制變化無常的生死和命運嗎?老雷的悲劇在于,暫不論他對外在世界的控制是否有效,他對自己的內心、對家庭的控制已經先自失控——妻子抑郁、兒子叛逆,他自己也趨向瘋狂。對意外之事的一切嚴防死守最終敵不過來自內部的瓦解。

        作者以夸張變形的手法將這個當代“套中人”的故事推向極致。在魯敏的小說中,現實生活的邏輯常常讓位給文本虛構的規則,人物狀態和行為的描述被突出放大,而其行為的現實誘因則被弱化。如果理性的最大局限是它無法解釋非理性,那么對扭曲的偏執個性進行理性的解讀和分析,自然也是虛妄的。在她的非理性世界中,靈魂的無限性遠遠大于現實的豐富性。人物的怪異行為恰恰成就他們獨特的自我,外部世界只是背景,他們的選擇依從的是自己內心的邏輯。

        魯敏筆下的人物常有奇異的嗜好。《墻上的父親》寫了一個極端熱愛吃的妹妹。父親早逝,母親自顧不暇,妹妹小小年紀便活在自己的極端的孤獨里,“吃”是一種補償式的填充。死去父親的遺像被掛在墻上,從此換了一種方式介入母女3人的生活——高高在上,如影隨形。母女3人在父親的凝視下生活,雖困頓不堪,卻又盡可能保持體面。《六人晚餐》中也寫了一個愛吃的弟弟,弟弟胖到已分不清是男孩女孩。他同樣也活在父親早逝的陰影下,同樣缺乏愛與關注,同樣對吃這種行為有著偏執的愛。更糟糕的是,弟弟曉白無法確定自己的性取向,不知道自己是喜歡男孩還是女孩。

        《細細的紅線》寫了主人公的古怪嗜好:角色扮演。小說講述的是中年男女的情感故事,女子結婚多年心中仍然是空空蕩蕩,男子是配音演員,功成名就,不斷有投懷送抱的女人,而他在與女人們的游戲中感到生活的無趣。二人開始了另一段情感的歷險——女子不斷地在社會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回來給男子講述,他們在新的角色中感到了驚險和刺激。小說涉及的是現代人的精神困境,尤其人對于自身處境的無力感,導致最后救贖的虛妄。

        人性幽暗處很多難以捕捉的東西,在魯敏的筆下都有直接呈現。《六人晚餐》中人與人的相愛或者相憎往往都有奇特的理由。蘇秦和丁伯剛交往是因為他和自己文質彬彬的丈夫是完全不同的類型,和他在一起,她不覺得自己背叛了丈夫;曉藍愛上了丁成功是因為他“渾身上下那種總是往回縮、總不能如意的失敗感”,這種失敗感讓她“既難過又安心,反而覺得別的東西都是假的”。這些看似荒謬的理由不僅暗和人物的性格,它也可能潛伏在每一個正常人的內心深處,深到難以察覺,卻頑固不化。也就是說,這些所謂的荒謬、偏執和怪異并不專屬于某種人,它恰恰就隱藏在普通人的潛意識里,因而小說通過這些個案講述的不是獵奇故事,而是與每個人相關的人性“暗疾”。

        在精神困頓中學習愛

        雖然寫了很多陰暗偏執的負面人格和情緒,但是魯敏的小說從本質上是溫暖和積極的。她在很多小說中幾乎是介入式地扭轉悲劇帶來的絕望宿命,力排眾議地要讓幸福的微光照亮這些小人物。《墻上的父親》結尾,慘淡的生活并沒有磨損人對幸福的渴望與追求:“好好睡吧,妹妹,醒來之后,你得自己去翻越你的山頭,一個接一個的,生而為人,就得如此。但是,你要相信——你并不孤獨,因為人人都孤獨。你將會幸福,因為人人最后都學會了幸福,用他們所有的不幸作為學費。”貧弱的人要彼此溫暖,學會愛、學會獲得幸福,這是魯敏小說重要的意義指向,也幾乎是她筆下人物惟一的自我拯救方式。

