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說的臨門一腳

　　聚焦文學新力量

　　畢亮，生于湖南安鄉縣，現居深圳。短篇小說集《在深圳》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13年卷。作品多次入選年度小說選本。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魯迅文學院第七屆高級研討班青年作家班學員、楊爭光文學與影視藝術工作室成員，曾獲2008年度長江文藝文學獎、第十屆(2010年度)作品文學獎、深圳青年文學獎，有小說改編成電影。

　　短篇小說的臨門一腳

　　□張燕玲

　　我不懂足球，卻有多次獨自半夜起身追看世界杯之類的糗事，讓自己平庸的生活沾點喜氣，攢點活力，似懂非懂地跟著激動不已，尤其期待酷哥們的臨門一腳，張力無限。因為，進球的就是英雄；而更多是看到準備臨門一腳時球卻突然被截的大呼小叫，雖然臨場沒有國足，但球賽瞬間的臨門一腳還是激發起我的快樂。畢亮的短篇小說集《在深圳》近日入選2013年“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為他高興的同時，便把沒讀過的其他作品一篇篇讀下來，仿佛觀看了一場場足球賽事。因為在畢亮對文學“深圳”的書寫中，我不僅感受到他對打工者“在深圳”的困惑、焦慮、希望和絕望的深切理解與悲憫，還每每感受到他敘述時臨門一腳的藝術張力。張力來自他寫出來的部分和隱藏的部分，尤其后者，常常用充滿隱喻和暗示的有心無心的一兩句對話，或某個似是而非的細節，一如臨門一腳，小說頓時別有洞天，意味深長。而我特別看重短篇小說創作那臨門的一腳，它不僅是神來之筆揭示了故事，令人震動，還使小說因另有細節而富有意義。

　　失敗者的悲情與尊嚴

　　“在深圳”或說文學的“深圳”，應該是畢亮對當下文學的一個獨特貢獻，因為“在深圳”幾乎成了1990年代以來南下打工者“淘金夢”的代名詞，它精當概括了人物的深圳之所在：在深圳的物質狀態，在深圳的精神狀態。《在深圳》22個短篇幾乎包含了畢亮最有代表性的“城中村”和“失敗者”系列，作品滿含深情地書寫了一個個“在深圳”的故事：那些追尋“為人生翻盤的機會”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各色打工者，他們沒能朝他們預想的方向前行的日子，以及他們難以純粹性成長的精神生活，對親情和個人尊嚴的強烈渴望，他們的困惑、焦慮、希望和絕望。尤其那些為生存困境鋌而走險而爛掉了的生活：在陽光下行走卻無法擺脫生存困境，無奈選擇黑夜的謀生行當，偷盜、搶劫、販毒、兇殺、賣淫等等，他們是被生活一點一點擊垮的失敗者。《在深圳》在整體上表現了一種對弱勢人群或小人物的命運無法割舍的情感，充滿著同情的理解、悲情與悲憫。《城中村》為妻子換腎、女兒去胎記走投無路而盜竊的男人，在深圳害了“職業病”一一死去卻不明真相和權益的馬紅旗們，被譽為成功塑造了“民工版孔乙己”形象的《外鄉父子》，“消失”了生活夢想與激情的房東中年男人等等，他們雖各有缺陷，但他們如此努力良善、克己節儉、孝順愛家的日常，卻一一陷入生存困境。“因為以物質為追求的時代，總是將人的精神壓迫得如此不堪，尤其是遇到突發事件的時候，每個人都會感受到某種窘境。”于是，他們對于現實和精神困境，便有了一個從抗爭到無奈、妥協及沉默或默認的過程。這便是普通人的深圳所在：追夢的絕望與希望同生，在希望中絕望，在絕望中希望，一如《消失》中新來求租的青年男女之于中年男人，他們便是他的過去；而他的今天，也許便是他們的明天；因而落魄的中年男子在離去前，卻將自己的家電送給了年輕人，留下一抹溫情、希望與尊嚴。于是，小人物對理想的追逐和對親情的渴望，及其理想在時代波折面前無情消散的悲劇命運，幽幽暗暗，怪味橫生，直指打工者的深圳內核，奮爭而無常，慘烈而悲涼。畢亮以個人的視角，探究了以打工群體為切入點的深圳所在和時代真實。

