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饋贈

　　大約是2010年，我參加一位朋友的婚禮，場面熱鬧、盛大。在那繁華、喧囂的氛圍里，我想到另一位結婚卻沒有操辦婚禮的朋友，以及半是憂傷半是甜蜜的深圳往事。

　　10年前，我從湖南來到深圳，至今記得那個夏天的溽熱、硬邦邦的臺風、潮濕的雨水。記憶里沒有抒情，惟有初入職場年輕人的窘迫、惶恐與不安。10年了，深圳生活仍然時不時地令我驚奇，高度的現代性，蓬勃的商業(yè)環(huán)境，崇尚競爭、崇尚速度，鋼筋水泥的叢林法則扼殺了諸多天性，譬如童真、樸實、真誠，人心一天天冰冷、“硬化”。我們不得不不斷地做出讓步、妥協，學會接受。

　　我時常想，我和我的同齡人，我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時代里？所有人都在向前奔跑，慢了生怕掉隊；信息越來越豐富，價值觀卻越來越單一，物質至上……作為一個存在于現實中的個體，我常常感到困惑，也陷入“影響”的焦慮，內心認定的路與價值，是否該堅守和堅持。

　　就在我為內心的糾結感到不安臉紅時，我會想起另一個超然于現實之外的朋友，他淡泊物質，忠于內心。某天，我們坐在星巴克聊天，他談起生病的父親，為節(jié)省每天50塊錢的住院費，暴熱的夏天，他父親住進沒有空調仿若蒸籠的病房……他忘不了躺在病床上干瘦的父親慈眉善目看他的模樣，目光溫暖、寬厚。那一刻，我想到了自己年邁的父親、母親，內心兵荒馬亂。

　　我又陷入了困惑。

　　從故鄉(xiāng)到異鄉(xiāng)，從湖南來深圳的10年，有兩個“我”在生長：一個在現實世界，一個在虛構的小說世界。坦率講，我不喜歡現實中的“我”，規(guī)矩、冒似有教養(yǎng)、假裝體面，似一只籠中獸、圈養(yǎng)的家禽，看不到可能性；我更珍視寫小說的“我”，坐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寫絕望的故事、寫溫暖的故事、寫絕望與溫暖交融參半的故事……那個“我”是莽林里的野獸，看不清來路，看不到去處，充滿了未知和可能性。

　　克爾凱郭爾說：“世人眼中的大事，在我看來毫無意義；世人認為的屑小之事，對我而言卻是異常重大。”我喜歡寫日常和瑣屑之物事，寫小說時，我更愿意把自己當作偵探，去發(fā)現人物細微變化的表情，留在桌面指尖的紋理、水杯上的唇印，探索晦暗不明的空間和旁逸斜出的枝節(jié)……當讀到卡佛、耶茨、奧康納時，我感到相見恨晚，在卡佛、耶茨筆端，個體的茍且、不安、躁動、妥協、隱忍，懸乎于生活角落的微塵，全部登堂入室，成了撼動人心的小說；而奧康納更大膽、放肆，拋開了道德的束縛、習俗的禁忌，去探索人性的幽暗與復雜。閱讀過程中，許多個瞬間，我感到自己被捆綁的手腳得到解放。

　　有一天，我突然想寫一個人感受到的文學的“深圳”，寫在深圳的不安、困惑、焦慮、希望和絕望……這些“情緒”因深圳這座表面光鮮的改革開放前沿城市而放大。這是深圳或說時代饋贈給我的富礦。但，夜深人靜時面對“深圳”，我卻無從下手。幸好，遇到了德國畫家霍爾班，他幫我找到了敘述的切口、角度。《使節(jié)》是霍爾班的傳世之作，在這幅充滿暗示的畫中，霍爾班以變形的手法隱藏了一枚骷髏，正面看不出是何物，只有從左側斜下方或右上方以貼近畫面的角度才能辨認它的原形。這幅畫符合我對短篇小說藝術的理解：結構于簡單之中透著復雜，語言曖昧、多解、指向不明，人物關系若即若離，充滿緊張感和神經質式的爆發(fā)力。

　　在書寫深圳題材的小說時，我意識到每一位作家都有他表達真實的方式和敘述的路徑，我想做一名“在場”的作家，以文學、以小說的方式呈現變革時代、社會轉型期個體的精神困境，選擇與放棄，得意與失意；以小說文本讓后來者記住，我們生活的城市——深圳，曾經有一批墻角下的生命，他們的抗爭與抉擇，他們的動蕩與心安，他們的希望與絕望……這是我理解的文學對個體、對生命的尊重。