        《百年孤獨》的作者加西亞·馬爾克斯在回答“布恩地亞家族的孤獨感源出何處”這個問題時說:“我個人認為,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愛情。布恩地亞整個家族都不懂愛情,不通人道,這就是他們孤獨和受挫的秘密。我認為,孤獨的反義是團結。”魯敏筆下的那些深陷在精神困頓中的人物,也面臨同樣一個問題,那就是如何面對愛的匱乏,并學習如何去愛。

        長篇小說《六人晚餐》中每個人的性格、趣味不同,但他們的生活都直接與市井和泥土銜接,卑微、鮮活、疼痛。愛而不能,無力去愛是他們疼痛的核心。作者在小說結尾處說:“要學習愛、要創造愛,這是不可違抗的責任”,她還引用里爾克的話:“我們的人生就是一個被艱難包裹的人生。對于這個人生,回避是不行的,暗諷或者墮落也是不行的,學會生活,學會愛,就是要承擔這人生中艱難的一切,然后從中尋覓美和友愛的存在,從一條狹窄的小徑上尋找到通往整個世界的道路。”這似乎是艱辛生活中惟一的答案,它讓人在幽暗的人性深淵里看到光亮和救贖。

        《逝者的恩澤》是魯敏最重要的中篇小說之一,其故事性、可讀性在魯敏的小說中都是非常突出的。小說中的男子意外去世后,其情婦和私生子千里迢迢找到他的妻子和女兒,4個人后來相濡以沫,共同生活。魯敏出色地將這個奇異的故事完成得合情合理,在她的筆下,人和人之間的體恤和愛遠遠強大過背叛與死亡,或者說人通過對愛的尋找和堅持,最終找到了與這個世界和諧相處的方式。

        在魯敏最新的中篇小說《隱居圖》中,男子通過展現自己寒磣卻溫暖的家庭生活,來刺激已經功成名就的昔日情人,因為他知道女人的成功中缺少家庭生活的溫馨。本以為是一場需要盡力掩飾的喬裝,卻因為女人的輕信,變成了愚蠢的獨角戲,也失去了偽裝的意義。看似隱居在小城、生活幸福的男人其實是滿腹辛酸和不情愿,因為他的隱居只是被迫的放棄。說到底,真正隱居下來的不是他的肉身,不是他對未知生活的渴望,而是過去他心里的夢想——它一直不死,需要被壓制,只有壓制下來才有表象的安寧,但是昔日情人的到來卻打碎了一切。小說的結尾,他們艱難地擁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為了曾經愛過,為了久別重逢,為了再次訣別,在最后這一刻,放下偏見與堅硬,拋卻身外之物,還原為一對有情義的、軟弱的人”。這種善意的了解和同情帶有作者主觀干預的色彩——在小說的虛構世界中,人物最終得到撫慰和體貼。

        《超人中國造》寫了一個辛酸的童話故事,敘述者將深陷在貧窮和困頓中的人們從污泥中扶起,并給了他們一個美好的夢境。男主人公是玩具廠倉庫的保管員,卻一不小心成為“超人”。他無意間為自己兒子和周圍同事出的主意,竟都令他們心想事成。于是,一個中國式的超人誕生了,人們相傳凡事向他訴說便能達成心愿。這是一個貧苦人的童話、一個小人物的卑微的夢想。它幾乎禁不起任何揣摩,幾乎注定就要被揉碎踐踏,但是卻令人長久地回味。《超人中國造》結構簡單,人物的內心世界以及敘述方式都并無太多特色,它看起來更像是一個短篇小說,一個剛剛完成卻還有很多空白的故事。但是作者的敘述姿態卻令人感動,她的目光停駐在窮人的現實和夢想中,真誠地安撫那些受傷的靈魂,在微不足道的瑣碎日常中,贊美卑微者的自尊和善良。