　　失敗者也有尊嚴，情感與家庭便成了療傷的棲息地，他們執著于對情感歸宿的迷茫及其深切探詢。中年打工者拼來生活好轉卻夫婦不能同甘，面臨家庭生活的頹敗；青年打工者又無力成家，或面對婚姻磨合期的諸種問題和情感危機，如情感疲乏，外遇，失業，疾病，還有因無力撫養而被人流的孩子等等。在《那個孩子是男還是女》《大案》《血腥瑪麗》中，處于婚姻三年之癢的青年夫婦面臨困境，常常為基本的生存問題苦惱、矛盾、掙扎，內部的心理沖突使磨合期變得難以承受，身心疲憊，早以無從應對日常的瑣碎和一地雞毛，家長里短雞毛蒜皮不僅磨損了熱戀的幸福感，尤其那些個被人流的“還沒長出來的孩子”更是毒針般扎刺著年輕脆弱的心靈，使之“涌起一陣酸楚和疼痛”。“過去他們是兩朵棉花，挨到一起能相互溫暖；現在他們卻成了兩只刺猬，碰到一起就會刺傷對方”。“我們還有愛情嗎”？“愛情能當飯吃？”在餓肚子時，愛情竟如此無力。但是，更多的年輕大學生，還有不甘，一如蒙嘉麗對馬望的期待“我們應該掙扎一下，不那么輕易就放棄，屈從現實”，才可能“百年好合”。這些初到社會的稚嫩心靈與粗糲世事磨合的成長故事，不僅暗示著人物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沖突，還暗示著這個時代底層的精神去向、文化反思和生存困境，這是關于個人、也關于社會的困境，當然也帶著畢亮對人性的美好懷念，對失敗者的同情之理解，以及對人命運的脆弱性的悲憫。冷冷暖暖，影影綽綽，他的“城中村”系列、“失敗者”系列就這樣匯入了深圳以及大時代的社會和歷史，也惟此，它就不僅僅屬于個人，屬于深圳，也屬于我們這個時代。于是，生命悲情與人性之花，在深圳，在人類心靈靜靜開放。

　　藝術上的臨門一腳

　　短篇小說的精彩，大多來自于故事高潮迭起的臨門一腳，它的意義在于此刻的另有細節。畢亮臨門的一腳大多在于平靜之下的波瀾，以及波瀾推出的大潮。他總是淡淡地講述著“城中村”生存掙扎的故事，不渲染悲情色彩，卻以無比平靜的真切、人物對個人生存和尊嚴的渴望一點一點地打動著我們，再以一個隱藏在這一切背后的最具戲劇性的核心細節作結，戛然而止，有力地暗示了一個更為豐富的文學世界，內力擴大，綿延不盡。短篇集首篇《恒河》，以講述性的語言和平靜筆觸把現實生活講述成一個傳說，“剩女”孔心燕，在無數次相親中，終于與馬修對上了眼，似乎一切都靜靜地朝著婚姻軌道行駛，馬修多次前往探望她那因與銀行搶劫犯槍戰致癱的前特警隊長父親，突然，沒由頭地馬修玩消失了。淡淡的敘事一直緩緩推進著故事，而結尾一如臨近了球門，孔心燕在面對并追問馬修“到底為什么”時，馬修說，“你比我更清楚，我一直等著你的實話。”臨門一腳，這關鍵的一筆，暗示了故事中的故事，原來癱瘓在床的孔父，并非孔心燕介紹的英雄，恰恰是被槍擊致癱的搶匪。這是孔心燕在一次次真話遭棄后說謊的因果。因為真話不斷碰壁，用謊言托詞，偏偏新男友馬修是個向往恒河、有宗教情結的虔誠真性男子，于是謊言遭遇到真誠，剩女只能再剩。女性的無奈，世事的無常無情，隱喻著人性理想的恒河一直是主人公可望而不可即的符號，似乎成了故事若隱若現的背景音樂，令人觸摸到真相與謊言，世俗與凈地，紅塵與禪意，虛實互文，相生相融卻天地相隔。畢亮書寫了這么一個被命運追逐、擊垮的女性，無論真話還是謊言，在無常無奈的世事里，孔心燕的生活因父親的鋌而走險變得復雜多變，也必然一世滄桑。

　　小說關于孔心燕的過往，孔父那曾經震動全市的銀行搶劫案等等是作品隱藏冰山之下的巨大沉默，小說平靜敘述的是孔心燕與母親每天對癱瘓父親細致的照看，雖有無奈卻沒有嫌厭，隱隱的沉悶緊張氣氛中，是全家共患難互擔憂盡義務的親情，與馬修追求在恒河修心的虔誠相映成趣，為小說奠定了淡淡溫情的基調。簡簡約約中，結尾主人公輕輕的兩句對話呈現出人性與人生的復雜、脆弱乃至慘烈，還有溫情與尊嚴，也留給我們不盡的震動和想象。