        現實世界總是區分主流和支流、中心和邊緣,但是小說世界卻是多義的、模糊的,弱者在這里有時候是英雄,邊緣人物常常攜帶強大的真理,偏執或者極端的個性中往往有令人感動的澄澈和清明。《伴宴》中,女民樂手放下清高去宴會上演奏,她的極端在于即使在喧囂的宴會上,她依然有能力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的精神世界有自己的玻璃罩,可以擋住一切。《六人晚餐》中的時代背景和歷史場景都不重要,它們只要能夠搭成一個簡易的舞臺,且這舞臺的核心是無所不在的被窺視就足夠了。六個人在這個舞臺上小心翼翼地表演,或為情欲,或為情誼,或如白癡般茫然,或如地母般包容,他們都是底層生活中反宿命的英雄。

        由細節切入內心

        魯敏善于捕捉新鮮的命題,并深挖下去,挖到內里讓人看見人性種種,看到荒誕不經、真與美,同時也看到作者本人的審美姿態。她的小說故事性并不強,但大都有比較好的可讀性,這與她對人性中眾多奇異之處的探掘有關,也源于她充沛的敘述才華。她的敘述中描述性的部分較多,注重對人物情感和意緒的渲染,展示的是動態事件中的各個橫斷面,有很強的畫面感和寫意性。她善于發現細節,尤其是生活中那些微妙的、難以言明的感觸和體悟,在魯敏筆下常有令人心領神會的描述。

        《隱居圖》開篇寫分手多年的戀人在一個小鎮中重逢:“舒寧一直盯著他。他到現在都沒有看她一眼,這說明他肯定也認出她了。”《六人晚餐》中,弟弟小白發現了姐姐曉藍和丁成功的曖昧,是因為他們在一個飯桌上吃飯,卻始終錯開彼此的目光,這種有意的“不看”其實就是一種“看”。《燕子箋》寫窮鄉村小學的束校長苦惱于學校沒有自己的廁所,卻在捉襟見肘的日子里努力保持著知識分子的體面,小說寫到束校長這尷尬的身份時說:“于經濟上面,束校長總有些糊涂,主要的,是他喜歡并縱容著自己的這種糊涂,覺得正好有點文人的樣子。”《秘書之書》中提供了兩個秘書的模型,他們對秘書這個職業有不同的理解,其言論也非常典型。秘書小田認為:“如果把領導比杯子,那最好的秘書就應該像水,倒到什么杯子里,這水就應該妥妥帖帖地成了什么樣。”但是,同為秘書,小高對此不屑一顧,他認為:“秘書的最高境界就是做領導的領導。”秘書這個工作對于他來說是跳板和準備。貼切合理的細節是小說的肌理和血肉,很多女作家善于細節描寫,有人對細節的展開程度甚至令人瞠目結舌。魯敏也是不折不扣的“細節控”。她筆下的細節源于對現實生活的敏銳觀察,這觀察有世事練達的了解,也是對人性中各種小心眼、小打算的洞悉和寬容。

        魯敏的小說可能與官場有關,與婚戀有關,與底層有關,但又不是典型意義上的官場小說、情感小說或者底層文學,她沒有讓自己陷在各種潮流或者類型之中。她的文字透過這個時代的焦點問題,最終又急切涌向人內心的場域,只有這里才容得下一個復雜而敏感的主體世界。當然,“去類型化”,就必然要另辟蹊徑,甚至劍走偏鋒,這意味著更多的冒險和發現,也意味著更可能出現的創作上的瓶頸,而這也是魯敏小說創作中必然要面臨的問題。雖然人類的體驗、心靈的歷險無窮無盡,但是對于個體而言,尋找具有價值的獨特經驗卻是有難度的。怪異之事到處都有,極端性格容易博人眼球,但是如何敘述,以及這敘述能否帶來新的發現、新的啟示,這是更重要的問題。對于想在人性領域開疆拓土的魯敏來說,更是不能回避的難題。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的精神是復雜的精神。每一部小說都對它的讀者說:‘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樣簡單。’這是小說的永恒真諦,不過越來越聽不到了……”在這個趨向娛樂化、物質化、表象化的時代,魯敏的寫作是異質的、復雜的,也是具有反諷性和深度意識的,她對于內在世界的癡迷和想要收藏“人”的野心,更是令人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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