　　畢亮追求著美國作家卡佛簡約的小說氣質，22篇小說基本秉承這種簡約之風，顯示著外部敘述平靜，內里緊張激蕩的現實質感。小說文字節省，筆端隱忍，始終令真相隱藏在情感背后，這樣的情感空間必然是闊大的，臨門一腳，是否進球，卻遮蔽不讓觀眾看見，于是張力擴大，余味綿長。而另一個隱藏的故事卻若明若暗地出現了。

　　他臨門一腳后的另一個故事，如《鐵風箏》中，寡婦楊沫的新戀人馬遲，也許就是擊斃楊沫那為給失明兒子治病而搶銀行的丈夫的特警。《在深圳》中那位一再出軌，回家看到有人一直蒙頭睡在他床上，竟有了與鬧離婚妻子所謂道德扯平的理由，而在妻子鄙視下心安離家后，我們看到那個宿醉的陌生人，竟然是個一言未發而悲愴號哭的年輕女子，如問她有幾多傷愁，必將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畢亮為我們留下了另一個故事的無數可能性。《大霧》深鎖了3天的深圳及其兩對男女迷霧般亦真亦幻的情感與婚姻真相，開啟另一個故事的鑰匙是那枚襯衫寶藍色扣子。《外鄉父子》被生活一點點擊垮的故事后面，還隱藏著外鄉人母親的故事：“母親是越南人！她是個毒販，給越南警察打死了，是個狙擊手干的”。《消失》中在現實面前消失了美好夢想與生活之后，卻留下了神秘無處不在的“那股怪味”，隱隱地散發出一股頹敗的氣息和寒意。《紙蟬》中一直打哆嗦，始終未能將紙蟬折疊成孩子兒時滿意形狀的父親，在兒子追問母親死因后的悄悄離去，孩子的身世和母親的死又形成了另一故事的新結等等。這樣的藝術追求，在于他創作初期便隱隱有了這樣的文學自覺，如他的“官當鎮”系列中的《繼續溫暖》，結尾就以眼瞎的“爺不是用眼睛看人，是用耳朵看人”，爺爺對孫子馬達為安慰他把爹娘的聲音學得神像之事“什么都曉得”。這個留守爺孫相互溫暖相互照亮的2008年故事，獲得許多贊譽。而這份簡約文風中的臨門一腳，這種小切口大空間，戲劇性隱藏深處的藝術張力，在前述他近年的“城中村”系列、“失敗者”系列中漸漸成了他的自覺追求，也是他短篇小說寫作過程的一個獨特的精心構思和出彩之筆。

　　短篇小說創作的難度

　　與其他文體相比，短篇小說一直是高難度的寫作，在短小的篇幅下完美講述一個故事或塑造人物，并有臨門一腳的高潮迭起，這對語言、文字、結構等技藝要求很高，尤其在短篇小說遭遇寫作低谷的當下，年輕的畢亮就以自己出色而獨特的創作尋找到自己的藝術通道，實屬不易。要知道，不少作家窮盡一生，還在似是而非中。當然，要使這條通道伸向遠方，也許畢亮還要戰勝已有的自我，把自己“在深圳”的目光深入到更廣大之所在，尤其警覺作品間的似曾相識。

　　的確，畢亮的單篇都有相當的文體自覺與文學自信，但結集的22個短篇數次給人似曾相識的感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相互重復與自我重復的現象。如其故事流程與心思的糾結點基本相像，皆是尋求改變命運和生活夢想的外來打工者的深圳之所在，皆是他們對于現實、精神上一個從抗爭到無奈、妥協及沉默或默認的過程，結局雖不同，但無一不是在深圳的外鄉人的悲劇。而故事與命運節點大多在于人物的各式失敗，情感婚姻危機大多來自無力撫養孩子而人流，或欺騙或出軌等等，犯罪則是因失業或疾病等生存所迫的鋌而走險，如搶銀行、盜劫、販毒、兇殺、賣淫等等。生活場景甚至句子多有重復：租屋，城中村農民房，二手家具店，壞了長久沒修的馬桶；“室內潮濕，蟑螂、蜈蚣、臭蟲和不知名的竹節蟲就會從墻角旮旯爬出來”。黑蝙蝠亂飛。電視屏幕，女播音員說著某個城中村發生了兇殺案，或銀行搶劫案、或小型爆炸案。“夜晚，不間斷地會聽到夫妻間的爭吵聲、歇斯底里的哭聲、幼童尖銳的叫聲……”令人感受到他整體創作的臨門一腳還是欠了點兒火候。

　　是的，我們在深切體味到了畢亮對失敗者命運與尊嚴無法割舍的情感和力透紙背的表現，感嘆他表現文學的“深圳”這一獨特的社會現象的文學貢獻的同時，更期待他作品的氣質和文學品質上有更俊逸更多樣也更有力量的追求，不止于單篇作品的另有細節的臨門一腳，而是他個人創作的神來之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